徽从何处来？ -6parkbbs.com

丨什么造就了徽州？丨

▲ 摄影/方托马斯

-风物君语-

山水田园，士农工商

1987年11月，国务院发文，宣布撤销徽州地区，转而成立地级黄山市。对于这次更名，不少徽州人仍“耿耿于怀”：我们徽州便只剩下了一个旅游景区吗？

▲ 雪后黄山。图/视觉中国

徽州的珍贵并不在于名字。山水与村落，是每年数以千万计的游人，探访徽州的主要目标之一。但是徽州文化的精髓，体现在从哲学艺术到生活方式的自成体系。形成这一特殊地域文化的背后力量又是什么呢？

徽州，山水是她的底色

▲ 清徽州府的“一府六县”格局。绘图/Paprika

古徽州长期保持一府（州）六县的格局，下辖歙县、黟县、休宁、祁门、绩溪、婺源六县。近代以来徽州府经历行政区划的变革，先是婺源转隶江西，后是绩溪划归安徽省宣城市，徽州的主体部分则作为今黄山市存在。“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黄山的的确确是徽州地区，乃至安徽、中国的一张名片。

▲ 徽州析分后的行政区划。绘图/Paprika

徽州经历过剧烈的地质运动。从而形成了中部断陷盆地，两侧断块隆起的基本格局。从地理的角度来说，黄山山脉是长江、钱塘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东接天目山，北连九华山，是皖南山地的中枢。以黄山为首，徽州有着众多的山地丘陵。根据《徽州地区简志》，徽州地区撤销前辖区面积13403平方公里，其中山地丘陵总面积达到了10578平方公里。因为有了这些山，才有了新安画派，才有了行遍天下的徽商，才有了我们看到的徽州。

▲ 黄山市地形图。绘图/Paprika

外地游客去到徽州游玩，多半也是为了看徽州的山。作家郁达夫到徽州旅行时也对山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车非要穿入山去，学穿山甲，学神仙的土遁，才能到得徽州了……我先在车里默数着，要绕几个弯，过几条岭才到得徽州，但后来为周围的险景一吓，竟把数目忘了”。

▲ 绩溪，梅干岭。摄影/金洁

徽州的山太过有名，以至于水的作用往往被人们所忽略。

▲ 新安江。摄影/方托马斯

最重要的新安江东流进入浙江，阊江、乐安江南流入鄱阳湖，青弋江北流入长江。徽州山地丘陵占主导，但是发源于其间的河流水系不断冲刷侵蚀，使得徽州境内散落着大小不一的山间盆地，进而为后来徽州人的繁衍生息提供了空间。徽州的古镇、古村落都是依托盆地与谷地兴建。

▲ 宏村南湖。摄影/方托马斯

在整个中国传统社会中，农业为本，徽州的地理条件绝对算不上优渥。比如满是奇松怪石的黄山，怎么看也不像是个种地的好地方。徽州人只能在盆地与河流沿岸平原，从事有限的农业生产。不过，多亏了这种艰苦环境，才塑造出徽州文化。所谓“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就是这个道理。

▲ 冬季的婺源篁岭。摄影/韩阳

山性使人塞，水性使人通

在徽州的故事里，山的作用在于阻隔，水的作用则在于沟通。

徽州被山脉包围，形势险固，甚至有人将之比作“蜀之剑阁”。山越是这块土地原本的主人，他们就倚仗地形优势，拒绝接受中原的统治。在中原王朝势力逐渐南下的过程中，这些山中土著与外来势力的冲突就不时发生。东汉末年，孙吴重兵围剿山越，将山民驱逐出山，才第一次在这里建郡（新都郡），开启有效统治。

▲ 黄山区汤口镇的清晨。摄影/李琼

徽州是个移民社会。西晋末年战乱爆发，徽州险峻的山峰，足以成为挡在战乱与百姓之间的屏障。这块开发尚不完全的“世外桃源”成为北方难民落脚地之一。

以家族为单位的北方世家大族陆续定居于此，徽州人对血缘纽带的执着，此时已埋下了一颗种子。类似的故事又在唐末五代、北宋末年两度发生，迁入的百姓成为徽州居民的主体。从这种角度来看，大概所有徽州人都不属于这里。

▲ 婺源石城。图/视觉中国

徽州人的脚步倒也真的没有停下过。徽州移民社会的属性不光是“走进来”，也是“跑出去”。明朝人王世贞就说：“大抵徽歙，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徽州人看起来好像都是坐不住的性子。

▲ 黟县，卢村。摄影/毛毛熊tinybear

徽州连接周边省份除了数条古驿道，靠得就是四通八达的水系。因为多山，徽州的河流大多湍急，所以易出难进。对于打算外出谋生的徽州人来说，水流湍急却是自有好处。徽州的木材商便是通过“放木排”的方式将木材销往外地，也就是将木材捆扎成排，顺水而下。

