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香草美人”法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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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周秉高 6park.com
游国恩先生曾经讲过：“屈原的辞赋差不多全是用‘比兴’法来写的了，其间很少有用‘赋’体坦白的、正面的来说的了。”（《游国恩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9，166页） 可见要想看懂楚辞，必须了解“比兴”手法。关于楚辞的“比兴”手法，东汉王逸云：“《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2-3页）这段话列举实例诠释了楚辞“香草美人”这一修辞手法，明确地指出其历史渊源和艺术效果，后来诸多楚辞学者往往引用，因此似乎快成了楚辞“香草美人”说之圭臬。可是，王逸没有说明楚辞怎么将自然界中的大量植物嬗变为一种修辞手法的，刘勰《文心雕龙·比兴》对于说明上边这个问题亦有助益。其云：“诗人比兴，触物圆览，物虽胡越，合则肝胆；拟容取心，断辞必敢。攒杂咏歌，如川之澹。”（刘勰著、杨明照校注《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1959，241页）对于楚辞“香草美人”法来说，这段话可提供三点启发。

一是“触物圆览”。凡用“香草美人”法的作者，平时对客观世界中的许多植物一定经常接触，并且做过周密细致的观察。这是将实在的植物嬗变为修辞手法的前提。如果不能具体细致地了解所写植物的各种特征，又如何能类比社会生活中的某些人性、遭遇或环境呢？楚辞中写到的植物，据宋人吴仁杰统计，多达五十五种：荃、芙蓉、菊、芝、兰、石兰、蕙、芷、茝、杜蘅、蘼芜（江蘺）、杜若、芰、蘦；荼、薜荔、女萝、菌、茹、紫、华、菰、莼、 、蒿、苴、蒌、薠、胡、绳、芭、藑茅、揭车、留夷；橘、桂、椒、松、柏、辛夷、木兰、莽草、楸、黄棘；薋、菉、葹、艾、茅、萧、葛、萹、荠、樧、篁。所有这些都是楚地的植物，作为楚人的屈原和宋玉等人，当然经常见到，触目皆是。而且，楚辞作者们对这些植物的观察十分细致，如《橘颂》描写橘子：绿叶素荣、曾枝剡棘、果实圆抟、（果皮）青黄杂糅，（果肉）精色内白……如此具体的描写足证屈原平时对橘树的观察相当细致。因为对橘子的观察十分细致，对其特征与人的某些品性的相似性非常了解，所以《橘颂》表面是写橘，实际是写人，是在抒写自己的高洁品格。还如《九辩》中有一段以树喻人的精彩描写：“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严霜。收恢台之孟夏兮，然坎傺而沉藏，叶菸邑而无色兮，枝烦挐而交横。颜淫溢而将罢兮，柯仿佛而萎黄。萷 槮之可哀兮，形销铄而瘀伤。惟其纷糅而将落兮，恨其失时而无当。”这写的是树，实际是写人，写诗人自己。瞧，秋天的树，叶子枯萎，枝杈杂乱，主干伶仃，树皮干涩，树梢光秃……这里，对一棵秋天老树特征的描写是多么具体细致，而这难道不也正是一位仕途失意士子面色憔悴、形容枯槁的艺术折射吗？《涉江》中则有一段用比兴手法来描写恶劣政治环境的诗句：“鸾鸟凤凰，日以远兮；燕雀乌鹊，巢堂坛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并御，芳不得薄兮。阴阳易位，时不当兮。怀信侘傺，忽乎吾将行兮。”这段诗句中，诗人对鸾鸟、凤凰、燕子、乌鹊、露申和辛夷这些动植物的特征亦显然十分了解，故前八句以鸾鸟凤凰、露申辛夷与燕雀乌鹊这两组香臭腥臊之物作鲜明对比，尖锐地揭露当时楚国政治的黑暗腐朽。后四句讲，在这“阴阳易位”的社会里，诗人才怀忠失意要离开。这是前边比兴所要表达的真正内容，即要表明屈子的悲惨遭遇，并指出此非个别现象，而是当时整个社会的缩影。以上三例都证明，由于诗人对笔下动植物的特征十分了解，所以喻体与本体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二者之间却存在某些共同的特点，正可谓“物虽胡越，合则肝胆” 。

