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朝五门”制度来自周礼，是中国古代都城宫室规划的重要内容，历朝对此都有不同程度的诠释。大明宫“三朝五门”布局则是唐代对这一制度遵从并比附到宫城规划空间上的一种体现，为我们理解唐代大明宫政治空间格局以及宫城形制布局提供了一种考察视角。
　　目前历史学界对唐长安太极宫、大明宫三朝制度及其与周礼古制之间的关系，已经有较系统的论述。诸位学者的论述主要通过总结历史文献中唐太极宫、大明宫内不同空间位置所举行的各种政治以及礼仪活动，来判别其在古礼三朝中的具体角色，还有学者通过唐代君臣直接将宫城的殿、门比附三朝五门的一些文献记载来分析唐长安三朝五门的布局，使得我们对唐长安太极宫、大明宫三朝五门布局的认识日渐明晰。但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考古资料所反映出的三朝五门布局似乎并没有引起学界充分的注意与重视。大明宫考古所获得的一些宫城形制布局方面的资料，是唐代对于周礼三朝五门制度的最直接的认识与体现。既往的研究中，虽有学者注意到了相关考古资料的运用，但涉及不多，所关注的相关考古资料也过于陈旧。运用大量最新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分析、探讨唐大明宫三朝五门空间布局显得更为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自20世纪50年代末起，就对唐长安大明宫开始进行系统的考古勘探、发掘与研究。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宫城考古中，大明宫遗址成果最为丰富，资料涉及大明宫宫墙、宫门、宫殿、池苑、道路、水系等。近些年，大明宫“南五门”中丹凤门、建福门、望仙门、兴安门遗址的考古发掘，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遗址的考古新成果，含元殿遗址以南唐代水渠的考古新发现等，所获新资料均与大明宫南部朝政区形制布局密切相关，也是大明宫三朝五门空间布局考古研究的重要资料。 
　　一、大明宫的三朝五门制度　 
　　唐代三朝制度与周礼三朝的对应关系，最初集中体现在太极宫的形制布局上。《唐六典》李林甫注解中就明确记述了太极宫承天门、太极殿、两仪殿分别比附外朝、中朝、内朝。对于大明宫的三朝制度，《唐六典》仅以注文的形式，揭示了含元殿作为外朝以及紫宸殿作为内朝的情况。
　　 
　　“（太极宫）宫城在皇城之北，南面三门：中曰承天，……若元正、冬至大陈设，燕会，赦过宥罪，除旧布新，受万国之朝贡，四夷之宾客，则御承天门以听政（原注：盖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极门，其内曰太极殿，朔、望则坐而视朝焉（原注：盖古之中朝也……）。……又北曰两仪门，其内曰两仪殿，常日听朝而视事焉（原注：盖古之内朝也……）”。
　　“（大明宫）丹凤门内正殿曰含元殿（原注：……今元正、冬至于此听朝也〔外朝〕），……宣政北曰紫宸门，其内曰紫宸殿（原注：即内朝正殿也）”。　 
　　《唐六典》对于唐代三朝制度注解的理论依据，应是来自汉代郑玄关于三朝五门的注解。
　　《周礼·秋官·朝士职》郑玄注：“天子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内朝二。其天子外朝一者，在皋门之内、库门之外，大询众庶之朝也，朝士掌之。内朝二者，正朝在路门外，司士掌之。燕朝在路门内，大仆掌之。诸侯之外朝一者，在皋门内、应门外。内朝二者，亦在路寝门之外内，以正朝在应门内，故谓应门为朝也”。　 
　　郑玄所云三朝位置，由外向内依次为外朝、正朝、燕朝。天子五门由外向内依次为皋门、库门、雉门、应门、路门。此观点可与唐代具有典制准则性质的《通典》相类比。　 
　　《通典》卷七五《礼三十五· 沿革三十五·宾礼二·天子朝位》载：“周制，天子有四朝（原注：恒言三朝者，以询事之朝非常朝，故不言之）。一曰外朝（原注：在皋门内，决罪听讼之朝也），……左嘉石，平罢人焉。右肺石，达穷人焉（原注：……王之五门，雉门为中门，雉门设两观，与宫门同……）。二曰中朝（原注：在路门外）。……公卿大夫辨色而入应门，北面而立……。三曰内朝，亦谓路寝之朝。人君既从正朝视事毕，退适路寝听政。使人视大夫，大夫退，然后适燕寝释服。四曰询事之朝（原注：在雉门外），小司寇掌其政，以致万人而询焉”。杜佑虽然提出周制天子四朝之说，但是其实质仍然是郑玄的三朝划分法。
