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的数百篇杂文中，《〈越铎〉出世辞》并非十分起眼的作品，他生前未曾将其收入十四个杂文集中的任何一个，后人所编的《集外集拾遗》也未予收录而仅列入《集外集拾遗补编》。然此文写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透露着鲁迅与辛亥革命关系之一斑，有其特殊的意义。
民国元年（即1912年）1月3日，《越铎日报》（即《越铎》）由越社创办于绍兴，鲁迅是创办人之一，《〈越铎〉出世辞》便发表在《越铎日报》的创刊号上。鲁迅在《范爱农》一文中，说过它的创办背景：“‘情形还是不行，王金发他们。’一个去年听过的我讲义的少年来访问我，慷慨地说：‘我们要办一种报来监督他们。不过发起人要借用先生的名字。……为社会，我们知道你决不却的。”鲁迅没有让这些“少年”失望，这篇“出世辞”，便是他在那个时候留下的文字。
鲁迅在《〈越铎〉出世辞》中，热情歌颂了辛亥革命。“国士桓桓，则首举义旗于鄂”，显然是指武昌起义；“诸出响应，涛起风从，华夏故物，光复太半”，则是武昌起义后之天下大势，“东南大府，亦赫然归其主人。越人于是得三大自由”，说的便是辛亥革命对于故乡绍兴的功德了。此中所谓“三大自由”，即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人民之集会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见《民权初步·自序》）。依此而论，则“东南大府”不仅是从“索虏”而更是从专制者手中“赫然归其主人”的，如此歌功颂德，在鲁迅先生的笔下很少出现。如此发自肺腑的称颂，也当与鲁迅在辛亥革命前后的经历有关。与绍兴籍的辛亥革命志士秋瑾、徐锡麟、陶成章等人不同，鲁迅不是职业革命家，他到日本是去读书的，然而，在与他们或深或浅的接触中，难免受到他们的影响，尤其是1907年，徐锡麟、秋瑾以及陈伯平和马宗汉的血，更是激发了鲁迅的革命热情。在此一年后，他便加入了光复会。李泽厚说他“参加过辛亥革命”，并非信口雌黄。
鲁迅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并不停留于一味的歌颂。他更意识到在这历史发展的节点上，作为一个公民的责任。所谓“共和之治，人仔于肩，同为主人有殊台隶”。王金发到了绍兴之后，镇压反动势力，释放狱囚，公祭先烈，平粜施赈，兴利除弊，劝导实业，严禁鸦片，练兵筹晌，颇受越人拥戴。只是好景不长，很快就在旧势力的捧场和包围之中，忘其所以，开始以“革命”来换取个人的享受，任用同乡亲信，搜刮地皮，大发横财。创办《越铎日报》之初衷，就是为了监督他们。这是“舆论监督”，也是“民主监督”，而且出现并实施于百年之前。鲁迅在《〈越铎〉出世辞》中明言，“纾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民主、自由、人权，已尽在其中。新创办的《越铎日报》也确实这样去做了，用鲁迅在《范爱农》一文中的话说：“开首便骂政府和那里面的人员；此后是骂都督，都督的亲戚，同乡，姨太太”。这“骂”，说的就是批评与监督。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在这篇不到800字的短文中，两处提及“专制”，一处说，“顾专制久长，鼎镬为政，以聚敛穷其膏髓，以禁令制其讥平”，这是说既往之专制统治，一处说，“唯专制永长，昭苏非易”，这是说彻底推翻专制之任重道远。
最近读到两篇有关鲁迅与辛亥革命的文章，一篇叫《旁观者鲁迅》，说鲁迅只是辛亥革命的旁观者；一篇叫《鲁迅的盲点》，这个“盲点”，大概指的是鲁迅对对辛亥革命在建立民主制度方面缺乏认识。在此之前，也曾有过“鲁迅为什么不谈民主”的声音。但我想，一个对辛亥革命袖手旁观的人，一个对民主制度缺乏认识的人，是写不出《〈越铎〉出世辞》这样的文章来的。至于此后的鲁迅没有一直为辛亥革命在这方面的功德唱颂歌，乃是因为新老军阀在政治舞台上走马灯似地出现，使他觉得“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更使他觉得“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这其实是对吞噬辛亥革命成果的专制者的讨伐，比嘴上空谈民主要有意义得多了。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也是鲁迅诞生一百三十周年，特作此文，以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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