二是“拟容取心”。刘勰原意是说，一般文学作品中，“拟容取心”是指比拟其外在形貌，而实际是摄取其内在的含意，二者相对平衡，似乎无分轻重。楚辞则不然，“拟容”是手段、表象；“取心”才是目的、重点。因此，楚辞作品中往往不拘泥草木的外在形象，而是大胆采用想象和虚构，想人所未敢想，写人所未敢写。聂石樵先生说得对，《诗经》“是凭对客观景物直觉联想的一种类比，并没有幻想和虚构”；而楚辞比兴则“多用寓言，全凭想象”（聂石樵《屈原论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137页）。楚辞中这样的例子很多，如“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以上出自《离骚》）；“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涉江》）；“揽彗星以为旍兮，举斗柄以为麾”（《远游》）；“椒专佞以慢慆兮，樧又欲充夫佩帏”（《离骚》）等。这类比兴形象显然是虚构，是想象——一般人平时谁会真的浑身上下披上花花绿绿的江离、芷草？谁会真的去喝木兰上的几滴露水、去吃秋菊下的蔫萎落花？谁会真的能与早已作古的圣贤同游瑶圃、同登昆仑。至于与天地同寿、与日月齐光、擎彗星和北斗星当旗帜，更是大胆至极的想象！最后两例中，椒专佞慢慆、樧欲充佩帏，显然是寓言，屈子把“专佞慢慆”和“欲充佩帏”这些人性加到了“椒”和“樧”这两种本无人性的植物身上，似乎使它们有了品性，真正的用意是在指斥社会生活中的某些奸佞小人。正因如此，楚辞中的比兴如褚斌杰先生所说，已“不再是简单的以某物比某物，或触物以起兴，而更多的是把物的某些物质与人的思想情感、人格和理想结合起来，融为一体，使物具有象征的意味，使情具有更具体的附着和寄托” （褚斌杰《中国文学史纲要（先秦 秦汉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236页）。这种写法大胆果敢，但效果很好。如《离骚》中写道：“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茝。”这里写到的“三后”杂用的申椒、菌桂、蕙、茝，是四种不同的植物，形貌各异，但它们都是香草。屈原这是在希望君王能团结、聚拢各种各样的忠臣贤士，他们尽管性格、言语、形貌等有所不同，但都是忠于国家忠于君王的，所以楚王应当一视同仁，不能有所偏弃。还如《惜往日》中有一段政治性很强的诗句：“乘骐骥而驰骋兮，无辔衔而自载；乘泛泭以下流兮，无舟楫而自备。背法度而心治兮，辟与此其无异。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前四句以车船为喻体：乘着骏马长驰骋，没有缰绳车将倒；乘着筏子向下流，没有楫桨船要翻。后四句点明本体：背离法度搞心治，如乘车船无辔楫。宁肯一死随流水，只怕再受亡国祸。换句话说，如果继续背离法度搞心治，那么百姓就将再受亡国之祸。诗人感情激越，大声疾呼，鲜明地表现出了一个杰出政治家的胆识和胸襟。以上两例所讲都是政治问题，十分敏感，而且观点大胆尖锐，但由于想象奇特，写法巧妙，比起直白的奏疏之类更加高明，效果更好，因为“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洪兴祖《楚辞补注》，3页）。

三是“攒杂咏歌”。刘勰原意是说古诗往往不单用一种修辞，而是交错运用比兴之法。对于楚辞来说则是另一意思。如姜亮夫先生所说：“在屈子作品中，以比为主，兴较少。”（姜亮夫《楚辞今绎讲录》，北京出版社，1981，110页）因此，楚辞中杂用比兴之事并不多，但是楚辞比起《诗经》来说另具特色。杂者，集也，多也。楚辞“香草美人”法是用众多的喻体来更加鲜明地突出本体的含义。钱锺书先生谈楚辞，颇多可议之论，然其谈到《诗经》和楚辞这两部作品中景物描写的不同之处则比较中肯。其云，《诗经》写景“止乎一草、一木、一水、一石”，而“楚辞始解以数物合布局面，类画家所谓结构、位置者，更上一关，由状物进而写景。”（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86，613页）这是符合实际的。以《诗经》“二南”为例，其中所写草木动物为比兴的有：