　　 
　　关于天子五门，《通典》亦载：“天子路寝门有五焉：其最外曰皋门，二曰库门，三曰雉门，四曰应门，五曰路门，路门之内则路寝也。皋门之内曰外朝，……雉门之外，有两观连门；观外有询事之朝，在宗庙、社稷之间。……应门内曰中朝，……燕朝者，路寝之朝。群公以下，常日于此朝见君。……唯询事之朝，非常朝之限，故不与三朝同”。　　 
　　不难看出，唐代对于三朝范围的认识通过五门的界定，更加明确，即皋门与应门之间为外朝，应门与路门之间为中朝，路门之内为内朝。
　　值得一提的是，宋人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对大明宫三大殿分别对应周礼三朝有较为详细的记述。其文载，“唐以宣政殿为前殿，谓之正衙，即古之内朝也；以紫宸为便殿，谓之上，即古之燕朝也，而外别有含元殿。古者，天子三朝：外朝、内朝、燕朝。外朝在王宫库门外，有非常之事，以询万民于宫中。内朝在路门外，燕朝在路门内。盖内朝以见群臣，或谓之路朝；燕朝以听政，犹今之奏事，或谓之燕寝。郑氏小宗伯注，以汉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会殿，设于司徒府则为殿，则宜有后殿。大会殿设于司徒府，则为外朝；而宫中有前后，则为内朝、燕朝，盖去周犹未远也。唐含元殿，宜如汉之大会殿，宣政、紫宸乃前后殿，其沿习有自来矣。方其盛时，宣政盖常朝，日见群臣，遇朔望陵寝荐食，然后御紫宸；旋传宣唤仗入，宰相押之，由门进，百官随之入，谓之唤仗入。紫宸殿言，犹古之言寝，此御朝之常制也”。　 
　　叶梦得对大明宫三朝的空间划分，依次为含元殿外朝、宣政殿内朝、紫宸殿燕朝，其所云内朝又称中朝，燕朝又称内朝或者路寝。如此，叶梦得的观点，就与《唐六典》紫宸殿“内朝正殿”的礼制地位解读是相符的。　 
　　同时，宋代礼学权威对于大明宫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三座宫殿直接对应周礼三朝也有所赞襄。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宋太宗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右谏议大夫张洎在参与制定入礼仪时，曾云：“窃以今之乾元殿，即唐之含元殿也，在周为外朝，在唐为大朝，冬至、元日，立全仗，朝万国，在此殿也。今之文德殿，即唐之宣政殿也，在周为中朝，在汉为前殿，在唐为正衙，凡朔望起居及册拜妃后、皇子、王公、大臣，对四夷君长，试制策举人，在此殿也。今之崇德殿，即唐之紫宸殿也，在周为内朝，在汉为宣室，在唐为上，即只日常朝之殿也”。 
　　大明宫的建筑布局基本沿袭了太极殿前朝后寝的形制并形成三大殿制度，已得到学界多数学者的认可，并且指出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分别对应外朝、中朝、内朝。此外，也有学者注意到大明宫将太极宫承天门外朝的传统，如外朝活动、门（殿）前置登闻鼓、肺石等，转移至含元殿，并通过大赦、改元等礼仪程式，将丹凤门、含元殿在空间上结合，共同作为外朝 
　　大明宫三大殿对应外朝、中朝、内朝，学界的认识已较为明晰。但针对大明宫哪些门址位置比附天子五门，此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文献中亦无明确记载。仅有学者提出丹凤门的位置应该比附五门中的应门，但对于天子五门中其他几座门址（皋门、库门、雉门、路门）的位置在大明宫中比附所对应的门址至今鲜有论述。　 
　　我们通过《通典》中对于三朝五门的记述基本可以梳理出大明宫中天子五门的比附对应位置。据《通典》所述，皋门与应门之间为外朝，应门与路门之间为中朝，路门之内为内朝。也就是说，应门应该是外朝与中朝的分界线，路门是中朝与内朝的分界线。大明宫南部朝政区建筑布局目前通过多年的考古研究已较为清楚，是由丹凤门-含元殿-宣政门-宣政殿-紫宸门-紫宸殿作为中轴线，形成东西对称“建中立极”的建筑格局，这种宫城布局最早可溯源至曹魏洛阳城。不仅如此，大明宫同时也形成了一种正门对正殿（丹凤门正对含元殿、宣政门正对宣政殿、紫宸门正对紫宸殿）的三大殿朝政格局。依此，可以基本认为大明宫中天子五门的比附对应关系为：丹凤门比附皋门（“皋门之内曰外朝”），宣政门比附应门（“应门内曰中朝”），紫宸门比附路门（“路门之内则路寝也”）。同时这也与郑玄所注《周礼·秋官·朝士》中天子五门位置基本相符。　 
