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度地处胶东半岛西部, 是隶属于青岛的县级城市。平度历史悠久，是岳石文化的发祥地，战国名城即墨也在其今天的辖境内。县城自西汉（公元前203
 
年）始建于此，文物古迹众多，昔日坊表碑碣林立，庙宇宫殿等古建筑随处可见，文化底蕴极其丰厚。两汉时辖境内同时存在的有郁秩、平度、卢乡、当利等县级政权。时光荏苒，虽历经战乱、风雨剥蚀和人为破坏，仍有《汉王舍人碑》、《汉天柱山中平三年刻石》和一些零星汉代碑记残石留存到今天。
平度现存数量可观、价值较高的是郑道昭父子的北朝刻石。公元510
 年，亦即北魏宣武帝永平三年，郑道昭出任光州刺史、平东将军（任所在今莱州市政府所在地）。光州统领3 郡14 
县，所辖面积即今天的胶东半岛。郑道昭莅任后，遍行诸郡县。永平四年（511 年），在天柱山（今平度市北50 
里）为其父刊造《郑文公碑》（上碑），并作《东堪石室铭》一首，题记二处。郑道昭离任光州52 年之后，其三子郑述祖于北齐河清三年夏（564 
年）出任光州刺史，天统元年（565 年）在天柱山留下了《天柱山铭》和《天柱山颂》两处隶书刻石。
另外，北朝刻石还有《北魏王珍之等造像碑题记》和东魏《姚保显造石塔记》。
平度大泽山素有“鲁东名山”之称，山上有北宋以后历代刻石300 余处，大多都有较高的书法价值。其中北宋刻石和金代刻石见证了山中名刹智藏寺的兴建和鼎盛，显得弥足珍贵。
1 汉王舍人碑
汉《王舍人碑》原石
汉《王舍人碑》碑额
 汉《王舍人碑》拓片
《王舍人碑》，东汉灵帝光和六年（公元183
 年）立。1982 年冬在平度灰埠镇侯家村出土。上部碑文残缺，现残高110 厘米，宽78 厘米，厚21 厘米，碑文隶书，计12 行，行19 
字不等，左下部另有款识“光和六年四月乙酉立”独占1 行，清晰可读者尚有186 字，现存平度市博物馆。
此碑碑额雕螭，刻工精美，上有竖排篆字2 行，因下部残缺，仅存6 字，从残存篆字及汉人题额惯例推测，碑额应为“汉舍人口王君之口”， “之”下疑为“碑”字，另缺一字无考，或者此处本来就没有字。苏州华人德先生疑此处或为碑穿，也很难定论。
 汉《王舍人碑》局部
碑主王君，为汉舍人。因此碑上部残缺，碑文难以通读，碑主是什么舍人，难以断言。专家据碑文中“……灵台之格，展浑仪之枢”句，推测其为灵台待诏之一，是太史令属官，遂将此碑定名为《汉王舍人碑》。1986
 年齐鲁书社出版了单行本，国内外有关杂志纷纷介绍，引起了书坛的广泛关注。
《王舍人碑》的奇特之处，是使用了龟趺。汉碑的碑趺一般作长方形，使用龟趺则较为少见，据华人德先生考证，在此碑出土前，能够见到的仅有四川的《樊敏碑》。此王舍人碑龟趺长125
 厘米，宽90 厘米，高33 厘米，造型古拙，线条流畅，雕刻精巧，栩栩如生，是一件难得的圆雕艺术精品，为研究汉碑的形制提供了很好的实物资料。
 汉《王舍人碑》局部
隶书发展到东汉时已臻纯熟，《王舍人碑》也不例外。其书风婉约峭丽，又不失朴厚自然，在汉隶风格中，属端庄典雅、静穆安详一派，与《礼器碑》、《史晨碑》有异曲同工之妙。《王舍人碑》不同于其他东汉碑版的明显之处，一是在笔画上夸张了“蚕头雁尾”的笔势，使横画波磔更显奇纵瑰丽；横画和捺画收笔时向上大幅度挑起，特点非常明显，为其他汉隶所少见。二是在结字上一反汉隶扁方之常格，有意拉高了字形，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东汉末期的隶书取势，一般是左右开张，字呈扁形，此碑隶书结体基本呈方形，笔画安排上密下疏，重心居下，结字稳重大方。这种字体取势开启了楷书的先河，是学习隶书的极好范本。
2 东汉碑记残石
1984 年夏，在《王舍人碑》出土地，文物工作者又发现数块汉碑残石，现存平度市博物馆。其中字迹最清晰的一块呈三角形，高16.5 厘米，宽21 厘米，共存隶书7 字，字径为3.5 厘米。
 东汉碑记残石拓片
