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尚法”自梁后几乎成了总结唐代书风的定论。法可以理解为法则、规律、秩序，“唐尚法”可以认为唐代追求法则与书写规律，崇尚理性的美。而意可以理解为意趣、意造、性情，“宋尚意”指的是摆脱法度的束缚追求意趣、提倡意造的书写。
单纯地把唐代书风概括为“尚法”未免有失偏颇。整体来看，初唐书法用“尚法”总结似乎没有问题，盛中唐后书风为之大变，无论从书家的书写状态还是理论家的审美批评，都打破了尚法的局限性，更多地倾向于尚意的范式。
虞世南《孔子庙堂碑》
隋代以来南北朝书法呈现大一统的趋势，这为初唐书风走向融合奠定了基础。由于唐太宗李世民的推崇，崇王书风盛行，以初唐四家为标志的尚法风气开始流行。李世民以帝王之尊为王羲之作传，提出王羲之书法尽善尽美，命人在民间大量收集王羲之书法，临摹《兰亭集序》赏赐众大臣。同时设立弘文馆，命精通王羲之书法的欧阳询、虞世南任教，教习书法，在选拔官员的制度上设置“身”“言”“书”“判”四科选拔擅长楷书的人才，尚法风气由此确立。
欧阳询《九成宫碑》
盛中唐以后书风开始改变，正如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说：“唐世书凡三变，唐初欧、虞、褚、薛、王、陆并辔叠轨，皆尚爽健。开元御宇，天下平乐。明皇极丰肥，故李北海、颜平原、苏灵芝辈趋时主之好，皆宗肥厚。元和后沈传师、柳公权出，矫肥厚之病，专尚清劲，然骨存肉削，天下病矣。”康氏没有说明开元以后书风变化的具体表现，只是说由于皇帝的影响书风以肥厚为主。初唐以后王羲之彻底地走下了神坛。李白在《草书歌行》中说：“王逸少，张伯英，古来几许浪得名。”并且在《鲁郡尧祠送窦明府薄华还西京》中还说：“竹林七子去道赊，兰亭雄笔安足夸。”在唐太宗时期王羲之的草书还被评为“草书第一”，但是在张怀瓘的《书议》中评价却很低，并道：“逸少则格律非高，功夫又少，虽圆丰妍美，乃乏神气，无戈戟铦锐可畏，无物象生动可奇，是以劣于诸子。”又说：“逸少草有女郎才，无丈夫气，不足贵也。”可谓毫不客气地对王羲之草书进行了批评。韩愈在《石鼓歌》中也不忘贬低王羲之“羲之俗书趋姿媚”，可见王羲之书法在盛中唐时期的地位较之初唐大大地降低了。王羲之书法统治地位的降低，既是书法规律发展的必然，也是当时破除偶像崇拜的例证。
随着王羲之书坛统治地位的改变，张旭与颜真卿的出现彻底打破了初唐尚法的局面，唐代书法从此走向了更具开放性的写意时代。盛中唐书法的代表人物，首推颜真卿，尤其晚年作品中更能体现其雄秀独出艺术个性与感染力。黄庭坚曾评价颜真卿道：“奇伟秀拔，奄有魏晋隋唐以来风流气骨，回视欧虞褚薛辈，皆为法度所窘，岂如鲁公出于绳墨之外，而卒与之合哉？”黄庭坚认为初唐四家的书法被法度所拘束，只有颜真卿能够出法度之外，真正能与魏晋以来的气韵暗合。
颜真卿《东方朔画像赞》
王澍《竹云题跋》中《颜鲁公东方朔画像赞》跋文：“魏晋以来，作书者多以秀劲取姿，欹侧取势。独自鲁公，不使巧，不求媚，不趋方便，不避重复；规绳矩削，而独守其拙，独为其难，如《家庙》《元靖》等碑，皆其晚岁极矜练作也。”王澍的这个观点与黄庭坚类似，说明颜真卿书法不同于前代众人，不使巧，不求媚，不趋方便，不避重复，出规矩之外又合乎情理之中的独特之处。
颜真卿《祭侄文稿》
