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口述 | 我在日本打黑工
　　在日本的中国研修生低薪、高压、受虐待、被性骚扰，但他（她）们更恐惧的，是赚不到钱。
研修生刘晓东打工的工地。受访者供图
　　文|新京报记者李兴丽 实习生张世超 王双兴 罗仙仙
　　►“中国研修生低薪、高压、受虐待、被性骚扰”，“失踪研修生达万人”……不少人分不清“研究生”和“研修生”的时候，在近期日本的新闻报道里，中国研修生以悲惨的境遇，刺痛了国人的心。
　　所谓“研修”，日本入境管理局的定义是“为日本政府或民间机构接受的以学习技术、技能和知识为目的的活动”。
　　根据日本法务省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2月，日本国内共有192655名外国技能研修生，其中中国研修生总计89086人，占比46.2%。
　　2017年2月26日，中国驻日大使馆通过媒体发声，介绍对技能实习生（研修生）的保护措施。《读卖新闻》报道，日本政府也于近日决定，将重新调整外国人技能实习生制度，引进评分体系排查黑心企业。
　　日本研修项目从1981年实行至今，几经调整。在日本做研修生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剥洋葱（微信ID。。。。）采访了近十位日本研修生，呈现其中3位的故事。他们中有早期的掘金者，也有仍挣扎于当下的求生者。有人任劳任怨，有人遁入黑市，铤而走险。
　　选择做研修生，是他们对生活发起的一次反击。“反击”的期限是3年。他们孤身一人，希望从毗邻的岛国赚回双倍甚至更多的收入，以快速改善生活。
　　但命运不全掌握在他们手中。
　　你们是来打工的，我是来生活的
　　郭伟 研修生经历3年（2009—2012年）
　　中国山东肥城——日本冈崎市
　　我们山东肥城去日本研修的人很多，我是职业技术学校毕业，正赶上2008年的金融危机，工作不好找。父亲想让我出国，我在中介报名，花了五六万，中介公司安排我们学了半年日语，2009年5月，我们12个人坐飞机到了日本。
　　技能实习制度名义上说，是将在日本学习的先进技术传授给本国，但实际上没有高精尖技术，只是很普通的技能，例如电路、电焊，也有一些纯粹是卖体力的，像建筑工、洗衣工等。我们当时是以电焊技能研修的名义去的，还考了电焊等级证，但实际工作中根本用不到。
　　我被分在丰田汽车在爱知县的冈崎市的一个下属公司，主要从事汽车零部件制造。工作是操作机器手臂。公司也有其他国家的研修生，越南人、巴西人，中国研修生在那边是公认的干活快。
　　公司的人很友善，同事还带我去参加联谊。在日本，社会上有人听说我是研修生，还来感谢我为日本做贡献。我去的时候赶上钓鱼岛中日撞船事件，周围的日本人都比较友好，只有一个日本同事来问我那事儿谁对谁错。
　　在那里吃住由公司提供，吃饭是在公司食堂，有餐补，住宿是在公司宿舍，都是单人间，空调、电视一应俱全，每月交一万日元。我去的时候，按照研修生政策，前十个月是研修期，不允许加班，周一到周五工作，每天八小时，有双休，每月工资固定是7万日元，十个月以后研修结束转为技能实习生，时薪是840日元。技能实习生可以加班，公司不会强制。但去日本研修的人百分之八九十都是为了挣钱，大多数人都想加班。
　　日本人事科科长面试我们的时候都问，回国时想拿多少钱，如果想挣得多就会分配到比较累、比较脏的工厂。我知道有些女研修生在日本的鹿儿岛晒鱼干，那边天气炎热，拔鱼刺时还常常扎得手鲜血淋漓。
