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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文学汉译史·准备时期·中美早期的翻译
送交者: 楚夫子[★★声望品衔10★★] 于 2023-03-01 9:50 已读 1271 次 3 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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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间的商务,始于黄埔。在卖出买进之际,口、笔译自不可或缺。“如未在澳门找到通译,则必雇之于黄埔。”2当时,在中国只有极少数的口译和笔译人才。甚至早就来华做生意的英国人也发觉,“虽然英、中两国已打了一个世纪的交道,但是(直到1793年)仍找不着一个懂中文的英国人。而且,在巴黎、罗马、那不勒斯遍地搜索,也才发现了一个能作通译的人。此君是地道的中国人,姓李。‘李先生’(Mr. Plum)曾在那不勒斯的‘中国学院’*【*1723年,意大利传教士、大清国内廷供奉马国贤(Matheo Ripa, 1682-1745)返欧,雍正皇帝特许他带四个中国少年学生与他们的先生同行。1732年,经教皇批准,马国贤在那不勒斯建立圣加书院(Collegium Sanctac Familiac)又称中国学院,专门培养中国教士。到1861年为止,共收中国学生106人。】学习拉丁文和意大利文。”3 6park.com

而从1784年下迄1828年的四十五年间,没有一个在中国的美国人会听说读写中文。美国驻广州领事卫格士(B. C. Wilcocks)因此大感困难。由于领事馆无力雇用中文译员,他竟建议由他自己掏腰包,为领事馆培训一位年轻的中文通译。4卫格士并提议,在英国传教士美魏茶(Willian Charles Milne,1815-1863)建于麻六甲的英华书院中,挑选一名学生,由他包付学杂生活费用。此事后由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安排。马礼逊虽然是由伦敦宣教会(新教)派来中国传教的英国人,但却经由美国商人和政府协助,1807年来到中国。他在中国一呆二十七年,与美国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他师从两位中国天主教徒,学习中国语文,并与人合作,译出并出版了中文《新约》(1814)、《旧约》(1818),还编写出版了《汉英语法》(1812)和《中英词典》六册(1823年出齐)。5此人几乎与利玛窦齐名,对后来的中西文化交流有重大影响。 6park.com

自1816至1864年,美国领事官员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美国政府派遣或训练一名通译来领事馆或使团工作。但一直没有得到回应。在整整一个世纪里,驻华美国官员,除曾任传教士者外,几乎没人能懂中文口语和书面语言。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土著通译、其它国籍的通译和传教士。望厦条约签订后二十年,美国政府始允供给在华使领馆译员各一名,但并未履行承诺。迟至1899年,所有在华领事馆中,共仅有专任译员四名。 6park.com

1830年,第一位美国教士、也是后来第一个送马礼逊处学得中文的美国人裨志文(Elijah Coleman Bridgeman,1801-1861);来到广州。在此之前,在华美国人办事,完全仰赖受雇于东印度公司的马礼逊,或他的儿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 1814-1843 )作口笔译。1830年,裨治文与雅裨理(David Abeel,1804-1846)同受美国归正教会派遣来华。在他们之后,1833年,精通印刷的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ianms,1812-1884)被美国公理会派遣来华。1834年,精通医术的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9)亦被派来华。裨治文、卫三畏、伯驾三位通中文的传教士,事实上负责了大部分使节与中国政府往来文件的翻译与谈判的传译工作,达四十年之久。在望夏村谈判时,他们三人对特使顾盛(Caleb Cushing,1800-1879)有非常大的影响。1858年,列卫廉(William Bradford Reed,1806-1876)到中国签订天津条约时,曾写信给国务卿,道尽译员的重大作用: 6park.com

“我得说,传教士们和他们的研究,对我国利益极端重要。没有他们做译员,我便不能处理事务。没有他们的匡助,我会在尽我的职守时,寸步难行。我既不能读,又不会写。信文条约,我一字不识。有了他们,我才毫无窘难。1844年时,顾盛也是如此。当时,也是这帮人作他的译员和助手,处理各项事务。1853年和1854年,裨治文也曾是马沙利和麦克连的主要助理,打理一切公共事务。他现在仍极活跃,很有用。我很高兴能有机会在此表示我对他不时的协助及经常性提供宝贵顾问的感谢。……而在华的美国商人,无人能读写哪怕一句中文(听说,只有一位美国商人可以)。”6 6park.com

列卫廉所说的情况,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末。其间,间或有一些传教士被领事馆或赴华使团短期雇用担任要职。正是这些人,而不是他们的挂名上司,在大多数场合,与中国官员办理实质上的交涉。比如,美国译员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1844-1912)就同中国当时最有权势的政治家李鸿章(1823-1901)一起,协助起草了1880年关于华人移居美国的条约和1882年美国与朝鲜签订的条约。这些美国传教士,基于他们自身的立场与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利用其翻译的身份,影响了美国驻华使领馆的对华政策。 6park.com

《华事汇报》(又称《澳门月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12-51)是一份由裨治文和卫三畏主办的刊物。经过详尽的文本比对证明,美国特使顾盛在进行中美望厦条约谈判时,裨治文不但作为翻译和顾问助了他一臂之力,而且望厦条约中的若干条款,竟然是照抄早先《华事汇报》所刊载的议论文章。7 6park.com

顾盛离华后,伯驾马上进入使领馆,先作普通翻译,后任官方翻译,深受倚重。直到1854年,美国驻厦门和宁波的领事馆,才不再仰仗传教士,而在大部分事务中,开始有了专职翻译。翻译中的佼佼者,当数卫三畏。 6park.com

卫三畏1833年来广州,后在澳门为东印度公司办出版事业,同时协助裨治文编印《华事汇报》及出版学中文的教科书和字典。1837年,卫三畏赴日本、琉球等地游历,用日文译出《圣经》的《创世纪》和《马太福音》。1842年,卫三畏在香港被选为马礼逊教育协会书记。他1844年返美后,于1848年再度来华,两次随美国舰队司令派利赴日本任翻译。因精通中文,1856年,他被聘为美国驻华公使馆头等参赞兼翻译。1858年后,他随美国公使列卫廉与中国全权代表签订《中美天津条约》。从1856年到1876年的二十年间,卫三畏曾七次代理馆务。其间,美国对华政策,均来自他的主张。1877年后,卫三畏任耶鲁大学汉学教授,著述甚丰。到1880年之后,美国公使馆中的传教士翻译的作用,才降至最低,因为处理大部分涉洋事务的李鸿章,雇了自己的贴身翻译,其中包括辞去了美国领事职务的毕德格(William N. Pethick,?-1902)。 6park.com

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首次允许外国人延请中国士人教习方言,允其佐理笔墨,及采买中国各项书籍。其后,根据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 1820-1870)的说法,1868年的中美条约又规定,“允许美国公民在中华帝国境内根据条约外国人可居住的地方自由兴学。”8 6park.com

其实,1868年之前,美国传教士早就非法在中国办学了。这一条款,只不过将他们非法在华培训中国籍和美国籍翻译的行为合法化而已。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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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主:楚夫子于2023_03_01 11:39:48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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