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韩枫让黎明到重庆军管会去帮忙。本来，他打算让白丁当军管会下面的文教接管委员会副主任，具体负责国民党文教单位的接受。但入川之前，白丁接到一封信，说他在河北老家的父亲病重，请假离开了，到现在还没回来。韩枫没办法，只好叫黎明临时去搭把手。黎明的助手，就是那位站在渣滓洞监狱外面，目光怪怪的地下党员：高竣。
高竣是重庆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一九四零年就入了党。他是有名的作家，写过一本小说《川江血泪》，关于船工受压迫的悲惨故事。路上，黎明谦虚地问高峻接收需要注意些什么，高竣沉思一会儿，慢吞吞地说：“我仔细考虑呀，这个国民党溃逃后，肯定会留下了不老少的特务分子，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嘛。所以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防止敌特分子搞破坏。虽然工厂、仓库、桥梁、电站等要害单位不归我们管，但报社、电台也要小心。比如，这个嘛，像张贴反动标语、搞反革命宣传、暗中联络、破坏、投毒等等，都有可能发生。我们是小心无大错。”
黎明点点头，心中颇以为然，所以在留用旧人员时加了点小心，稍微有些问题的都送出去参加学习班。不过后来重庆也没出什么大事，只是遗留的地痞流氓闹过几次，一经打击就烟消云散了。
 
六
“工人同志们，”韩枫从临时搭就的演讲台上跳下来，踩着路面塘积的臭水，走到一户贫困码头工人所住的窝棚前，揭开架在炉灶上方的大锅锅盖，指着锅里的清汤寡水说：“看看大家都吃的是些什么。过去的帮会恶霸、地痞流氓勾结国民党反动政府把码头工人当牛马，任意打骂、剥削欺压、敲诈勒索。大家干的活路最重，拿的钱最少，连自己的妻子儿女都养不活，这样的日子该到头了。”
他跳回演讲台，挥舞着拳头说：“现在有共产党撑腰，大家要组织工会，自己管理自己、自己保障自己的生活；要团结起来，调整劳资关系，让那些有钱人把剥削来的血汗钱吐出来，建立公平合理的码头秩序和制度；要让下力人抬起头来。在新中国，只有工人兄弟才是真正的人上人。”
接着，一队解放军战士把两个面如土色的旧码头把头押上台，当场宣布罪行，押到江边执行枪决。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小旗、载歌载舞、欢呼雀跃。
朝天门码头汽笛声声，小火轮渐次地穿梭往来。城里急需的生活用品和工厂所需的原材料运了进来，工厂生产的各种产品也运往乡村、武汉、南京、上海。重庆的市场恢复了秩序，飞涨的物价得到控制，城市恢复了生机。
重庆工商界的百余位实业家给川东区党委写来了大红感谢信。谢富治小心地把信摊开在办公桌上，然后慢慢踱到窗边，透过半透明的窗帘望着敲锣打鼓离开区党委大院的人群。
 