　　另外，对于有学者提出丹凤门比附应门的问题，笔者认为应结合唐代后期的政治历史情况区别看待。　 
　　不可否认，丹凤门在唐代后期亦为举行改元、大赦场所，具备外朝性质，这一点也为宋代吕大防所持说。大明宫在唐代后期类似因政治需要改变宫门性质或变更朝政与政治礼仪场所的事例很多，历史学界已有较多研究。丹凤门之所以具备外朝功能，应是唐代后期为了适应政治需要而在宫门礼仪制度上的一种变化。也就是说，丹凤门最初不具备外朝功能，至唐代后期为了适应政治需要，在宫门制度上增加了改元、大赦等外朝性质的礼仪功能。因此，丹凤门宫门礼仪制度的变迁，应该与大明宫最初建筑三朝五门布局规划区别看待。　 
　　唐代后期为适应政治需要而改变宫门制度，这种现象在大明宫考古发掘中也找到了证据。2009年，考古工作者对大明宫西南隅的兴安门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获得翔实的考古资料。兴安门作为大明宫南墙最西端的门址，最初为隋大兴城唐长安城北城墙上一座城门，为了适应大明宫的修建，被归入到大明宫门址之列，是为大明宫宫门中“南五门”之一。发掘表明，兴安门为了适应从城门到宫门的转化，将一门三道易制为一门二道，同时将门址的朝向也进行了改变。不仅如此，在门址礼仪制度上，兴安门从长安城城门归入大明宫宫门后，最初也并无政治礼仪活动，可能只用作通行而已。文献记载兴安门举行“受俘”仪式最早是在唐代后期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唐初高祖、太宗、高宗时期，长安城“受俘”仪式多在太庙举行。也就是说，兴安门具备“受俘”仪式的政治礼仪功能是在高宗龙朔二载（公元662年）建成大明宫之后145年才具备。大明宫虽然于高宗时建成并开始听政，但其实直到安史之乱后，才成为唐朝政治的核心。因此，大明宫最初的建筑布局，与唐代后期大明宫成为政治核心后缘于统治阶级政治需要对一些建筑所附新的政治礼仪功能，二者之间应有区别。　　 
　　同时，丹凤门在唐代后期为了适应政治需要而具备外朝功能，可能也与唐代后期对于特殊建筑空间恢复古代礼制有关。　 
　　研究表明，大明宫的三殿建筑布局所比附的三朝制度，与唐代以前礼制略有不同，主要表现在大明宫把含元殿作为举行外朝的场所，这一点与周代在库门之外举行外朝颇不一致，与汉代在司徒府大会殿举行外朝也不相同，与隋唐太极宫在承天门举行外朝也有区别。因此，唐大明宫的三朝制度虽然是沿袭古代礼制而来的，但在建筑格局方面却与周汉隋之制并不完全相同，反倒是在太极宫举行的三朝活动在建筑格局方面（一门二殿对应三朝）更接近于周汉之制。或许正因为如此，为了使在大明宫举行的三朝活动更加符合古代礼制，唐朝晚期才把含元殿与丹凤门共同作为举行外朝活动的场所。　 
　　三朝五门制度所包含的礼仪制度深邃繁复，后世对其所涉及礼仪的实际应用在认识上也存在较多差异。鉴于学界对此已有较深入的研究，拙文不再对此制度本身作细致考论，仅以考古资料为视角，对唐大明宫三朝五门比附所形成的空间布局进行观察与分析。　　 
　　二、大明宫内部三道宫墙及“含耀门”遗址　　 
　　（一）大明宫南部朝政区考古发现与三朝空间格局　 
　　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大明宫的考古勘探、发掘与研究已厘清了大明宫的建筑布局基本是延续了周礼“前朝后寝”格局，南部为朝政区，北部为生活区（图一）。大明宫最初的考古工作，基本都是围绕宫城形制布局展开，而南部朝政区的一些主要考古工作和发现均与三朝空间格局密切相关。


1957～1959年，通过大规模考古勘探基本查清了大明宫宫城范围与形制，同时，含元殿、宣政殿和紫宸殿三大殿的位置范围也基本确定，丹凤门、宣政门、紫宸门的位置也首次探查到。在这一时期，更重要的收获就是在三大殿范围勘探发现了三道东西向宫墙。首次宏观认知了大明宫南部朝政区以丹凤门-含元殿（外朝）-宣政殿（中朝）-紫宸殿（内朝）为中轴线，以三道宫墙将三大殿前后相隔为三个独立空间区域，形成前朝、中朝、内朝的三朝格局雏形。
　　1959～1960年，含元殿遗址第一次发掘，揭露了殿址和两阁，基本搞清其形制。1982年，含元殿东朝堂考古发掘，揭露出早晚两期遗址。1995～1996年，含元殿遗址第二次发掘，大面积揭露出含元殿的柱网布置、大台形制、龙尾道位置、建殿时的砖瓦窑址、殿前广场、“第二道宫墙”等遗迹。　 