残刻笔画细劲，字口清晰，可能是立碑时间不久即遭人毁弃并掩埋。残刻厚度为11.5
 
厘米，在碑刻形制上略小于《王舍人碑》。因残石存字太少，碑文内容已经无法考释，不过从刻工精细程度和隶书成熟的结体上，可以断定和《王舍人碑》是同一时代的作品。二者刻工如出一辙，风格也有相似之处。不同的是，《王舍人碑》古雅秀穆，用笔灵活，波磔起伏较大，犹如一首古老的音乐，醇厚而高远。残刻秀逸遒劲，用笔略方，应规入矩，法度森严，透露出一种高贵气息。
东汉桓帝、灵帝时期，隶书发展到了鼎盛，树碑立传也成为一种风气。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隶书碑刻，大都完成于这一时期。隶书残刻传达给我们的信息，说明平度的几个汉墓区还存在一定数量的隶书碑刻。
3 汉天柱山中平三年刻石
山东汉碑存世数量很多, 但摩崖题字鲜见。1983 年在平度天柱山上发现的东汉中平三年刻石, 是第一次在山东境内发现的汉代摩崖题字。这一发现，填补了山东汉代摩崖的空白，其意义非同寻常。
天柱山远景
1984
 年10 
月，由中国书法家协会山东分会、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山东省博物馆共同举办的云峰刻石学术讨论会在山东掖县召开。在学术讨论会筹备期间，发起单位组成联合调查小组,自1983
 年9 月至1984 年6 月, 对山东掖县云峰山、大基山和平度天柱山的刻石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综合考察，首次发现了位于天柱山之阳石壁上的刻石。
天柱山中平三年题字原石
天柱山中平三年题字拓片
《天柱山中平三年题字》，汉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
 年）刻，位于天柱山之阳的一处西南向石壁上。石壁立面高410 厘米，宽510 
厘米，题字共二处：一处在石壁正中最上方，类似汉碑碑额的位置，题字竖排，惜已风化不可辨识。另一处在石壁立面右下部位，刻2 行6 
字，首行刻“中平三年”4 字，笔画清晰；另行位置稍偏下，刻“弟子”2 字，“子”字已残。题字字径大者13 厘米，小者6 
厘米，隶书。其用笔轻松活泼，毫不拘束，笔势放纵，结体宽博，与《石门颂》书风类似。
从整个石壁面积、刻石所处的位置以及没有刻完的笔道看，极可能是当年的主事者曾计划在此镌刻一个大的题记，记载某件事情。后因故仅把题额刊出，又匆匆刻了年号即告了事。
4 郑文公上碑
郑文公上碑碑亭
《郑文公上碑》全称《魏故中书令秘书监郑文公之碑》，位于天柱山之阳，碑身由一块天然碑状石稍加琢磨而成，高350
 厘米，宽150 厘米，正书20 行，行多50 字，计882 
字。碑文内容是为荥阳郑氏，特别是为其父郑羲歌功颂德，多谀墓之词。碑中还将朝廷所赐的“文灵”谥号公然削去恶谥“灵”字，径称“文公”。
《郑文公上碑》拓片
郑道昭为其父刊刻功德碑，意在删改其父谥号，涂饰劣迹，光耀门庭，但北齐修《魏书》时还是如实记下了郑羲及其族人的种种恶行。不意中碑刻却成了书法艺术瑰宝，大概是他所始料未及的。
《郑文公上碑》拓片局部
此碑未署书丹人姓名，是否为郑道昭所书，一直存在争议。笔者以为，云峰四山40
 
余处北朝刻石中，有一部分出自郑道昭之手，但《郑文公碑》既非郑道昭撰文，亦非郑道昭书丹。就书法艺术而言，在系列刻石中水平也不是最高的，因为是庙堂艺术，谨严静穆有余，灵动放逸不足，反不如诗刻和题记来得精彩。
5 东堪石室铭
此刻石位于天柱山主峰东端天然石室的北壁上，高150 厘米，宽120 厘米，正书10 行，凡115 字。是郑道昭主持刊造于天柱山上的另一重要刻石。因地势险要，人迹罕至，故保存完好，一字未损。
《东堪石室铭》原石外景
《东堪石室铭》拓片
《东堪石室铭》是郑道昭所作四言诗。此刻石得天真烂漫之境界，章法布局出乎天然，如祥云在空，随意卷舒。用笔清癯瘦硬，婉转流畅，方圆并用，遒丽多姿。结字大小错落，疏密随形，相互揖让，浑然一体。笔者以为，就艺术水平而言，云峰刻石中此刻当推为第一。从结字习惯和用笔风格上分析，此刻与《郑文公碑》出自一人之手，亦非郑道昭书丹。