南有樛木，葛藟櫐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诗经·小雅·南山有台》）

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诗经·周南·螽斯》）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诗经·周南·桃夭》）

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诗经·周南·汉广》）

此四例确实证明，《诗经》比兴，仅仅“止乎一草一木”。而楚辞比兴则不同，可以至少有二三个乃至十馀个喻体。以《离骚》为例——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茝。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

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 颔亦何伤。揽木根以结茝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 。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

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乎众芳；椒专佞以慢慆兮，樧又欲充夫佩帏。既干进而务入兮，又何芳之能祗？固时俗之从流兮，又孰能无变化。览椒兰其若兹兮，又况揭车与江离。

以上五例分明有三、四、六、八、十一个喻体。这就证明，《诗经》比兴犹如一枝枝单瓣桃花，艳则艳矣，然未免单调；而楚辞比兴则以多种植物比喻某种事物或某种环境，此仿佛成片的多瓣菊花，不但艳丽而且绚烂。《诗经》质朴，楚辞瑰丽。《诗经》中的比兴犹如一幅幅静物画，楚辞中的比兴则仿佛一个立体的生动的艺术境界，读者涵咏之际就有亲临其境的感觉。如被姜亮夫先生誉为“《离骚》这一大类里面的最高峰”（姜亮夫《楚辞今绎讲录》，67页）的 《悲回风》中，有一段往往被人疏忽的十分精彩的描写更能证明这一点。其云：“冯昆仑以瞰雾兮，隐岷山以清江。惮涌湍之磕磕兮，听波声之汹汹。纷容容之无经兮，罔芒芒之无纪。轧洋洋之无从兮，驰委移之焉止？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遥遥其左右。泛潏潏其前后兮，伴张弛之信期。”这表面是在写江水，写得很细微，给读者塑造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境界，而这实际是在描写当时楚国动荡的社会政治现实，正如后人所谓 “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诗品》）。接着诗人又写道：“观炎气之相仍兮，窥烟液之所积。悲霜雪之俱下兮，听潮水之相击。”这里的“炎气”“烟液”“霜雪俱下”“潮水相击”等则是“附理”——“切类以指事”。这段描写十分形象生动，读者阅后犹如真的站在江畔高岸，亲眼看到江水湍急汹涌澎湃的壮观景象，同时真切地感受到屈原当时面对扑朔迷离残酷无情的楚国社会政治现实而产生的那种悲愤凄凉的心境——如洪兴祖所云：“此言楚国变乱旧常，无定法也”，“忧思在心而无所告也”（洪兴祖《楚辞补注》，160-161页）。钱锺书赞之曰：“开后世诗文写景法门，先秦绝无仅有。”（钱锺书《管锥编》，613页）

楚辞“香草美人”之所以成为一种修辞手法，还有以下两个更重要的原因。一是“感荡心灵”（钟嵘语）。这是采用“香草美人”法的基础、根本。朱熹曾云：楚人之词“寓情草木，托意男女，以极游观之适者，变风之流也”（朱熹《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2页）。那么这种“情”“意”从何而来？刘勰云：“楚襄信谗，而三闾忠烈，依《诗》制骚，讽兼比兴。”（刘勰著、杨明照校注《文心雕龙校注》， 240页）即高洁的爱国主义理想与昏暗龌龊的社会现实相撞击，如电闪雷鸣一样，使屈原内心迸发出了无比强烈的悲愤和忧伤之情。屈原作品中有大量这样的描写：“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离骚》） “心郁郁之忧思兮，独永叹乎增伤。思蹇产之不释兮，曼遭夜之方长。”（《抽思》） “曾歔欷之嗟嗟兮，独隐伏而思虑。涕泣交而凄凄兮，思不眠以至曙。终长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悲回风》）如此强烈的感情必然伴随着西方文论中所说的幻想的“白热化”（[英]威廉·赫列士特《泛论诗歌》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61页），于是 “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钟嵘《诗品序》，中华书局，1962， 271页）从而“播芳蕤之馥馥，发青条之森森”（陆机《文赋》），寓情草木，发言为诗。楚辞“香草美人”法根源正在于此！