　　1987年，含元殿东侧的“含耀门”遗址考古发掘，发掘出门址墩台、门道、“第二道宫墙”等　
　　2005年，丹凤门遗址考古发掘，确认丹凤门形制为一门五道且门址位于大明宫南北中轴线南端中央，同时也解决了争论多年的学术难题。 
　　2006年，含元殿遗址南部新发现唐代水渠道、桥梁、道路等重要遗迹。因新发现的唐代水渠道遗迹位置恰是20世纪50年代勘探出的“第一道宫墙”所在位置，由此引发对大明宫南部三道宫墙具体位置、宫墙上含耀门遗址的再认识。　 
　　（二）大明宫内部三道宫墙及“含耀门”遗址 
　　1.大明宫内部三道宫墙 1957～1959年，在三大殿范围勘探发现三道东西向宫墙，由南向北分别位于含元殿以南、含元殿两侧以及宣政殿两侧。　 
　　“第一道宫墙”位于含元殿南边120米（至含元殿前沿）处，南距丹凤门490米。墙东西残存长近1000米 。 
　　“第二道宫墙”是位于含元殿遗址东西两侧的一道墙，与第一道宫墙相距145米。此墙保存较好，仅在含元殿两端相接处各残缺了70～80米。含元殿以西的一段长480余米，西端与西城相接。含元殿以东的一段长870米，东端与东面的城墙相接。　 
　　“第三道宫墙”位于含元殿以北300米处宣政殿两侧。宫墙东部多破坏，仅在宣政殿以东300余米处和接近东城处，还残存有60余米和117米的两段。宣政殿以西的一段保存较好，向西与西城相接，长620米；在此进行了三处小规模考古发掘。　 
　　对于上述三道宫墙，吕大防在《长安图碑》大明宫部分也有清晰描绘，即第一道宫墙位于含元殿两侧，第二道宫墙位于宣政门两侧，第三道宫墙位于宣政殿两侧（图二）。不难看出，考古发现的三道宫墙与《长安图碑》中所描绘三道宫墙具体位置差别较大。需要注意的是，当时考古发现的三道宫墙除“第三道宫墙”进行了发掘确认外，其余两道宫墙只进行了考古勘探。


2006年，考古工作者在含元殿遗址一层大台以南130米处（即含元殿前沿以南120米处，原含元殿遗址保护范围南围墙南侧）新发现一条东西向唐代水渠道，勘探发掘长度400余米，走向与含元殿南沿基本平行。新发现的唐代水渠道遗迹位置恰是20世纪50年代勘探出的“第一道宫墙”所在位置。笔者有幸全程参与了此次考古工作，当时经过反复勘探和多部位、多阶段的考古发掘，确认20世纪50年代勘探认为的“第一道宫墙”实为唐代水渠道疏浚时将河道内淤土堆积在地势相对较低的河道南岸，长时期反复堆积而形成类似于夯土的层状淤泥堆积，因考古勘探工作的局限性，当时可能将此层状堆积误认为是夯土宫墙残迹。
　　由于20世纪50年代考古勘探出的含元殿南部“第一道宫墙”不存在，因此，宋敏求《长安志》所载“含元殿南去丹凤门四百（长安志作十，误）余步，中无间隔”，所谓“中无间隔”之说应是可靠的。　 
　　目前已知大明宫三大殿范围考古发现的宫墙只有两道，即含元殿和宣政殿东西两侧的宫墙，且这两道宫墙均已得到考古发掘的确认。　 
　　但笔者认为，大明宫三大殿范围内依然应有三道宫墙。三道宫墙的具体位置很可能正如《长安图碑》中所描绘，第一道宫墙位于含元殿两侧，第二道宫墙位于宣政门两侧，第三道宫墙位于宣政殿两侧。这一推断基于三点，一是含元殿和宣政殿东西两侧两道宫墙已得到考古发掘确认；二是大明宫多年的考古工作在紫宸殿以北区域再未发现相类似的宫墙遗址；三是北宋吕大防《长安图碑》和《三宫图碑》（太极宫、大明宫和兴庆宫）长安城史料记录的可靠性。　 
　　《长安图碑》、《三宫图碑》是吕大防在唐代韦述《两京新记》和当时尚存的“长安故图”的基础上，实地勘察长安旧地所完成，故《长安图碑》保存了关于唐代长安的重要资料，历代关注唐长安者多引述图碑内容；而《三宫图碑》中所描绘的一些内容如大明宫丹凤门形制、含元殿两侧宫墙、宣政殿两侧宫墙等，均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　 
　　第一、三道宫墙已被考古发掘证实。第二道宫墙之所以至今未被发现和证实是因为宣政门所在区域及周边在1949年前后因生产建设大量取土，此范围内的遗存已被破坏殆尽。另外，目前宣政门东西两侧分别为现代村庄和城区道路，考古工作几乎无法涉及。第二道宫墙的发现与证实还有待以后的考古工作去完成。 
