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清帝溥仪退位已经11年。根据南京临时政府和清政府议定的“清室优待条件”，溥仪和他的一些臣民仍旧居住在北京紫禁城中。这一年的6月27日(也有26日之说)深夜，紫禁城建福宫花园突然燃起了一场神秘的大火，藏有大批佛像、书画、古籍和珍玩的建福宫一夜之间化为乌有，无数珍宝葬身火海。

       半个多世纪后，意大利著名导演贝托鲁奇在电影《末代皇帝》中艺术地再现了当年这段史实，他用这场大火来隐喻中国末代皇朝的残阳夕照，颇具象征意味。

       面对这场大火，溥仪痛心道：“我刚想查太监偷盗珍宝的罪状，他们就烧毁了建福宫花园毁灭证据！”在大清王朝的末日，古老紫禁城的这场神秘大火很有故事。


    在火焚圆明园之前，英法联军曾派遣39人的谈判队伍到清廷谈判。但以僧格林沁为主的满人狂妄自大，肆意侮辱折磨来使，草菅人命。在英法的强烈要求下，清政府才释放了幸存的被折磨得没人样的19人。英法制定的万国公法中写道：“凡使臣被杀，他日破城，鸡犬不留。”额尔金还特意提出了一点，一定要焚烧圆明园。
 
       在10月18日放火烧圆明园之前，额尔金还在北京张贴了告示，说明了烧圆明园的原因和预定的放火时间：“任何人，无论贵贱，皆需为其愚蠢的欺诈行为受到惩戒，18日将火烧圆明园，以此作为皇帝食言之惩戒，作为违反休战协定之报复。与此无关人员皆不受此行动影响，惟清政府为其负责。”

      清代王湘绮所作《圆明园词》曾注：“夷人入京，遂至宫闱，见陈设富丽，相戒勿入，云恐以失物索偿也。及夷人出，而贵族穷者，倡率奸民，假夷为名，遂先纵火，夷人还，而大掠矣。”对此，民国时期黄秋岳评说：“湘绮此段笺释明了。焚掠圆明之祸首，非英法联军，乃为海淀一带之穷旗人。此说大致不谬。”越缦堂咸丰庚申八月间日记为补证：“二十三日甲申记：闻恭邸逃去，夷人据海淀，夷人烧圆明园，夜火光达旦烛天。二十四日乙酉记：闻夷人仅焚园外官民房。二十五日丙戌记：今日丙外各门尽闭……盖城外劫盗四起，只身敞衣，悉被掠夺。二十七日戊子记：闻圆明园为夷人劫掠后，奸民乘之，攘夺余物，至挽车以运之，上方珍秘，散无孑遗……”对此，黄秋岳评说：“圆明园一役，其始联军仅焚园外官吏房，或为军事上必要之举动。而许多旗人土匪，即乘机劫掠，于是联军旋亦入园。”

         恭亲王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说：“二十二日早，因该夷抄至德胜、安定二门，事情紧急，连夜约同文祥出城，复给该夷照会，许以送还巴酋，并令巴酋写信与额酋，令其止兵。乃照会发去之后，该夷并无回字，至午间该夷已抄至德胜门土城外，暗袭僧格林沁，我军不战而溃，败兵纷纷退至圆明园，夷匪亦衔尾而来。”

         晚清汪康年所著《记英法联军焚劫圆明园事》一文中说，“相当一部分中国的普通民众直接参与了劫掠、焚毁圆明园的行动。而且，根据当事法国军官的回忆，联军之所以下焚毁圆明园的命令，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驱逐不断涌来参与抢劫的华人。”大量国人趁着英法联军在圆明园劫掠的机会涌了进来，和侵略者一同抢劫圆明园里的珍宝，这就是许多国人干的。

       据汪康年记载，联军刚进入圆明园时，先期是有秩序而又“温文尔雅”地行抢劫之事。“邻近乡民及海淀贫氓纷至沓来，麇集园墙外渐近吾营，与在营华役互语，华役携有梯逐架以登，络绎越墙而入”，终于演化成了联军和国民共同参与的大规模劫掠行动。最令人气愤的是，当侵略者最后传令纵火的时候，“各军并无火器，惟有水桶、水锅而已”。侵略者为缺少纵火之物而着急之际，又是“海淀华人暨华役，将携来之火线、秫秸一切引火之物齐集以待”——竟然如此“雪中送炭”，希望侵略者能够尽快纵火。其后，这些人更是“到处引火延烧”，推波助澜。

         国人毁坏圆明园的意念和力量才是最为疯狂最为持久最为恐怖的。在1860年大火后的三四十年中，国人围绕圆明园的盗窃真是没完没了，值钱的物品偷光后，他们又将散落、埋没于土中的细碎宝物挖地三尺来搜寻，时有谚曰“筛土，筛土，一辈子不受苦”。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清政府对圆明园再度失去控制，趁火打劫的国人这次来了个“利索的”。园内大小树木被砍伐殆尽，建筑、木桥的柱子遭锯断。辛亥革命后，进入北京的军阀，把圆明园作为建筑材料场，能做建筑材料的东西几乎全部被搜尽，张学良为其父建陵园时就曾命人从其中拉走诸多石料。经过此劫，一些残存建筑全成过眼烟云。

          英法联军打进北京前夕，统治者自顾不暇，咸丰皇帝带着高贵的皇室贵胄先溜了，只顾自己性命，扔下百姓不顾。国家不爱民众，又凭什么指望民众拿自家性命去爱国？太平日子统治者作威作福，剥削民众，灾难来了又扔下民众不管自先逃命，导致积蓄已久的民众怨气自然如火山一样爆发。人们巴不得看到统治者统统死掉，焚毁你的家园还是轻的呢，休怪民众无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