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四川情结（七）入川之前我父母和我三位叔叔

楚夫子


	我爷爷奶奶生下伯、仲、叔、季四子：我父亲王伯蘭，字声芳；二叔王仲英，字声豪；三叔王叔蕃，字申茂。四叔王季明，字震鹏。四兄弟幼时，家中只有几亩田地，靠我爷爷当兵每月饷银七两生活。后来爷爷升官佐，领鄂军都督府幕僚副官俸，家中生活才大有改善。但爷爷一心奉公，两袖清风，不蓄私产，又喜欢周济朋友，带回家的钱不多，家中日子过得并不丰盛。

	1913年，风云突变，提拔爷爷的黎元洪被袁世凯诱逼，离鄂进京当副总统，鄂军都督府的鄂籍官吏俱被新督军段祺瑞裁撤。爷爷当然不得免，一夜之间，失去官职和军籍，从天上贬落埃尘。爷爷所有的朋友和同事也全都遭了殃，没人可以伸援手。家中吃用顿感艰难。爷爷只得开塾度日。这年，我父亲十四岁。

	我父亲虽只上过六年私塾，却熟读诗书，练得一手好字。他出塾后，先去乡下油坊和榨坊历练。爷爷在外忙于修堤垸和做佛事时，父亲还管过一段时间的家。爷爷当时虽在湖北軍界、政界、厘金局、征收局有一众同事和老朋友，但他无意关说，不想让儿子去淌那个政治和财政的浑水。他希望儿子能从事实业，脚踏实地办实事。爷爷跟工商界没有任何交情。他只能用自己的前半生现身说法，策励四个儿子，说穷能励志，并亲自送我父亲和二叔去汉口当学徒。1917年前后，爷爷重入鄂军都督府，担任军务科长。这时，王伯蘭已经在汉口工商界初步站稳脚跟，决心不依赖父亲荫庇，自力更生，创一番事业。

	1921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汉口分公司在后城马路（今中山大道）建成五层高的南洋大楼（后来武汉国民政府所在地），正式挂牌。开始，南洋卷烟在襄河流域的销售在英美公司夹击下，形势不妙。我父亲进入该公司后，担任襄河流域推销员。因办事认真，机敏勤奋，业绩亮丽，迅速被提升为襄理，进入上层，分管南洋汉口分公司最重要的推销业务，跟英、美烟草公司竞争。后来，父亲介绍我二叔王仲英加入南洋公司，不久，二叔亦被提拔为襄理。王氏昆仲从销售做起，来往于汉水仙桃镇、岳家口、沙洋、安陆、天门、新沟嘴之间，甚至远赴湖南和江西，与同仁一道，利用仇外的民气，宣传国货，抵制洋货，跟英美烟草公司打广告战，在宣传中逐渐占得上风。

	1926年，南洋公司在汉口硚口仁寿路创办南洋汉口烟厂。1934年，中国南洋烟草股份有限公司汉口分公司制造部完成工商登记，于8月1日生产出南洋第一个极受欢迎的可跟洋烟一决高下的卷烟品牌“千秋”。父亲被公司委派去汉水流域销烟重镇沙洋支仓坐镇。二叔则衔南洋公司之命北上郑州和许昌，负责销毁英美公司为打击南洋而派人大量购买故意使其发霉然后低价推出的“南洋霉烟”，挽回南洋声誉，回汉后也负责打理襄河流域的南洋销售业务。我三叔王叔蕃则离开汉阳老家，在沔阳（今仙桃）成立茂昌（三叔字申茂）烟行，经销南洋卷烟。在王氏三兄弟合力经营下，南洋公司在上起老河口下迄汉口的整个襄河流域彻底挫败了英美烟业，喜创全国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当年最佳销售业绩，变整个汉水流域为国产烟的天下，彻底扭转了南洋烟在襄河流域销售不畅的困局，也使南洋汉口分公司扭亏为盈。

	父亲在南洋当襄理的同时，也代汉口太平洋肥皂厂推销肥皂，每月可拿回扣二百银元。除此之外，他还跟其他南洋高层人士一样，自立商务公司（鼎新公司），眼观市场原料货品，低价时买进，紧俏时卖出，套取利润。这样，在较短的时间里，他便有了一定积蓄。每次回家，父亲就将带回的包袱放在堂屋的香案上，里面的银洋和别的值钱物品，听凭我奶奶区处，除家用外，大部分用来在金牛乡和邻近村庄买田置地，购山围湖。王氏家族后来捐赠利济小学的二百四十亩上好水田，就是用这一时期父亲带回的钱先后置办的。

	父亲继承了我爷爷的作风，为人最是豪放不羁，仗义施财，极为热心公益，曾自愿加入汉口义勇救火队。他还郷时，狂放不拘小节，曾清晨穿着价值不菲的崭新白呢子西装，蹬着白皮鞋，跟穷苦放牛娃一起，骑着大黑牯牛去满是露水的田畈、山塘放牧，自比名士，搞得浑身黄泥褐斑脏兮兮的，享受“悠悠望南山”的陶然之乐。放牛后回家吃早饭时，他又兴致勃勃静听三叔给农工一一分派打草、割谷、耙地、插秧等活计，然后高高兴兴骑上高头大马，跟我三叔并辔而行，视察自家的田湖和庄稼。

	父母成婚后，母亲即在南洋就任高级职员。母亲凝聚力特强。一去，就跟其他九名公司女高级职员义结金兰，拜“十姊妹”。十姊妹中，我母亲年龄最小。不数月，父亲去沙洋支仓，母亲随行相佐，在抗战爆发后才离开那里。

	1938年年十二月初，我父母衔南洋公司之新任命，抵达重庆状元桥南洋重庆分公司履职，同时，父母也遵爷爷“打窝子”的将令，在合川区楊柳街自己开办仁昌烟行，为王氏家族整体大迁川作未雨之绸缪。在父母积极经营下，烟行生意十分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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