　　2.含元殿东侧“含耀门”遗址 1987年，考古工作者对含元殿东侧的“含耀门”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该门址的发掘对于认识三大殿东西两侧南北街上的其他宫门遗址的形制与位置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三大殿东西两侧南北街上的宫门按照设置，形制应该一致。东侧南北街门址由南至北依次为昭训门、含耀门、崇明门，西侧南北街门址由南至北依次为光范门、昭庆门、光顺门。不仅如此，因该门址位于含元殿东侧的宫墙与含元殿东侧南北街交叉位置，该门址的考古资料对于了解和认识大明宫三道宫墙的形制、南北街范围和形制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三大殿三朝空间格局的东、西范围界定等提供了考古学资料。另外，含元殿至宣政殿区域因故破坏严重，区域内诸多遗址已无从考证，“含耀门”遗址作为目前此区域唯一发掘的遗址，其考古资料对研究复原大明宫三大殿区域格局和大明宫三朝布局就显得格外重要。　 
　　含元殿东侧“含耀门”遗址最初的定名源于20世纪50年代对大明宫三道宫墙位置的认识基础之上。即“含耀门”遗址当时认定是在大明宫含元殿两侧“第二道宫墙”之上。随着2006年含元殿遗址南部唐代水渠道等考古新发现的公布，大明宫三道宫墙位置可能需要重新考虑，含元殿东西两侧的宫墙实为大明宫三道宫墙中的第一道宫墙。由此引发了对含元殿东侧“含耀门遗址”的重新审视。 
　　唐代文献对于含耀门的记载不是很多，在《唐六典》中的记载也很简略：“丹凤门内正殿曰含元殿，……其北曰宣政门；门外东廊曰齐德门，西廊曰兴礼门；内曰宣政殿。殿前东廊曰日华门，门东门下省，省东南北街，南直含耀门，出昭训门。宣政殿前西廊曰月华门，门西中书省，省西南北街，南直昭庆门，出光范门。……宣政北曰紫宸门，……（紫宸门）左曰崇明门，右曰光顺门”　 
　　可以看出，含耀门作为含元殿东侧南北街的中间门址，向北直对有崇明门，向南直对有昭训门，《唐六典》对于含耀门的记述也是建立在描述宣政门的参照之上。另外，在《唐六典》所附《阁本大明宫图》中就明确将含耀门并列绘于宣政门东侧。不仅如此，吕大防《长安图碑》中亦将含耀门清晰地绘于宣政门东侧（第二道宫墙上），后世程大昌《雍录》、李好文《长安志》、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董佑诚《咸宁县志》、沈青厓《陕西通志》等中大明宫图部分皆沿袭这一记述，将含耀门并列绘于宣政门东侧。　 
　　随着含元殿东西两侧宫墙确认为大明宫三大殿范围内第一道宫墙，依照文献记载并结合《唐六典·阁本大明宫图》、吕大防《长安图碑》中所描绘含耀门的位置信息，含耀门遗址实应位于宣政门东侧的第二道宫墙之上。含元殿东侧第一道宫墙上的门址应为昭训门遗址。也就是说，1987年在含元殿东侧考古发掘出的门址并非是含耀门遗址，而可能是昭训门遗址。　 
　　三、大明宫三朝五门布局的考古学观察　 
　　1.大明宫三朝形制的空间格局 大明宫南部朝政区的格局依照最新考古资料，呈现出以丹凤门-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为中轴线，以三道宫墙为隔界，严格划分成了前、中、后三个独立空间，即第一道宫墙以南区域（丹凤门至含元殿）、第二道宫墙北至第三道宫墙南区域（宣政门至宣政殿）、第三道宫墙以北区域（紫宸门至紫宸殿）。　 
　　可以看出，这三个独立空间又以门、廊、殿、院、墙等相间隔构造出正门对正殿的三大空间格局，即第一道宫墙以南的丹凤门至含元殿区域、第二道宫墙以北的宣政门至宣政殿区域、第三道宫墙以北的紫宸门至紫宸殿区域这三大空间格局。　 
　　另外，据1987年“含耀门”遗址考古发掘资料可知，含元殿东西两侧南北街为宽39.9米的封闭式街道。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南起含元殿，北至紫宸殿，东至东侧南北街，西至西侧南北街，以三大殿为中心，以南北三道宫墙和东西两侧南北街所封闭的独立三大空间格局。这三大空间格局也就是大明宫外朝、中朝、内朝空间格局所在。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大明宫的其他场所如延英殿等在不同时期也有朝政活动，但这与传统的三朝建筑有所区别，应当别论。　 
　　2.大明宫南部区域空间的考古实测 大明宫三朝形制格局的空间与大明宫南部区域空间密切关联，依照现有的考古实测数据与资料，基本可以复原大明宫南部区域空间：南起大明宫丹凤门所在的南宫墙沿线，北至紫宸殿北沿，东至含元殿东侧南北街、西至含元殿西侧南北街（图三）。为了便于整体观察，此处考述兼顾大明宫朝政区东西边缘空间，即东至东内苑西墙，西至大明宫西侧宫城墙。现将南部区域空间一些考古实测数据梳理如下。


