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学术中国原创 编辑：学妹


一、基础知识的认知差距缩小



人们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很多，但这一群体最重要的标签，还是“知识”。知识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步，但对于“知识”重要性，各个群体的意见却各有不同。


一位学术前辈曾说：“科研的历程是什么？98%的惨淡经营 + 2%的一鸣惊人。”一个科研成果，到落地运用以前，民众几乎是不太了解的。这个时代，知识分支越来越细，科研大饼也越分越小，民众认为什么知识才重要，什么知识才应最先发展呢？


 


事实上，人们的关注点从未改变：
与“人”“活着”直接相关的知识


殷商以前，是巫鬼文化时期，商王是一位统治者，也是巫文化的“最高代表”。在这个一般民众初离蒙昧、看天吃饭，不能解释命运巧合的时代，谁掌握着“巫鬼”知识，谁就掌握了恐惧和希望——谁就掌握了民众。随着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现代学科下，“未知的处女地”也越来越难找，尤其是与“人”、“活着”直接相关的学科。

20世纪风云变幻，中国人几乎把所有情感都过了一遍。

在相关领域内，更深的知识一时难以变现，“处女地”又找不到，拿什么去打动“早已惯听怒涛声”的一般民众？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把卜书扔进历史，给国人带来灿烂的封建文化；五四运动，公共知识分子一把火烧了八股文，引入了斑斓的西方现代知识。知识的获取方式从未像今天这么方便，在国人关心的知识里，哪还有又新、又接地气的“处女地”呢？飞机联通各个地方，网络承载各种思想，遇事不决搜一搜，到处都是标准答案。“知识”易得，民众与“分子”的差距自然变小了。





二、犬儒主义者让高知群体斯文扫地

高知群体中的犬儒主义者，他们有独立的“三观”，非常明白自己要什么。由于世界太黑暗，当他们觉得挣扎无用时，就会将原有的追求收聚在“自己”这一点。揣着明白装糊涂，上甚麼山上唱甚麼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甘心随波逐流。

北大中文系的钱理群教授，曾尖锐批评国内高校的一些年轻精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是高知社群里最可怕的“双面人”。智商极高，能力极强，非常渴望出头。但高校、学术团体几乎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所以他们私底下比谁都愤世嫉俗。一旦到了现实生活，他们却无比积极地融入体制，为自己谋得最大的利益。



 


犬儒主义者的存在，严重损害了知识分子群体的公众形象。

钱理群先生更深刻地指出，一旦社会有事发生，最急着表态的往往是一批40多岁的副教授。他们认为自己各方面已经可以了，就缺一个表现机会。转而就会想，我被压住，那就只好靠投靠权力、博取民众来获得机会。一方面积极关注社会事件，一方面龟缩于自我利益，犬儒主义者的存在，令高知社群蒙羞。

在文化、观点变成“快餐”时，这群犬儒主义者往往最如鱼得水。他们是博客好手、微信热门、约访大户，往往能制造话题，一时成为媒体和眼球的宠儿，但这也是他们自掘坟墓的开始。

民众、社会几乎不会给你进步、改正的时间，他们更擅长于给你“贴标签”“站队”。某位神学博士出身的教授，一会儿极右，认为国外什么研究都是领先的；一会儿又极左，肯定“文革”，摇摆不定，又追求公众表达。如今，他的学位水分、水平被曝光，学术研究又站不住脚，已注定成为一个被娱乐、嘲讽、鄙视的人。


 


三、虚无主义横行高知社圈

在知识分子圈内，价值虚无主义相当盛行：讲话做事只求好玩、有利可图，对待任何事都玩世不恭，哗众取宠。这不表示这些人内心都没有“正能量”理想——良知、公心、较真——但其中有些人“守不住”，导致处世方式已和内心严重脱节。


 


有句话时常被提起——“认真你就输了”。

谁一本正经，太认真，谁就为世人不容。我们的老祖宗们也经历过这种事情，东汉末期、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当一个社会的基本认知都被动摇时，知识分子的境遇往往最惨。文人的壮烈不过嵇康，也被曹操杀了。更多的人只能遁入道家，世无道则隐，保全自己最重要。

《铁齿铜牙纪晓岚》的主题曲，有句“难得糊涂，才是福”，被许多人奉为七字真言。

 


一百年来，站在思想解放最前沿，代表着国家和民族良心的，就是一群“认真”的知识分子。巴金的《随想录》深切反思了“文革”，深刻批判了自我。善良之人被时势逼上绝境的姿态，曾深深震撼了整个中国。虚无主义横行高知社圈，知识分子的社会公心就失去了原生土壤。如果人人都是“差不多”先生，任何事都“差不多就行了”“何必认真”，到了该表现原则时，知识分子的底线还在吗？

高知社圈出现虚无主义知识分子，叫民众如何尊敬你？


 


四、学科认同差异：“干实事的”总比“说空话的”受欢迎

认知往往滞后于时代。

一个人的在评价他不太了解的领域时，往往是短视的。换句话说，行政、民众看学术研究，也往往如此。至今还存在这样一个看法 —— 理科生负责改变世界，文科生负责吹牛逼。不少人对自然科学的进步、新变欢呼雀跃，却对理科生科研付出的艰苦、长期默默无闻一无所知，对社会科学的成果更是嗤之以鼻：


 
“切，我要懂这些术语，我也能说”

“不就是吹么，实现一个给我看看？”

有的人更愿意相信“百无一用是书生”，在他们眼里，这么多年过去了，许多社会问题一直没得到解决。有的人认为，现代化的猛进，纯粹是理科的力量。以前算账用算盘，一个账目1小时；现在算账用电脑，一个账目5分钟。以前上学，书包10斤书；现在上学，书包一个ipad。什么是现代化？理科生造出这些东西，它改变了我的生活，这就是现代化。



 


1999年的国际大专辩论赛，是央视著名主持人路一鸣腾飞的舞台。在论证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时，他说：“总有人拿自然科学对GDP的贡献达百分之多少说事儿，且不说自然科学的贡献里，依然包含政策、人文认知等社会科学因素，你告诉我，新文化运动对社会的贡献，改革开放对中国的贡献，又该是百分之多少呢？”

在面对不理性评价时，知识分子应恪守初衷，奋力前行。



 


五、“青灯故纸”的时代落差感

人生在世最怕啥？司马迁这么说：

文人，
一怕生不逢时，二怕没世无闻。


真正的知识分子，除了一颗大脑，一腔热血，一份知识素养以外，没有什么是夺不走的。有杂志专门做过统计，“知识分子最喜欢生活在哪个时代？”超过60%的答案都是“宋朝”。内忧外患的宋朝，家财万贯那都是朝不保夕，为啥知识分子还这么执着？



 


王小波坦言：“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不被重视的年代。”

这些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王国维自沉昆明湖、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


如今，即便中国的许多知识份子，微博、微信、支付宝、翻墙等已经是“多面手”，也会被当成书呆子嘲笑。当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知识、努力不被认可，不受待见，他爱着这个时代和国度，却没有深切的归属感。

象牙塔、故纸堆，被当成矫情迂腐；系民生、追热点，又大多是“时政活动家”型的知识投机者。

一个人生存的环境，
就是他的时代。


知识分子与时代，
一份互有隔阂的情感。



呼喊没有力量，思想便不能鼓动大众；屁股决定头脑，没地位便不能影响政策。不信任危机、道德危机、不文明现象……责问一股脑堆在没有现实力量的知识分子头上。他们少呼吁了吗？少行动了吗？一个社会，对待知识分子的眼光如此冰冷，他们又能有多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