　　在研修生里我算是少数的，我想得开，对钱的要求没那么高。我面试时说的钱比较少，所以我分配到的工厂比较干净，活儿也清闲。
　　一到双休我就到市里闲逛，那边靠近名古屋有很多中国人，市里图书馆有免费的日语教室也有中国人，我结交了很多朋友，还谈了一个女朋友。那三年真是玩儿嗨了，三年研修除去花销我一共挣了30万人民币，是研修生里面最少的。我常常调侃他们，你们是来日本纯粹就是打工的，我是来日本生活的。
　　技能实习结束以后要求必须回国，但也有很多逃跑的人，这些逃跑的人大部分不是因为工作环境恶劣，而是为了继续留在日本打工挣钱。钱挣够了就去警察局自首，被遣送回国。当然，跑路的不只有中国人，也有很多其他国家的人。
　　13个人一间木房里同吃同睡
　　潘金秋（化名），33岁，从事研修生一年半。
　　中国江苏盐城——日本福岛
　　我工作的地方在福岛，一面有山，一面是大马路，人很少，相当于中国的小城镇。我加工的衣服非常杂，有围裙、帽子、棉大衣、裙子、裤衩……和另外两个同事3个人算一个流水线组合，完成缝纫、熨烫、包装在内的每套工序，做出成衣。前几年据说是6人一组，这两年去日本不赚钱，中国人不好招，就变成了3人一组。邻居把我推荐过去，获得了四千块提成。
　　公司是计件工资，所以能不能挣钱全靠加班加点。第一年研修期，按规定不允许加班。但我们每天早晨8点30分上班，一直干到半夜12点，更能吃苦的，干到一两点的也有。
潘金秋在日本工作的工厂。
　　第一年还带有基础职业培训的意思，工资很低，最低时月薪只有11万日元，相当于人民币六七千。按照中介之前的介绍，3年可以挣六七百万日元，平均每月可以挣18万日元左右。
　　第二年，通过技能考试后，就转为“技能实习生”，签证也顺延2年。收入也有所改善，每个月平均收入1万人民币。但非常累，订单的价格很低，经常干半天挣不上什么钱，只能不停加班。我睡眠不好，（凌晨）一点躺下，到两三点才能睡着。好几次白天做工时，机针都扎进指头里，钻心疼。
　　公司会为每个研修生购买医疗保险和厚生年金（相当于养老保险）。如果受伤或生病，会由厂长或会计带着我们去医院看病。我伤过几次手，为了不影响工作，都是吃点药扛过去。
　　我们刚去的时候，女工被要求打扫男女厕所，后来大家抗议，最后男厕所就不归我们管了。感觉日本还是有些重男轻女的习惯。
　　我们住的地方简陋、拥挤。室友来自江苏、浙江、江西，13个人住了一大间房，木质的房子，做饭、洗澡、睡觉都在一起。洗澡只有两个龙头，每天都要排长队。房子从我们来的时候就漏水，反映了很久，一直没人来修。
　　我们十几个女人挤在一间屋里，摩擦是常有的事。因为一件生活琐事，一个舍友跟我大吵一架，我几个月没跟她讲话，后来她就回国了。人在国外的时候都比较敏感和脆弱吧。
　　我希望工作忙起来，那样没时间想家。儿子今年上四年级了，我离家的这两年，他的成绩往下滑了四五名。晚上躺下的时候经常想他们，但是又舍不得回家。来回一趟光机票就1万块。
　　日本的蔬菜非常贵，我们自己在门前开辟了一块地，种了豆角、茄子、青椒。我通常一周或半月才逛一趟超市，买点洗衣粉等日常用品。目前去过最远的地方是七八里地外的市场，买了一件衣服。
　　实在想家，就在手机上看《快乐大本营》、《王牌对王牌》，或者塞上耳机听歌。去年，公司又来了几个四十多岁的阿姨。现在年轻人来的少了，反而是她们那个年龄的人，吃过很多苦，都非常卖力。她们能干的活，我也能干。我能坚持，都是为了孩子和家庭。
　　我希望辛苦挣的钱，将来能让孩子在县城买房、上学。
潘金秋的宿舍。
　　黑工，感冒都不敢出门买药
　　刘晓冬（化名），23岁，做研修生一年半后“跑黑”。
　　中国山东临沂——日本北海道、横滨、东京等
　　高中毕业，十八九岁的农村青年，没什么好前途。