▲ 歙县，昌溪古村。摄影/江南

君主专制时期，商人受歧视，经商被视为“舍本逐末”，徽州人却“寄命于商”。他们脑后有反骨吗？偏要与朝廷对着干？徽州人经商是迫于无奈，毕竟这里的耕地太少了。不过，正是他们的背井离乡奠定了徽州繁盛一时的物质基础。

无徽商，不徽州

如今我们提起徽商，第一反应会是明清的盐商，亦或者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其实徽州的商业活动开始得很早，并且形成了不小的规模。

▲阊江老码头（2004年被拆毁）。历史上徽州商人正是通过这条水道，源源不断地把徽州茶叶、香菇、木材，运至安庆、武汉等地。摄影/张建平

唐朝成书的《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记载当时“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唐代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中，已有“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的词句（唐中叶划黟县赤山镇与饶州浮梁县地设祁门县）。可见祁门一带在唐朝已成为重要的茶叶集散地。

“徽骆驼”们外出经商的直接原因是人多地少，但这并不能解释徽商为什么能成为最重要的商帮。

▲《徽商水路程图》曾是徽州商人外出经商必备的道路指南。摄影/张建平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徽州人宗族观念极重。唐末以来北方士族群体遭到了战争的破坏，世家大族的那种家族观反而在徽州这个“避难天堂”保留了下来，并逐渐成为影响地区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明朝嘉靖年间，长期以来禁止庶民建立家庙的限制被打破，徽州从宋朝就开始的家祭风俗逐渐走向公开化，徽州人骨子里的宗族观被去掉了最后一副枷锁，凝聚力大大加强。以同姓为单位的徽州商帮自然而然受惠于宗族文化。

▲ 宏村汪氏宗祠，乐叙堂正堂门楼（建于明代）。图/视觉中国

《茗州吴氏家典》就有“势不得不从事商贾，族众或提携之”这样一条家法。徽州人投身商海的资本也大多是通过家族以及不同家族之间的联姻而获得。《清稗类钞》中记载，汪氏家族移居徽州后，只与程氏联姻，因为两家都是富商巨贾。不仅如此，徽商甚至雇佣学徒伙计都优先选择家族内知根知底的人。

俗话说“无徽不成镇”，徽州人走到哪便把家安在哪。同乡同族的情谊，使得他们在客居地自发形成了商会组织。同时家族从事同一行业也有利于形成垄断，取得利益最大化。比如开设典当铺的就大多是休宁籍商人。

▲ 休宁县万安镇，吴水森正在为罗盘装针。吴水森（已故）吴鲁衡罗盘第七代传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摄影/张建平

经营有方，加上抱团取暖，徽商迅速积累了大量财富。除了用这些钱财进一步投资，提高生活水平，以及造福乡里，就是徽商的主要目的。

徽州的村落很多是一姓村，同村便是同宗，宗族观念让徽商有很强的责任感，认为必须要为同族做出贡献，这也是一桩光宗耀祖的美事。西溪南吴氏家族财力雄厚，他们就专门延请水利专家为村落修建条堨等水利工程，这些明朝修建的水渠至今仍在使用。

▲ 渔梁坝是徽州著名的水利工程，这里曾经是徽商将货物运往江南的集散地。摄影/方托马斯

捐资公共工程之外，吴氏家族最知名的是与文人墨客的来往。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渐江曾长期住在吴家的家山寺庙之中，明朝知名才子董其昌、祝枝山等人都是吴家的座上宾。

▲ 明代书法家董其昌为宝纶阁题写的匾额“彝伦攸叙”，长5.4米、高2.2米，是徽州现存最大的匾额。摄影/张建平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吴家家山，就是现在无人不知的黄山。与文人交往在徽商群体中并不稀见，吴氏家族最令人惊叹的还是家藏的艺术品。吴家以盐业致富，巨额财富让他们可以收藏许多艺术珍品，其中最知名的就是前一阵因赴日展览而引爆舆论的“天下第二行书”——《祭侄文稿》真迹。

▲《祭侄文稿》（局部）。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官网

然而，也并不是所有文人都对徽州感兴趣。人们常引用汤显祖所说“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来赞美徽州，其实这是清高的若士先生在讽刺徽州这个“名利场”，表明自己不愿意去徽州谋名利。不过，这倒也侧面说明了徽州人的能量之大。

▲ 歙县棠樾牌坊。共7座，明代3座，清代4座。作为对在忠孝节义上“功勋显赫”的官员的一种表彰，体现了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思想。图/视觉中国