二是“久居浊世”（王逸语）。屈原所处的政治环境实在太复杂严酷，他只能采用“香草美人”这种委婉曲折的艺术表现手法。刘向《新序》具体地记载了屈原所处的严酷环境：“秦欲吞灭诸侯，并兼天下。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秦国患之，使张仪之楚，货楚贵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属，上及令尹子兰、司马子椒，内赂夫人郑袖，共谮屈原。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刘向著、卢元骏译注《新序今注今译》，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240页）在这种高压政治下，《离骚》这样写道：“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乎众芳；椒专佞以慢慆兮，樧又欲充夫佩帏。既干进而务入兮，又何芳之能祗？固时俗之从流兮，又孰能无变化。览椒兰其若兹兮，又况揭车与江离。”这里的兰、芷、荃、蕙、茅、椒、樧，以及萧、艾、揭车、江离等均为植物，但诗人运用“好修”“从俗”“专佞”“慢慆”“干进”“务入”等词语修饰，便使这些植物如汤炳正先生所说，“已完全脱离了草木的情志，而只跟本体中变节的人物的品性、行径相关连。它既是写物，又是拟人，是屈原对变节者极度愤慨之情在譬格中的自然流露”（汤炳正《屈赋新探》，齐鲁书社，1984，304页）。《怀沙》中也有段完全由一大串比喻所勾勒出来的恶劣政治环境：“巧倕不斫兮，孰察其揆正。玄文处幽兮，蒙瞍谓之不章。离娄微睇兮，瞽以为无明。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凰在笯兮，鸡鹜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夫惟党人之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任重载盛兮，陷滞而不济。怀瑾握瑜兮，穷不知所示。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非俊疑杰兮，固庸态也。文质疏内兮，众不知余之异采。材朴委积兮，莫知余之所有。”前六句可译为：不让巧匠砍木头，谁能知他技艺高？黑色花纹在暗处，盲人说它不显著。离娄好眼微张开，盲人说他已失明。诗人连用三个比喻，暗示顷襄王上台后的二三年里一直没有重用屈原。这个信息对于弥补屈原身世十分重要。中六句是说，因为未被重用，不能施展自己杰出的才能，以致自己正处于黑白颠倒，如凤凰被困，鸡鸭欢舞，玉石同糅的尴尬境地。末十四句写屈原十分伤心、愤慨：党人鄙陋又顽固，不想知道我抱负。重大责任我能担，打入冷门办不成。美德文采我都有，身遭冷遇无法显。城里群狗齐声叫，以为看到一怪人。怀疑诽谤俊杰士，本是庸人之常态。文质彬彬未外扬，本人奇才众不知。如丢木材一大堆，无人知道我才干！王夫之评论此篇曰：“其词迫而不舒，其思幽而不著，繁音促节特异于他篇云。”（王夫之《楚辞通释》）当然，这种“比兴”写法并非屈子首创。游国恩先生曾经指出：“屈赋这种作风，远溯一点，他的来源与古诗有关，与古者诸侯卿大夫相交接、聘问歌咏时的‘微言相感’有关。而关系更密切的莫过于春秋战国时的‘隐语’。因为从春秋到战国，设‘隐’讽谏已经成为风气。”（《游国恩学术论文集》， 172-173页）既然在社会上尤其政坛“已经成为风气”，所以尽管屈原写的是“美人香草”，而其真正用意读者不言自明。也因此逐渐成为一种修辞手法，甚至成为“我国文学中的一个特殊的风格” （《游国恩学术论文集》，166页）。

综上所述，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作者平时对楚地大量植物经常接触，十分了解各种植物的不同特征；写作时大胆虚构、想象，并把植物的某些特征与人的思想情感、人格和理想结合起来，融为一体；同时能用众多的喻体集中突出本体的含义。更重要的是屈原一生高洁的爱国主义理想与昏暗龌龊的现实尖锐对立，二者相撞，迸发出了强烈的悲愤和忧伤之情，而恶劣的政治环境又迫使他不能直抒其情，所以他只能将无比强烈的感情融进“香草美人”之中。由于历史上“微言相感”、设“隐”讽谏已经成为风气，所以 “香草美人”也就逐渐衍化成了文学创作中的一种修辞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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