南部区域空间东西范围（东内苑西墙至大明宫西侧宫墙）考古实测距离为1355米。南北范围虽没有直接的实测数据，但可以推算得出。丹凤门至含元殿实测距离为610米，含元殿至宣政殿距离为300米，宣政殿至紫宸殿距离为95米，故南北范围（丹凤门至紫宸殿）考古实测距离为1005米。如果算上紫宸殿殿院北部以及紫宸殿北的第二横街南北宽度，则南部朝政区域空间南北范围还要略广些。　 
　　2008～2009年，在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考古工作中，考古工作者相继对建福门、望仙门、兴安门遗址进行了勘探与发掘，加上2005年丹凤门遗址的发掘，大明宫“南五门”已有4座门址进行了发掘。依据考古发掘资料，建福门和望仙门距丹凤门距离皆为430米（门址中心点间距，以下同），兴安门西距建福门220米，因东内苑西墙至大明宫西宫墙东西距离为1355米，故可以推算出望仙门至东内苑西墙的距离为275米。另外，大明宫西宫墙以西的西夹城空间距离（大明宫西宫墙至西内苑东墙），依照2009年兴安门发掘出的门址所处空间即可得知为73米（考古报告中为73.3米，为便于计算，此处取整数73米）。　 
　　20世纪50年代考古工作就已经明确了丹凤门、含元殿、宣政门、宣政殿、紫宸门、紫宸殿等门殿之间的距离，最新的考古资料也证实基本无误。丹凤门至含元殿南北距离为610米，宣政门至宣政殿南北距离为130米，宣政殿至紫宸门南北距离为35米，紫宸门至紫宸殿南北距离为60米。含元殿至宣政门南北距离，考古报告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但依照以上考古数据，可推算出南北相距170米。　　 
　　依照上述含元殿、宣政门、宣政殿之间的距离，即可推知三道宫墙的间距。第一道宫墙与第二道宫墙的南北距离170米（亦即含元殿至宣政门的距离），第二道宫墙与第三道宫墙的南北距离应为130米（亦即宣政门至宣政殿的距离）。
　　《唐六典》中所载含元殿东西两侧的南北街，在1987年“含耀门”遗址发掘时就得到了证实。发掘资料显示，“含耀门”南面，由门墩两端向外各6.7米，东、西各有一道向南去的版筑墙址，墙的北端与门址两端的宫墙衔接。墙厚4.5米，两墙东西相距39.9米。这两墙之间，形成一条南北胡同式的街道，严密而封闭，将左右的建筑予以隔绝，从而更突出了大明宫中轴线的形制。“含耀门”南侧的封闭式南北街应该是含元殿东侧的南北街向南延伸的潜行通道。“含耀门”北侧的南北街道形制应该与此类似。含元殿西侧的南北街道虽没有考古资料，但形制应与东侧南北街相同。　 
　　3.外朝区域空间（丹凤门至含元殿） 南起丹凤门，北至含元殿，东至望仙门内大街，西至建福门内大街。该范围实测距离南北（丹凤门至含元殿）为610米、东西（望仙门至建福门）为860米左右。　 
　　丹凤门至含元殿区域宽阔无间隔，基本已被考古发现所证实。此区域考古发现的建筑遗址主要有丹凤门、建福门、望仙门、含元殿（含翔鸾阁、栖凤阁、通乾门、殿前广场等）、含元殿东侧昭训门（1987年发掘的所谓“含耀门”）、含元殿南东西朝堂与步行砖道、龙首渠、龙首渠上三座桥梁、含元殿前御道、望仙门内大街、建福门内大街、龙首渠南侧道路等。　　 
　　（ 1 ） 丹凤门 考古发掘的丹凤门由东、西墩台和5个门道、4道隔墙，以及东、西两侧的城墙和马道组成。整个门址基座东西长74.5、南北宽33米，门内东西两侧的马道均长54米，门址规模东西近200米，在中国古代城址城门考古中史无前例。发掘还表明，丹凤门门址中心恰与含元殿中轴线的方向一致。2008～2009年，考古工作者还对丹凤门遗址两侧“阙台”遗址进行了探查，在丹凤门西马道以西的30～60米处，发现城墙有加宽3～4米的现象，对于探究丹凤门门阙提供了参考。 
　　（2）含元殿 发掘表明含元殿作为一组建筑群, 包括殿堂、两阁、飞廊、大台、殿前广场和龙尾道。整个建筑群主次分明，层次丰富。最主要的建筑是殿堂，位于中心最高处的三层大台之上，高出殿前广场10余米。主殿台基东西长76.8、南北宽43米。殿堂柱网清楚，面阔11间，四周有围廊。次建筑是两阁，分别建在殿堂的东南和西南，并有飞廊将主次建筑相连。大台之南的平地是殿前广场。自广场平地逐层登殿的阶道位于东西两阁的内侧，即文献所记的从两阁下盘上的龙尾道。　 
　　含元殿东侧昭训门（1987年发掘的所谓“含耀门”）详见上述。　 