张旭为人豁达，卓尔不群，才华横溢，朱长文《续书断》载：“张旭，吴县人，嗜酒，擅草书，每醉后号乎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以为神，世呼张颠。初仕常熟尉，自言始见公主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观孙大娘舞剑器，乃近其神……”这段话简略叙述张旭的生平性格，更能够让读者体会张旭醉酒书写狂草的情形，身临其境般地感受到其书写狂草时超越法度，以意为之的书写状态。其“张颠”的称号也能体现出其书写状态的癫狂豪放。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也说道：“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太平广记》中曾记载：“张旭饮醉辄草书，挥笔大叫。以头揾水墨中而书之，天下呼为‘张颠’。醒后自视，以为神迹，不可复得。后辈言笔札者，虞、欧、褚、薛或有异论，至张长史无间言。”从中可以看到后人或许对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等人的评价会出现不同的见解，而对于张旭狂草风格是一致认同的。在其酒醒之后更是以为神迹，不可复得。这几段的描写都突出地表现了张旭酒后癫狂、不拘小节、其书如狂风暴雨、以意为之而又神乎其技的状态。狂草应是最能表现情感的书体，张旭借助酒精用狂草的形式把内心涌动的情感抒发出来，如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中道：“往时张旭擅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万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
张旭《古诗四帖》
与张旭并称唐代尚意书风的另一位代表——怀素，年少出家，经禅之余，颇好翰墨，对书法的痴迷程度似乎并不亚于参禅。据《僧怀素传》记载，怀素经常在寺院的墙壁上、自己的衣物上、器皿用具上写满了字，甚至用漆盘木板作纸，能够把木板写穿。怀素还在自己的寮房旁边种满芭蕉树，由于纸贵，就把芭蕉叶拿来练字，也许由于芭蕉长得又大又密，所以给自己起了一个斋号叫“绿天庵”。怀素不仅非常勤奋而且天赋很高，李白曾对他评价极高，在《草书歌行》中道：“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墨池飞出北溟鱼，笔锋杀尽中山兔。八月九月天气凉，酒徒词客满高堂。笺麻素绢排数箱，宣州石砚墨色光。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飘风骤雨经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恍恍如闻鬼神惊，时时只见龙蛇走。左盘又蹙如惊电，状如楚汉相攻战……”以当时李白的名气又年长怀素三十六岁，对少年怀素的评价之高，也是非常罕见，足见怀素的狂草造诣。怀素喜欢喝完酒之后再写草书，甚至达到了“一日九醉”的程度。很难想象作为和尚的怀素是每天在喝醉中度过的，真正喝醉后走路都没办法走得稳当，何况写字。怀素的醉只是一种夸张，是借着酒精的作用挣脱掉束缚，以一种更加自然，一种任运的状态写字，酒只是他摆脱法度束缚的工具，是达到“臆造无法”的途径。“人人欲问此中妙，怀素自云初不知”。对于这种状态怀素开始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正是于此而达到“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
怀素《自叙帖》（局部）
书论方面在盛唐时期也出现了明显的“尚意”的倾向，张怀瓘是唐代书法理论家的代表，其著作之精深在唐代无人可比，在《书断序》中道：“且其学者，察彼规模，采其玄妙，技由心付，谙以目成。”张怀瓘意在学习书法应该着眼于心性的表达，而不是固定于字的形体安排，这样会缺乏神采。对于如何把握书法的本质他认为：“仆今所制，不师古法，探文墨之妙有，索万物之元精，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润色，虽迹在尘壤，而志在云霄，灵变无常。”把握书法的本质不一定要师法古人，而是从万事万物中索其精华，惟如此方可灵活变化，不可方物。张怀瓘在《书议》中到：“然智则无涯，法固不定，且以风神骨气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书法的法度是不固定的，上乘的作品一定是具备风神骨气的特点。
