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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宇宙中心在曹县”，是网络上的流行梗。然而，没有任何一个梗，能流行千年，与之形成对比，人却可以。


出生在“宇宙中心”的人呢？


山东曹县的名人不可谓不多，就从远古时代说起吧，譬如有莘氏（大禹的母亲）、主业厨师副业宰相的伊尹，以及，出神入化的吴起。


我说吴起“出神入化”，并没有夸张的成分，他一生传奇而跌宕，历仕鲁、魏、楚三国，皆取得震主之高功；通晓儒、兵、法三家，是难得的全才。


翻阅《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在某一瞬间，似乎读出了网络爽文的痛快感。关于吴起的评价，学者有各家之言，赞誉者不少，诋毁者更多。


笔者想了很久，从白丁俗客的角度，用市井俚语的俗话评价：吴起，是个从不吃亏的人。


杀妻求将


如同爽文的标准套路，初登场时的吴起，就是个废柴。


他的家里本来很有钱，吴起为了当官，游历四方，最终败光了家产。乡邻为此奚落他，不吃亏的吴起，一怒之下，手刃三十多个乡邻。





不要忘了，吴起还是一个儒者。儒学倡导修身，主张超凡入圣，毫无疑问，吴起不太会修身养性，脾气还有点暴躁。


孔子说过一句话：“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意思是说，孝顺父母、友爱兄长的人，往往就不会作乱。孔夫子扣的“帽子”太大，孝悌与否，甚至可以和“犯上作乱”联系起来。


吴起就不是个孝子。他还在曾子身边学习的时候，接受着孔子高徒的教导，吴起显然没有学以致用，他的母亲过世，吴起想了片刻，终究没有回去奔丧。


以上这些话，都是从路人的嘴巴说出，未免有道听途说之嫌。但经由著名诗人的悠悠之口，他的罪名，算是坐实了。譬如白居易，他写诗赞美“慈乌鸟”，就是以吴起为“反面教材”：


昔有吴起者，母殁丧不临。
嗟哉斯徒辈，其心不如禽。
——白居易《慈乌夜啼》部分


另一方面，他自己之行为，算得上问心无愧吗？恐怕也未必，话说，齐国攻打鲁国，吴起想替鲁国做事，但因为自己妻子是齐国人，鲁国人并不信任他。


为了与齐国划清界限，更确切地说，为了功名利禄，吴起二话不说，就杀了自己的妻子。


自始至终，吴起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凡事保证自己不吃亏就行。


鲁国是小国，然吴起有大才，庙小则容不下大佛。打胜仗于他而言，属于最基础的操作，对鲁国来说，却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有人向鲁君打小报告：“我们有了战胜的荣誉，诸侯们势必会打鲁国的主意，以后国君您还能过安稳日子吗？”


鲁君觉得在理，他因此疏远了吴起。吴起见得不到便宜，不吃亏的他，也没有犹豫，随即转投魏国。


吮痈舐痔


入魏国后，吴起重操旧业，继续从事他的本职工作——带兵打仗。


吴起为将领时，司马迁如此写道：他与最下等的士兵，穿同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饭，“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这还不算什么，有个士兵生了毒疮，吴起亲自替之吸吮毒汁。


替别人吸吮毒疮的行为，有一说一，是违反人性的。有别人这么干过吗？这样的“人才”虽然稀缺，却还是存在的，不过，永远是下级为上级服务。


《庄子》里说，秦王得了病，用悬赏的方式，向医生下诏说，“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意思是说，挤破秦王的浓疮之人，奖励车辆一乘；舐痔者可以得车辆五乘。


这只是庄子编的故事。据说，某个不开眼的人，偶然见到庄子，遂得意洋洋地炫耀，说自己得到秦王赐给的“豪车”百乘，庄子随口甩出一个段子，为了恶心他而已。


在严肃的正史里，也存在此等人物。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汉文帝身上长出一个大脓疮，
他想让太子吸吮，太子感到为难，有个叫邓通的宠臣，却能甘之如饴。


司马迁显然也看不惯这种行为，他将邓通称为“佞幸”——因谄媚而得宠的小人。邓通没有才能，人缘也不怎么样，还是个“宅男”，唯一擅长的，“谨其身以媚上而已”。


太史公严肃批判之，后代的文人，则无情地嘲弄邓通这个曾经的富翁：
明朝绿鬓添霜雪，石氏邓通今谩说。
人，不见也；钱，不见也。


如果说邓通是“宅男”，吴起因为常年带兵打仗，则可以称得上是“驴友”；邓通除了谨小慎微，再无其余才能了，吴起胆大心细，且是全才；邓通为皇帝吮疮，吴起给小兵吸毒汁。


所以，吴起究竟在图啥？即便是为了收买人心，他的戏是不是过了？


欲服三军


《史记》似乎不能给出答案了，古代有一本兵书叫《尉缭子》，其中记载了关于吴起的有趣故事：
一场战争就要打响时，左右下属向吴起进剑，意思很明确，让吴将军带领大家杀敌。吴起并没有接剑，他反而大声喝道：
“临难决疑，挥兵指刃，此将事也。一剑之任，非将事也。”