6 “上游下息”题字
天柱山拔地而起，似擎天一柱。山中间有一天然豁口，俗称“秋千口”，《“上游下息”题字》即刻在“秋千口”西侧崖壁上，刻面高76 厘米，宽70 厘米，正书4 行，行3 字不等，共13 字。
“游息题字”原石
“游息题字”拓片
云峰刻石中，此作最为瘦硬。结字纯用方笔，中锋行笔，直上直下，长撇大捺，气度开阔。从书法风格、刻字内容、刻字位置、刻石字数及作者身份、语言口气等多方面分析，此刻应出自郑道昭之手。
7 “此天柱之山”题字
刻石高51 厘米，宽50 厘米，竖式2 行，正书5 字，位于天柱山之阳。
此刻书法用笔瘦硬，长撇大捺，挺拔流畅，体势开张，气度不凡。据郑述祖《重登云峰山记》所言，云峰、天柱二山是由郑道昭命名的，《天柱之山题字》由郑道昭本人完成比较符合当时实际。
“此天柱之山”题字原石外景
“此天柱之山”题字拓片
另外刻石的位置山势比较平缓，刻石字数较少，书写随意，用笔自由，中锋、侧峰、藏锋、露锋交替使用，点画长短方圆不拘，自由灵活。这些也都比较符合郑道昭的身份、年龄和身体状况。
8 天柱山铭
郑述祖作，位于天柱山西麓“劈石门”西一方巨石上。铭文高143 厘米，宽185 厘米，文29 行，行23 字不等，计613 字，隶书，原石已毁。
《天柱山铭》全拓
《天柱山铭》内容是为其父郑道昭歌功颂德，文词极为夸饰。其祖父郑羲的谥号“文灵”，在其父亲郑道昭主持刊造的《郑文公碑》里，先削去了“灵”字。到了自己笔下，又变成了“文贞”。毁誉参半的谥号，几经周折，成了无以复加的美谥，可谓用心良苦。
该刻隶书以方笔为主，整饬雄浑，意态朴拙，分行布白，循规中矩，虽无法与东汉名碑相提并论，亦不失为隶书之佳作,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列为“妙品上”。
9 天柱山颂
又名《四言诗残刻》，郑述祖作，刻于《郑文公上碑》的天然碑座西侧，残高19 厘米，宽41厘米，隶书7行。据平度旧志记载，原诗共112 字，今仅存20 余字。
《天柱山颂》拓片
与《天柱山铭》为先祖歌功颂德不同，此铭赞主要歌颂天柱形胜，追忆先祖遗踪。用词诡谲奇纵，语言简约洗练，状景汪洋恣肆，气势雄伟；怀人声情并茂，感人肺腑，极具艺术感染力。
隶书风格亦与《天柱山铭》不同，在布局上由传统隶书的布局变为唐以后楷书的布局；笔画由遒结变为舒展；结字由整饬变为散淡，艺术水平略逊于《天柱山铭》，显然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从郑述祖云峰、大基、天柱三山四处刻石综合分析，笔者以为《天柱山颂》由郑述祖书丹，其他三处均他人假手而为。
10 北魏王珍之等造像碑题记
《王珍之等造像碑》，其题记残存高112 厘米，宽107 厘米，北魏宣武帝正光三年（公元522 年）刻。现存故宫博物院。
造像碑原立于平度苏村释迦院。北魏时期，今胶东半岛地区最高行政中心是光州（州治在掖县），州辖三郡：东莱（郡治掖县）、长广（郡治在今平度城）、东牟（郡治在今牟平），每郡辖若干县。苏村在今平度城北40
 
里，当时属东莱郡的当利县，当年自光州城至长广郡城由此经过。北魏时这里便建起了大型佛寺释迦院，这也是今平度境内有史可考的最早的佛教寺院。释迦院的规模及僧众人数已不可考，残存的造像碑题记可以作为当年佛教兴盛的见证。
据民国《续平度县志·金石》：“苏村释迦院魏正光三年造像碑。碑阴题名，首行有‘当利本县’四字，第二行‘正光三年’四字，余多剥蚀不可辨。”释迦院在历经数次灭佛劫难之后，直到民国年间仍有前后三院，拥有庙产，可以看出佛教在这一地区的深远影响。释迦院殿宇最后毁于上世纪40
 年代初，造像碑则于1958 年被征运到故宫博物院珍藏起来。