张怀瓘的另一大贡献就是在《书断》中首先提出了“神品”“妙品”“能品”的品评方法。他把先秦以来的书法家分为这三个等级，使书法品鉴进入了一个比较直观、崭新的品评领域。在《书断》中看其对神品书家的评价：史籀“妙迹虽绝于世，考其遗法，肃若神明，故可特居神品……开阖古文，畅其纤锐，但折直劲讯，有如镂铁，而端姿旁逸，又宛润焉”；杜度“创其神妙，其惟杜公”；索靖“越制特立，风神凛然，其雄勇劲健之过也”；张芝“窈冥而不知其所如，是谓达节也已。精熟神妙，冠绝古今”；钟繇“虽古之善政遗爱，结于人心，未足多也”；蔡邕“动合神功，其异能之士也”。张怀瓘看来神品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神采，作品要精神妙绝、神采照人才是神品的要求。张怀瓘品鉴书法的方式既是时代的产物，同样为当时书法创作提供了方向参考，强调精神妙绝、神采照人的品鉴打破了尚法的习惯，其实质与崇尚意造暗合。
《述书赋》是唐代又一书法理论巨著，是由窦臮、窦蒙两兄弟共同完成的，赋文共一万七千多字，概括了先秦至唐代以来所有书法名家及其作品，并对其中两百多人进行了评价，堪称唐代以前最完备的书法史论。窦臮的哥哥窦蒙曾在《述书赋〈语例字格〉》中评价窦臮道：“翰墨厕张、王……草隶精深。平生着碑志、诗篇、赋颂，章表凡十几万……”窦蒙对窦臮不乏溢美之词，书法侧身王羲之、张芝之列并且精通草书与隶书，窦臮还常常为别人书写碑文，由此可知窦氏兄弟是精通书法的，并且得到了时人的认可。
《述书赋》中评价褚遂良道：“恐无成于画虎，将有类于笑颦。虽价重衣冠，名高内外，浇漓后学，而得无罪乎？”用“画虎”“笑颦”对褚遂良进行评价，说明窦氏对褚遂良并不推崇，原因也在这两个词中尽显。褚遂良响应唐太宗学习王羲之书法的号召，且名高于世，只是窦氏对于这种亦步亦趋的学王方法是不认同的，所以用了“笑颦”一词。而窦氏评价孙过庭道：“虔礼凡草，闾阎之风。千纸一类，一字万同。如见疑于冰冷，甘没齿于夏虫。”他认为孙过庭与褚遂良类似，亦步亦趋地盲从，只是类似，从中可以看出他对盲从法度的反对。在评价三国时韦诞和虞松时道：“魏之仲将，奋藻独步。或迸泉涌溢，或错玉班布。皆迹遗情忘，契入神悟。然而负才艺，履危惧。膏明自煎，鬓发改素。生非其代，痛惜不遇。”“迹遗情忘，契入神悟”与苏轼倡导心手双忘的书学思想何其一致。
张同印在《隋唐墓志书迹》研究中说：“《述书赋》及其兄窦蒙注，用道家崇尚自然的观点关照书法，主张‘任兴所适’‘任天然而自逸’，提倡‘忘情’而‘纯任自然’‘真率天然，忘情罕逮’。”窦氏兄弟的思想出自哪一家暂且不论，单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窦氏崇尚自然、率意的书学思想是毫无疑问的。
李嗣真在《书后品》中道：“古之学者皆有师法，今之学者，但任胸怀，无自然之逸气，有师心之独任。偶有能者，时见一点。忽有不误者，终身瞑目，而欲乘款段度越骅骝，其亦难矣。”李嗣真的意思是当时人都不学古法，只是任其胸怀，时人无自然逸气，只知师心。李嗣真批评当时人，不师法古人只是师自心，从而丧失了古人作品中自然逸气。从侧面反映出李所处的时代，并不以师法古人的尚法风气为主导，而是以师心任运的尚意书风为主流。