　　（3）朝堂 大明宫东、西朝堂分别位于含元殿南翔鸾阁、栖凤阁下南侧30余米，且东、西相对。发掘显示东朝堂遗址有早、晚两期遗迹叠压在一起。早期朝堂只是一座大型庑殿，基址东西长73、南北宽12.5 米，面阔15间，进深约2间，南侧有踏步三个。晚期的朝堂是在早期的基址上重建的，东西长68、南北宽16米，面阔约为13间，进深约3间。南侧沿用了早期的两个踏步，为左、右二阶。东端向东去的版筑土墙改建为一长廊道，基础宽7.5、东西长73米。百官入朝时可由长廊直达朝堂。　 
　　（4）步行砖道 2006年在含元殿西朝堂南发现了南北向的步行砖道，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砖道在含元殿前唐代水渠道西侧桥址的南北两侧均有分布，在南侧的发掘长度南北为5.6米，路宽1.1米。路面铺设打磨光滑的青掍方砖，中间杂以莲花纹方砖，路两侧有侧立砖。晚期砖道仅在渠道以北有残留，残长28.5、宽1.2米。路面铺砖大部分无存，仅遗留少量路基垫底砖。路两侧亦有侧立砖和顶缝砖。该步行砖道北端不远处就是西朝堂所在，应与朝堂南北相通。朝堂有步行砖道，唐代文献也有记载，考古发现与之相符。　 
　　（5）含元殿殿前御道 殿前御道为唐代皇帝专用，南起丹凤门、北至含元殿。2005～2006年考古发掘出路土厚度为15～31厘米。御道南北范围为610米（丹凤门至含元殿）。东西范围依照《长安志》所载“左右宽平，东西广五百步（约合735米）”。具体数据可做如下推算：如果东西宽度以望仙门中心至建福门中心（即望仙门大街中心至建福门内大街中心）计算则为860米；如果东西宽度以望仙门内大街西侧边沿至建福门内大街东侧边沿计算则约760米，对照文献所载，显然东西宽度760米比较符合。 
　　（6）望仙门内大街 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队在配合大明宫东南部生产村基本建设时，在望仙门内100米处发现并发掘了部分望仙门大街遗址。道路上车辙密集，应使用频繁，发掘宽度15米，应是道路中心。另外，在车辙以东35米处，又发现了东西宽3.5、深1.3米的道路东侧路沟，当系望仙门内大街东边沿所在。依据考古发掘的情况推算，望仙门内大街的东西宽度当在100米左右。2006年含元殿御道考古、2009年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考古时也曾在此区域北部发现过类似路土，当是望仙门内大街无疑。　 
　　（7）建福门内大街 2008年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考古中，曾在建福门内拆迁后的建筑区勘探出多处唐代路土，保存较差，但未寻得道路边沿，但可推断当系建福门大街。参照望仙门内大街的考古数据，建福门内大街东西复原宽度亦应为100米左右。　 
　　（8）龙首渠、渠上桥梁与南岸东西向道路 2006年，考古工作者在含元殿南部新发现了一条东西向唐代水渠道，其规划整齐、布局清楚，可能就是文献中所载的龙首渠。水渠道上还发现了三座桥梁（即中央桥梁、西侧桥梁、东侧桥梁），中央桥梁（桥梁基础东西长约17、南北宽约4.3米）正对含元殿，初步推测可能是“御桥”。在中央桥梁西128米处发现的西侧桥梁遗迹（基础南北长4.65、东西宽6.85米）、中央桥梁东129米处发现的东侧桥梁遗迹可能是文武百官们上朝之“下马桥”。此外，在上述新发现的龙首渠南侧岸，还发现了一条沿渠道分布的东西向道路，已发现的道路东西长约400、南北宽约15米。道路上唐代车辙痕迹明显。相关迹象表明，含元殿前的龙首渠上，在中央桥梁以东300米左右，向北正对含元殿东侧昭训门处的水渠道上，应该还设有桥梁。过桥北上，就是含元殿东侧南北街，入昭训门、含耀门，前往门下省、史馆、弘文馆、待制院等区域。同样，在中央桥梁以西300米左右，向北正对含元殿西侧光范门处的水渠道上应该亦设有桥梁。过桥北上，就是含元殿西侧南北街，入光范门、昭庆门，前往中书省、御史台、命妇院、亲王待制院等区域，或再向北过光顺门进入第一横街、延英殿、第二横街等后宫区域。也就是说，含元殿南龙首渠上至少有五座桥梁。　 
　　4.中朝区域空间（宣政门至宣政殿） 此区域空间南起宣政门，北至宣政殿，东至宣政门东侧南北街，西至宣政门西侧南北街。其范围南北为130、东西为600米（含元殿至东侧“含耀门”距离为300米（自含元殿中心算起），可推知含元殿东西两侧南北街相距为600米）。　　 