“造像碑”是北朝兴起的一种中国化了的佛教造型艺术，以图文并茂为其显著特点。其形制一般是：碑阳及碑侧刻佛像，也有的在下部刻叙事祈祷的碑文，碑阴则刻参与造像者的姓名等。现存故宫博物院的造像碑大部分字仍可识读，多为题名。书法显然出自民间书家之手，隶书味较重，不事雕琢，布局亦不甚讲究，但质朴无华，清新自然，与文人书法相比，别有情趣。此造像碑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书法，作为稀有的此类早期佛教文化遗存，为研究佛教在胶东地区的流传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11 东魏姚保显造石塔记
《姚保显造石塔记》，宽39 厘米，高35 厘米，原有正书铭文约40 字，位于天柱山西麓劈石门东侧一造像石窟, 刻于东魏武定六年（公元548 年）。今字迹已漫漶不清。
东魏姚保显造像石室
东魏《姚保显造造石塔记》拓片
天柱山因有郑道昭父子主持刊刻的摩崖刻石而闻名遐迩。而比郑道昭刻石略晚，又先于郑述祖刻石的《姚保显造石塔记》却相对沉寂。历代著述多未收录，偶有收入，亦均不记其刻于何处，方若《校碑随笔》就说：“刻在何山，惟此未详”。实际上，此刻是云峰四山北朝系列刻石之一，在书法史上同样占有重要地位。细审刻石残字，奇崛朴茂，生动自然，毫无造作之气，显然出自民间无名书家之手，具备典型的北朝书法风格。较之《郑文公碑》，少篆籀之气而多了几分隶书味，不失为书苑珍品。
石窟内除这则题记外，另有44 尊大小不一的浮雕佛像，可惜也都残泐而眉目莫辨。佛像和题记尽管残缺不全，但石窟总算保留了下来。作为胶东地区罕有的早期佛教文化遗存，历经劫难之后显得尤为珍贵。
12 宋朱巽《宿大泽山早起》诗刻石
朱巽七言律诗位于大泽山智藏寺东甘露泉旁石壁。刻面高146 厘米，宽127厘米，8 行，满行10 字，计73 字。
宋朱巽《宿大泽山早起》诗刻石拓片
朱巽，宋荆门军（今湖北荆门）人，字子权，系政和进士、翰林学士朱震之弟，二人所学甚富，时号称“二朱”。
朱巽诗刻字体楷书，端庄规整。历史上虽不以书法名世，但此诗却为研究考证智藏寺的始建年代及大泽山在当时的影响提供重要的文字依据。
朱巽是当时的荆门军人，荆门军距大泽山数千里之遥。不论是其自原籍慕名来游，还是因事路过乘兴而至，其诗首句便是“半月重来幸有缘”，半月时间二次游山，不难看出大泽山对诗人强烈的吸引力，足见大泽山已是当时远近闻名深受游人喜爱的名山了。
13 宋秦元似《大泽山诗》刻石
在大泽山众多的石刻中，宋代秦元似的游山诗是现存有纪年可考的最早诗刻之一。
刻石位于智藏寺东甘露泉旁石壁，为五言律诗，诗刻高160 厘米，宽128 厘米，7 行，计楷书66 字。
宋秦元似《大泽山诗》刻石拓片
秦元似其人，历史上虽不显名，但诗刻却为考证大泽山智藏寺的始建年代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文字依据。
秦诗中的“长安”和“永兴”都是秦元似自署其籍贯，查《宋史·地理志》，北宋时长安县属京兆府，京兆府属永兴军路，据此可知，秦元似是永兴军路京兆府长安县人。
14 金莱州节度使《游智藏寺题记》
大泽山智藏寺西有一巨石，名“方水石”，金代的这则题记即位于石之东壁。刻石高138
 厘米，宽275 
厘米，开头是一首七言律诗，惜已残缺不全。此刻石书法不拘常格，字径大小不等，书写随意，富有情趣，充分表达了作者在诗文中所流露出登大泽山游智藏寺那种志得意满时的兴奋心境。
金莱州节度使《游智藏寺题记》拓片
题记作者前莱州节度使虽署明籍贯为燕山，但其具体姓名尚不可妄断。“承安己未”系金章宗承安四年，即公元1199
 
年。此刻石是继宋政和二年刻石之后山中又一处重要的早期刻石。因该刻石系作者游大泽山智藏寺而题，故此题记对研究智藏寺的历史及大泽山在当时的影响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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