初唐大一统的政治格局，李世民的大力提倡，导致唐初崇王现象严重，书家们以王羲之书法为准绳，楷书方面尤为明显。唐初对法度的极致追求，与对王羲之的无限崇拜，导致尚法书风的形成。李世民之后，王羲之同时也跌下了神坛，崇王现象也逐渐减弱。张怀瓘在《书议》中评价王羲之书法时，批评其草书“乃乏神气”，韩愈也有“羲之俗书趁姿媚”的言论，这种现象在唐初是不可想象的。物极必反大概在任何事物方面都有体现，初唐书法法度严谨、崇尚理性发展到盛中唐狂草兴盛，浪漫主义思潮具有强烈反叛精神的书风开始出现。由此，随着王羲之书法地位的降低，尚法风气也逐渐变弱，尚法书风走向尚意似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盛中唐时期禅宗盛行，禅宗提倡的不立文字、教学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观念在士大夫之中广泛流传，禅宗打破宗教形式的修行方式也更容易被士人认可。颜真卿素与禅僧交好，其家族与佛教也颇有渊源。《颜氏家训》载：“兼修戒行，留心诵读，以为来世津梁。”而怀素本身就是位禅僧，武则天有拜北宗神秀和尚为师的记载。熊秉明也说：“棒喝顿悟的式，利剑一斩，妄念俱绝，是直截了当的当下表现，这一种书法的最高表现形式就是禅境。”禅宗的“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与“顿悟成佛”的思想不需要知识分子随时要恪守清规戒律，再加之政治局势的动荡，知识分子需要找到精神慰籍，禅宗于是大兴。白居易《醉吟先生墓志铭》中道：“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教治其心，旁以山水风月歌诗琴酒乐其志。”白居易以禅治心为当时的代表，以禅治心、以禅入诗、以禅入书是当时文化发展的趋势，禅宗以破执为主的修行方式与思维习惯，为尚意书风的形成提供思想基础。
大唐盛世的气象与知识分子的心态是形成盛中唐尚意书风的又一原因，盛唐的开放、繁荣为书法家们提供了包容的土壤，书家的激情与精神风貌则为盛世带来了具有热情浪漫的尚意书风。正如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所说的那样：“一种丰满的、具有青春活力的热情和想象，渗透在盛唐文艺中。即使是享乐、颓丧、忧郁、悲伤，也仍然闪烁着青春、自由和欢乐。”盛中唐浪漫书风的开启固然需要天才的艺术家，开放包容的环境也同样重要。大唐盛世开放的气象还体现在知识分子要求建功立业思想里，而不仅局限在书斋文化里。王维有“岂学书生辈，窗前老一经”的不屑；高适有对自己“十年守章句，万事空寂寥”的遗憾；李白有对“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的不满；而杜甫更有“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轻儒现象的言论。他们反对碌碌无为、亦步亦趋，崇尚建功立业、驰骋疆场。正是这种人生格局与人生态度造就了大唐盛世的精神追求，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盛中唐书风便形成了。
尚法书风集中在初唐刚刚建立的一百年间，主要体现在楷书与行书方面，随着王羲之书法地位的下降与大唐盛世开放气象的到来，盛中唐时期书风变化，开始以浪漫抒情、气象宏大的写意书风为主。从创作实践上看以张旭、颜真卿、怀素为主要代表，理论方面更有张怀瓘、窦氏兄弟等人的倡导。盛中唐时的开放气象为知识分子提供了繁荣、包容的土壤，知识分子崇尚建功立业的人生态度，打破了儒家亦步亦趋的习惯，加之盛中唐时期禅宗破执、破法的修行在士人中的流行，为盛中唐尚意书风提供了思想基础。盛中唐书风从成因到表现都具备了尚意的可能。
评分完成：已经给本帖加上 25 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