徽州像吴氏一样的大家族还有很多。他们大多与文人士子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其中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兴建书院。

再穷不能穷教育

▲ 休宁素有“状元第一县”的称号。图为休宁籍状元黄思勇的“状元卷”。摄影/张建平

徽商一直有儒商的称号。他们对于文化教育的重视，放眼全国也难有能与之相比者。

歙县鲍氏的徽商鲍柏庭曾直说：“富而教不可缓也，徒积资财何益乎。”有钱了不办教育，有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用处呢？徽州的诸多大家族也几乎都有先弃农从商，致富后再投资办学让子弟读书的经历。绩溪胡氏家族一支明经胡氏，就是因为始祖胡昌翼中科举，便以科目之一的明经指代家族。

▲ 绩溪大坑口村（龙川），胡氏宗祠。摄影/张建平

徽州文风兴盛并不是偶然。因为这里是程朱理学正宗所在。朱熹和程颐、程颢兄弟的祖籍地，都是徽州。理学所阐述的那一套“纲常伦理”，既是古代中国的主流思想，又深度契合徽商重宗族的文化内核。希望通过科举取士得到更多话语权，又必须保持家族稳定的徽州人，自然重视儒学。

▲ 西递敬爱堂，朱熹所题“孝”字。摄影/Knightlee

明清两朝，“天下书院最盛者，无过东林、江右、关中、徽州。”书院这种形式始于唐朝，是徽州儒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自明朝起，徽商通过垄断盐业取得巨额财富，书院也得到了大量资助，即使是深山远谷之中，也能听到诵读声，时人称徽州为“东南邹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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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左至右）南湖书院、竹山书院、紫阳书院。一图摄影/陈彦；二图摄影/何嵘；三图摄影/张建平

中国人向来在教育上是毫不吝啬的。家里再困难也要给孩子最好的教育条件，徽州人可以说是最佳的例证之一。明万历年间的礼部尚书歙县人许国，少时父亲经商失败，只好自己一边经商一边读书，可惜连续五次乡试不中，家产变卖一空后跑到河边寻短见，最后是得到了木材商的资助才能够继续读书。许国一人的经历，已足以看出徽州人对教育的重视程度。

▲ 元宵节，歙县许村敦睦堂的许姓男丁，在村中大观亭前舞起大刀祭祀自己的祖先祈求新年平安。摄影/张建平

商人与士人的良好结合，也是徽州文化的特殊性所在。士农工商四民中，士一直是排在首位的。商人的社会地位则最低，科举制形成之初，商人甚至都不被允许参加科举。而徽州人能够直接说出“读书好，经商好，效好便好”这样务实的话，或许才是这片土地发展出徽州文化的真正原因。

徽，中式美学的一个符号

▲ 鱼灯会上的孩童，歙县汪满田村。摄影/方托马斯

不管是经商还是做官，徽州人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们改变家乡面貌的同时，也改变着客居地的一切。清朝时扬州的繁荣，就得益于客居当地的徽州盐商。由于尊儒的传统，这些商人，并不是只知挥霍的暴发户，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在中国人深厚的文化中留下独特的一种美。

▲ 婺源，甲路纸伞。其历史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摄影/龚跃贤

士农工商之中，最能给今天的我们留下直观印象的不是别人，正是徽州工匠。

或许是学风兴盛，徽州的工艺品之中最有名的就是文房用品：汪笔、徽墨、澄心堂纸、歙砚。由于徽州多山地，松树极多，可以满足大量生产松烟墨的需要。徽墨制法复杂，在徽州本地还要细分为歙（县）、休（宁）、婺（源）三派。此外，往来于徽商家中的文人墨客，又参与到工匠制墨的过程之中，使得徽墨实用性、艺术性并重。尽管世事变迁，徽墨一直名列国人通称的“文房四宝”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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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徽墨的制作工艺及文化（从左至右）：描金（1-3）；明万历年间《方氏墨谱》（4）；压模（5）；晾墨（6）。图1、3/视觉中国；图2、4、5、6摄影/张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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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左至右：歙砚的制作。图/视觉中国；（明）睡鹅形眉纹歙砚。摄影/张建平；（清）松鹤万年歙砚。摄影/张建平

徽州三雕更是直接受惠于徽商雄厚的财力。徽商兴建住宅，或者为家族修建祠堂，都离不开砖雕、石雕、木雕的装饰。从人物、山水到花草、鸟兽，都是徽州三雕常见的题材。装饰房屋的同时，也起到潜移默化的说教作用，让族人耳濡目染，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因为这些精致的雕刻存在，白墙黛瓦的徽派建筑，远观素雅，近观则充满丰富的细节，充分展示了徽州人的审美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