　　此区域内遗址破坏严重，考古发现仅明确了宣政门、宣政殿遗址。　　 
　　宣政殿位于含元殿正北300米处。殿址东西长近70、南北宽40余米，殿址两侧有东西向的宫墙（第三道宫墙）。在宣政殿南130余米处，有些小片的夯土基址，但多已断续不接，疑宣政门址或在此处。20世纪50年代，在三道宫墙之间，还发现一些宽2～3米的墙基，都是门、道与各殿之间的隔墙和围墙。如在宣政殿南边西侧，有房屋或廊的基址以及南北向的墙与含元殿和宣政殿的宫墙相接，此与《唐六典》中记载宣政殿前东廊有日华门，西廊有月华门等情形相合。在西侧探得的房址和南北向的小墙，可能就是所谓的廊与月华门以及宣政门西侧的“兴礼门”（或作齐礼门）残址。但文献所载日华门以东的门下省、史馆、弘文馆、少阳院和昭德寺以及月华门以西的中书省、命妇院和亲王待制院等遗址均未发现。近几年，考古工作者正在对大明宫内官署区进行有计划的发掘，相信不久就会有此区域的考古新资料。　 
　　5.内朝区域空间（紫宸门至紫宸殿） 此区域空间南起宣政殿，北至紫宸殿，东至宣政殿东侧南北街，西至宣政殿西侧南北街。其范围南北为95、东西为600米。　 
　　此区域内遗址破坏严重，考古工作仅明确了紫宸门、紫宸殿遗址。另外，紫宸殿廊院也有些许线索，但《唐六典》中所载“东西上门”却没有发现。　 
　　紫宸门南距宣政殿仅35米许，紫宸殿在紫宸门以北60米处，南至宣政殿95米，紫宸殿址破坏严重，殿基南北宽近50米。另外，2004年在太液池遗址南岸发现的一组大型廊庑建筑遗迹，这组建筑遗迹位于大明宫的南北中轴线上，与南面的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三大殿以及北面的蓬莱岛基本上成一直线，究其具体位置，此大型廊庑遗迹实际上毗邻紫宸殿北部，或为紫宸殿廊院的一部分。　　 
　　四、结语　 
　　大明宫三朝五门格局，作为唐代统治阶级政治中枢空间，实质是展示唐王朝礼仪的舞台，这种带有强烈意识形态的空间从宫城建设规划之始就和国家的统治密切结合在一起。考古工作所揭示的大明宫内部以三道宫墙为框架，并以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为中心形成外朝、中朝和内朝三朝区域格局，是唐代对于传统三朝五门礼制的新诠释。三殿辅以三道宫墙加上含元殿东、西两侧的南北街相隔形成的独立三朝空间，也体现出唐代对于传统三朝五门制度在宫室规划上的遵从与创新。尤其是含元殿外朝空间的创立，突破了周、汉、魏、晋、北周以及隋代以来外朝在门址等非宫殿场所举行的传统，开创了三殿对应三朝的新体制，并为后世历朝所效仿。大明宫宫城建筑布局同时呈现出重三朝轻五门的礼制现象，天子五门比附对应关系在唐代文献和文学作品中几无提及，而提及大明宫五门之说皆指宫城南墙上的“南五门”或单指丹凤门（一门五道）。唐后期丹凤门外朝功能的增设，或是从建筑格局体现出对于古礼的恢复与折中，以此形成和实现统治阶级对国家统治的实质空间与载体。古代国家主要强调的是作为统治者和天的关系，极力维护的就是统治者作为“天子”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因此，宫城的空间建构以及在宫城空间上的国家礼仪和朝政制度就发挥了重要作用。宿白先生曾指出大明宫的建造以及朝会移至大明宫，最值得重视的是出于当时政治斗争的需求，故大明宫三朝建筑布局的出现与统治阶级的政治需求密不可分，而这也是大明宫三朝五门空间结构和布局的意义所在。　　 
　　大明宫的考古工作至今已持续了六十余年，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我们认识唐代宫城三朝五门布局提供了重要资料，也为大明宫和唐长安城以及中国古代都城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考古资料。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大明宫的考古工作与研究，对于系统认识大明宫历史面貌来说，还较为有限，也尚存在着诸多未解的学术问题，如大明宫的官署区的布局、后宫区域空间结构、内部道路与水系、历史时期植物环境问题等。因此，大明宫的考古工作与研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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