　　在老家山东临沂，去日本打工的特别多，这是我所知道的挣钱最快的一条路。
　　2014年，在县城跟我一起上日语学校的有七八十人，都是想去日本淘金的。在那边有建筑工、服装工、酒店服务生、铸工、焊工，还有专门过去收垃圾的。
　　当时劳务中介介绍我到北海道种蘑菇，保证每个月不少于1万，3年不少于30万。中介还特意强调，种蘑菇的都是女孩子，“不耽误找对象”。
　　到日本才发现，30万的保证是带着欺骗的，按第一年的收入，三年挣30万的一半就算很不错了。找对象的“保底目标”在到的第一天就破灭了，我们三个是那几百亩土地上为数不多的男人，剩下的都是清一色五六十岁的日本老太太。
　　当时我拿的是北海道的最低时薪，大概760日元。因为工资收入不会被作为保证写进劳动合同，又没有中立的机构管理，维权，对我们这些打工仔来说，几乎不可能。
　　这是最难熬的时候。熬不住的半路跑回国了，有点门路和胆量的就跑去打黑工，我们叫“跑黑”。
　　最近几年汇率走低，研修生跑黑的情况也更加常见。过完北海道第二个漫长的冬天，我更新的签证下来后，就跑黑了。
　　打黑工就成了新闻里提到的那种“失踪人口”。不但之前交给中介的保证金成为泡影，还存在随时被遣送回国的风险。
　　建筑业是黑工比较多的行业，我在日本遇到的建筑工，10人中有五六人是黑工。很多时候，即使对方知道你没有合法身份，但因为急于用工，也会默认用你，只要你能提供一张假的“在留卡”（相当于日本的临时身份证）。我花了一千块钱办了一张假证，只有在找工作登记的时候用。
　　除了工作，第二重要的就是房子。因为没有身份，大多数时候只能从中国人手里转租，不需要在留卡。我现在租房的房东是一个台湾同胞，和我同住的也是一个黑工。
工厂位于山区附近。
　　我俩目前在横滨的建筑工地做涂料工。除了工作几乎不出门，因为没医疗保险，感冒了也很少出门买药，大多时候是怕被警察盯上。
　　有非常多便衣警察，尤其是人员密集的车站附近。在东京，走五分钟就有车站，一出门就战战兢兢。遇上严打的时候，我们qq群里就会频繁传出黑工被抓的消息。
　　在日本打黑工，首先不能犯错误。日本人特别注重细节，比如我们刷墙，收工时把撤下来的布随便扔在地上。第二天一早，工地负责人给我打电话问，为什么布被随便扔在地上？
　　当时特别紧张，很害怕他接下来说“你不要来了”。没有工作干，对我来说才是最焦虑的。
　　以前对研修生的很多报道都是说研修生总是加班、被压榨。实际的情况是，我认识的那些早晨六点起床，一直干到晚上十一二点的人，他们都很高兴，因为感觉挣到钱了。最悲惨的是，抛家弃口跑这么远，挣不到钱。
　　我遇见的大多数日本人都挺友好。不过也不全是好人。我们一个老乡，一个大男人，经常被他公司的日本人调戏、欺负。还有几个在农场种地的女同事，被日本同事骚扰。对方送食物给她们，然后就缠着要带她们出去玩。
　　工地的活儿不算很累，但每天心很累，离开工地又怕被警察抓去。有一次，工地上一个同事的东西丢了，要报警。我们几个黑工都紧张死了。我跟同住的哥们儿常说的一句话是，要是再呆两三年我就疯了。在日本，无论是研修生还是黑工，都是没前途的，也就是想挣点钱，回家好好过日子。
　　►对话：
　　“有的研修生工资的一半被扣去”
　　对话人物：甄凯，日本前“全统一工会”员工，现任岐阜一般工会外国人支部支部长，从事研修生维权13年。
　　他从日本用工企业的视角看，新的问题浮出水面：有病不给治、工伤之后不让休养、工资上克扣挤兑，“（部分）日本企业在变相强制你回国。”日本政府部门的不作为，给一些企业留下了缝隙。
　　剥洋葱：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研修生的，那时研修生的形态是什么样的？