七
按照上级指示，黎明协助组织了一个解放军和地下党会师的大会，在市政府礼堂召开。刘伯承司令员到场讲了话，他说：“今天和地下党的会师，就像长江和嘉陵江在朝天门汇合一样。”
谢富治、陈锡联、韩枫、殷克光等人和诸多重庆社会名流也坐在主席台上。
全场的掌声、欢呼声，冲云贯日，经久不息。在这之前，高竣一直保持着几分冷冷的沉静，这时也忍不住了，一头埋进黎明怀里：“黎明同志，你不知道，重庆党太艰苦了，损失太大了，我们牺牲了多少同志。你们要再晚几个月，连我也说不好了。今天总算见了天日，从今以后我们要挺直腰板，顺顺当当地做人。”
黎明也很激动：“我们都是共产党，亲兄弟不说两家话。现在轮到我们坐江山，还有什么可说的？”
不几天，又在剧场开了个“追祭渣子洞烈士亡灵”的会。祭奠会的时间选在晚间，会场的布置很有点学问，正面一排桌子上放着烈士们的牌位，牌位正中是杨虎城将军的画像。画像和牌位的四周，都镶着黑边。牌位的前面和两侧，排列着一行红色蜡烛，大的足有一人高低，小的也有碗口粗细。会议开始时，将大小蜡烛全部点燃，顿时光焰闪闪，把整个舞台照得里外通红，特别是那些飘动的火苗，掠过一面面深红色的党旗，仿佛万马奔腾一般，显得分外庄严肃穆，气势磅礴。祭奠开始，哀乐奏鸣，举室痛哭，不可遏止。尤其是地下党的同志，不少是烈士们的生前战友和家属，既哭同志，也哭亲人，所以慷慨悲恸，感人至深。
会上，高竣愕然看见一个五、六十岁，穿着长马褂，獐头鼠目的商人坐在主席台上，很不高兴地说：“怎么这家伙也上了主席台?”
“谁？”黎明问。
“杨家旺。和顺轮船公司的老板。重庆有名的假善人。他勾结国民党军警，压榨工人，赚了多少昧心钱，狗日的坏得很。我的《川江血泪》虽然是小说，但人物原型大都取自他公司的员工。”
会议结束后，殷克光手握拐杖，由杨家旺搀扶着走下台。高竣等他们从身边经过时，语带讥讽地说：“杨老板，你倒挺会赶趟呀。以前在国民党那里吃香喝辣，现在到共产党这边还想这样？”
“哦，是高作家，”杨家旺面带媚笑，点头哈腰地说：“别误会，别误会。韩枫主任说过，革命不分先后。我到这儿，是为烈士做点好事，应该的、应该的。高作家有所不知，小女，她今天有事没到，早已是贵党党员。在她影响下，我们全家也为解放干过好些事儿。这些韩枫主任，殷同志都清楚，都清楚。”
殷克光转过头来，面无表情地看了高竣一眼，突然猛烈地咳嗽起来，杨家旺赶快掏出一张雪白的手绢递给他。黎明冷眼看着他，从心底感觉厌恶。
 
八
回到川东区委，谢富治对黎明说：“先把广播电台搞起来，还要出一份报纸，就叫《川东报》吧。”
“出版报纸需要文化水平比较高的同志负责。我建议让高竣去搞，他是作家，而且熟悉川东的情况。”黎明说。
“地下党的情况比较复杂。”谢富治沉吟片刻：“一方面我们要掌握好政策，让他们感受到党的温暖；另一方面也要爱护他们，不要给他们压太重的担子。《川东报》虽小，关系到如何掌握党的政策，还是由你亲自抓。新成立的区政府文化局是谁在搞？”
“局长是来自民盟的民主人士，属于名誉性质。白丁担任党委书记和第一顺序的副局长，主持实际工作。”
“我看这样吧，让高竣同志以后去区政府文化局做白丁的助手，现在先在《川东报》过渡，副社长或副主编都行，协助你搞报社的工作。”
“那好，我就勉为其难吧。”
“宣传部准备怎么搞？这才是你的主要工作。”
“怎么搞？还不是按照上级的指示，做好上情下达，鼓励大家建设好新中国。”
“嗯，小平同志告诉我：大西南解放后，我们首要任务是修成渝铁路。需要很多宣传、动员、鼓动工作，你要有个思想准备。” 谢富治说：“宣传部的位置选好了吗？”
“选好了，就在过去司徒雷登住过的院子里。”
“宣传部是要害单位，要部队派人搞好安全保卫工作。”
“不用，”黎明不以为然：“大风大浪都闯过来了，还怕几个小特务搞破坏？宣传是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窗口。站上岗哨脱离群众，怎么聆听下面的呼声？有人看大门就行了。”
谢富治略微诧异地看看黎明，轻轻摇晃一下脑袋，没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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