指挥大军杀敌，那是为将的责任；亲自去杀敌，则不是大将职责所在。杀敌往往意味着被敌杀，这个时候，他自己惜命，反而不再怜悯士兵了。


坦率地说，吴起的行为是正确的，就是太冷血了。实际上，吴起的冷血，并不止于斯，譬如，，对于该如何实行这“一剑之任”，他也有明确的规定。


吴起与秦人作战时，两军还未交锋，一个士兵等不及了，上前麻利地杀了两个秦兵，之后又全身而退。吴起闻讯后，下令即刻杀死这个士卒，别人劝谏，他不听，慨然说道：“（那个士兵的行为）非吾令也，斩之！”


从治军有方的角度来说，他又对了。吴起斩杀士卒，和他的“行为艺术”——同兵卒同甘共苦，其目的是一样的，皆是为了树立绝对的权威。


邓通舔疮，是为了获得宠幸；吴起舔疮，是为了要士兵的命。他显然更会“做生意”。


实际上，作为“影帝级演员”，吴起能将自己的演技，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层次，延展到生活的每时每刻。和朋友吃饭，朋友不来，他则不动筷子，即便等上两天，吴起也在所不惜。


也就是说，于他而言，再“入戏”的戏都不算过分。


吴起的行为，感动坏了明代的文人，宋濂特意作《吴起守信》，其中有如下之句：“其为信若此，宜其能服三军欤？欲服三军，非信不可也！”


宋濂看待问题尚且不如一个老妇人深刻。吴起给自己的儿子吸吮毒汁时，那个可怜的母亲哭了：


“遥想当年，吴公为他父亲吸毒疮，结果儿子的父亲就勇敢战死了；吴公现在又为我儿子服务，我的儿子能不死战吗？我不知道儿子将来死在哪里，所以才哭泣。”


是非公论


放下史书，翻开吴起自己写的兵书，即《吴子》，诸位想必又会发现些许端倪。


一直以来，吴起写的兵书，是能与《孙子兵法》相提并论的。《韩非子》就说：“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两本兵书的受欢迎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孙子兵法》写的是什么呢，其内容是大谋略而非小花招，是大智慧而非小聪明，孙武是把军队作为整体去书写的。与《孙子兵法》最大的不同是，吴起更加关注于个体，他专门拿出一章的篇幅写“励士”，即如何激励士兵愿意去打仗。


吴起提出了“三乐”之说：发号施令，人们乐于听从；出兵打仗，人们乐于参战；冲锋陷阵，人们乐于效死。试问，谁又“乐于”打仗呢？他不就是变着法“玩人”吗？


从来不吃亏的吴起，除了会团结兵士，还不忘从国君那里获得利益，以PUA的方式。


《吴子》里说，他刚从鲁国逃至魏国时，受到魏文侯的召见。魏文侯对吴起说道：“我这个人，从来不爱行军打仗的事情。”


吴起穿着儒者的服装，他得体地说道：“大王您让人大量制作甲胄盾牌，这东西冬天穿着不会保暖，夏天穿着又不凉爽；大王您命人制作这么多战车，这种车子既不美观，打猎也不够轻便，所以您图啥呢？”


听完吴起一通“忽悠”，魏文侯亲自布置酒席，令夫人亲手捧着酒具侍奉，特意在祖庙向吴起敬酒，立他为大将军。


魏文侯死后，吴起一度还想争夺宰相之位，再之后，他遭人嫉妒受人陷害，吴起感觉无利可图，毅然决然选择弃魏投楚。


在楚国时，吴起轰轰烈烈展开变法，他的能力真的很强，果真就使楚国富强，同时，也得罪了楚国的贵族。


公元前381年，楚悼王去世，恨透了吴起的楚国权贵，甚至等不及葬礼结束，就号令士卒，用箭射死他。一辈子不吃亏的吴起，总算是迎来自己的末路。


《史记》中记载说，吴起伏在悼王的尸体上，让先王和自己共同承受箭矢。群臣杀了他，同时也侮辱了大王的尸体。吴起此举，就是为了让这些人陪葬。他果有神机妙算，太子继位后，命令尹把射杀吴起，同时也射中悼王尸体之人，全部处死。


《史记》里的吴起够狠，《吕氏春秋》里的吴起更甚。《吕氏》中写道：“（吴起）拔矢而走，伏尸插矢而疾言曰：’群臣乱王！’。”此句的意思是说，贵族们原本没有射向楚悼王，吴起拔起箭矢逃到尸体边，将箭亲手插在楚悼王的尸体上，人为制造一场“叛乱”。


即便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依旧不做“赔本买卖”。


毋庸置疑，吴起是个伟大的人，诚如宋末学者的总结：


兵尽其法，士尽其力。
西河建功，魏侯守国。
旡以恃险，弗如在德。
致君一言，干戈乃息。


然而，诸君听我一句劝，在日常生活中，真要遇到这样之人，就离他们远一点吧。


PS，我想表达的是，吴起是一个“伟大的人”，而非“可爱的人”。所有的论述，包括对《吴子兵法》的评价，都是为此观点服务。并不是说《吴子》就是“小聪明”、“小把戏”，请各位读者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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