　　甄凯：我1991年在日本读完大学后，到一家企业做研修生生活指导员。那时候，中国到日本来做研修生的都是政府部门经过选拔，到日本来学技术的人员。
　　剥洋葱：那时候待遇比较好？
　　甄凯：对。那时研修期只有1年，每个人有6万日元的研修津贴，水电房费企业都包，是正经学技术的。后来日本研修制度从1年改为2年，后又改为3年，去年立法通过可以延长为5年，目前还没有正式实施。研修制度慢慢发展成一种劳务输出制度，因为制度本身的原因，产生的问题非常多。
　　剥洋葱：你为研修生维权的初衷是什么？
　　甄凯：我从2004年开始为一些研修生维权。我大学是学法律的，那时候自己开饭店，也在日中友好协会做理事，遇见很多中国研修生被欺负，心里很气愤。有的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存折、护照被扣留，有的在建筑工地挨打，还有的工伤之后，企业不但不报劳灾（职业病和工伤），还解雇研修生。觉得自己除了能为他们翻译，还应该做更多。
　　剥洋葱：维权的数据和成功率是怎样的？
　　甄凯：以去年为例，我收到研修生商谈的信件136例，有99人在我所工作的维权中心避难并离开（得到解决）。
　　剥洋葱：目前研修生面临的问题主要有哪些？
　　甄凯：一些老问题依然存在，比如不按合同给付工资、工资低于日本最低工资标准、扣押存折、护照、登录卡限制人身自由等。前几年日本的一些企业觉得不按合同或最低工资标准给工资是理所应当的，他们觉得你研修生就是廉价劳动力。
　　剥洋葱：这几年会有变化吗？出现了什么新问题？
　　甄凯：这几年有一点进步，我们去交涉，日本企业知道不按规定给工资是违法的。2010年研修生制度改革后，这些问题有一些改观，但依然存在，并没有杜绝。前天佐贺县的几名研修生给我写信，反映护照被扣留，我今天打电话给他们社长，才刚刚把护照还给他们。
　　从目前接触的案例来看，最新型也最棘手的一个问题是，日本企业变相强制你回国。比如有病不给治、工伤之后不让你休养，他们希望你回国治疗，他们再请新人。还有一个问题是，在工资上挤兑、多扣房屋、水电费，最厉害的，工资的一半被扣去，被扣去工资的三分之一也很常见。从我们实际调查的情况看，这些费用远远高于他们实际享受到的房屋、水电水平。
　　剥洋葱：这是制度本身的壁垒还是人为的因素较多？
　　甄凯：这其中有很多人为的因素。比如变相强制回国。如果研修生病了或被机器伤到了，有的企业就会以脱岗为由，中断你的医疗保险，向入管局报告。研修生赴日时拿的是特定活动签证，一旦你脱岗，官方就可以按照脱离在留资格，停发你的签证，你就没有合法身份了，逼着你回国。
　　比如去年有一个女孩，得了败血病，用工方让她回国治疗。我们花费了很多努力才争取到企业支付60%的生活费，医院提供一些援助。按照日本劳动法，员工伤病期间是不能解雇的，但因为政府不作为，就给一些企业留下了空间。
　　剥洋葱：工资被克扣没有相应的监管吗？
　　甄凯：用工方永远是强势的地位，工人的选择权非常有限。除了多扣钱，超常规加班，或者到日本后，让你干什么就得干什么，完全不是合同上写的情况，不干你就回去。但是回国，没有如期完成合同，那些押金全都拿不到。
　　政府如果派出单位和接收单位上都能加强监管，这些问题才有可能得到纠正。否则现在维权就像打牌一样，打来打去，都是一样的套路，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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