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一年级下学期时，大队辅导员孙老师通知我，次日放学后去她办公室开会。那时小，就没有马上问孙老师开什么会、有谁参加。不过我却问了另外三名女同学，我们四个都是班里骨干，她们都说没有得到通知，于是我就稀里糊涂地缺席了会议，之后孙老师也没有再找我。

过了很久，有次与一个同学相伴去老师办公室，那个同学突然叫我看孙老师办公桌玻璃板下一张名单，名单上有我的名字，并括号注明：大队墙报干事。我这才恍然大悟，我没去参加的会议，使我与新闻报导失之交臂，如果说小学墙报，算是新闻报导最初级的形式吧。

十年后，我终于与新闻报导有缘相会了。在黑龙江军垦「上山下乡」将近九年半中，我任职新闻报导员的年头八年余。我先是业余，后为专职新闻报导员，简称报导员。我在六团二十三连当业余报导员时，我的正职是农工，后为文书，业余时间段我才是记者、编辑，还负责编写黑板报。

印象最深的是冬季出黑板报。我当排级报导员，把好人好事写成稿子，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黑板上要配小图，美术字体的标题，以及版面设计，这对中学美术课成绩优秀的我，也不是难题。真正的难题是，黑板报是水泥砌成在宿舍外墙上，是露天的。

黑龙江的冬天滴水成冰，戴手套写板报，手不灵活，只能裸手工作；写没有多久，手就冻僵痛得受不了，往往仅可坚持十来分钟，就得躲回屋内暖手。

猛一进屋，在室内暖和温度的作用下，手得扎痛一阵子才舒缓过来。几分钟后再出屋，再在冰冷的板报上写啊画的。这样进进出出，整整一个下午，才能完成一期板报。当然那个半天，排长就会批准我不去班里参加积肥或是挑土等农活。

稿子写得好，黑板报出得好，连队主管宣传的副指导员就挑选我当了连队报导组长。不久文书探亲超假不回，我又被指导员任命当了文书。之后，我就脱产成了「白领」。

我把连队报导组长的工作干得有声有色，采访、写稿，召开各排报导员会议并组稿。不仅使连队黑板报和有线广播，为配合连队各项工作做了大力宣传，而且营部的广播台也几乎天天都会播送我们连写的稿子。

每年八、九月小麦收割忙季，我都不会在办公室躲清闲，而是跑去地头，找机务排的拖拉机和康拜因机组以及农工排，询问采访，报导突出事迹。写成的稿子一式两份，各抄送连队和营有线广播站。一次我坐在已割空麦地的麦杆跺写稿，拖拉机从另一个方向翻土驶来，亏得驾驶员眼尖，看见麦杆跺边我伸出的脚，否则把我连土一起卷进轮下，我就「挂」了。

后来营部传来消息，说我出手不凡，因为二十三连的广播稿写得内容充实，行文精练活泼，是营部广播员最喜欢朗读的稿子，大喇叭播出来，对士气极有鼓动力。

除了连长和指导员对我满意和鼓励有加外，我还多次受到营部宣传组的表扬，后来甚至连教导员都知道了我的名字。一九七四年我调到营部宣传组任专职报导员，听说就是被教导员提名。

在营部，除了写稿、组稿，我与另一名报导员还负责每周出一次油印小报，每季出一期文艺杂志「火花」。那名报导员负责钢板刻字，我则负责组稿和编辑，然后我俩再共同复印、装订。为了赶时间，加班到深夜属家常便饭之事。

作为营部专职报导员，我也不能安坐办公室，而得经常下连队，与下属六个连队报导组成员开会，帮助他们培训报导骨干及领会团、营报导口径和线索，配合连队工作，作好宣传报导。

下连队也同时是一件体力活，因为连与连之间大约有六里路，而且很少有机会搭上营部汽车；所以多数时候，我都得开动十一号车（自己的双腿）下连队。近的连队距离营部六里、十二里，去了能当天来回；最远的二十五连，则得在连队住一宿，第二天才能回到营部。冬天走在雪地上，脚下一滑摔个跟头是平常事，反正路上没人，自己爬起来，拍掉身上的雪，继续往前走。

有一次去二十六连，也就六里路，却正好有自己老连队二十三连的二八车（一种柴油机动车）从后面开来，我就高兴地爬上车厢搭了顺风车。不料乐极生悲，我坐着的车厢尾部在二八车不断地颠动中，突然两边车厢板有点脱开，把我落下半边身子。我两腿在车上，两手拚命把着脱开的车厢板，才没掉下车去。

车上的人拚命地叫，司机听不见，继续往前开着，我就被挂着往前开去。后来发现我离地面很近，就松手把自己往下掉，果然有惊无险。等我从地上爬起来，司机才听见停了车，见我没事，而且二十六连也就咫尺之遥了，我就没再上车，在车上人们的笑声中，与二八车挥手告别。

在营部工作的几年，我常常往外投稿，主要投向「兵团战士报」、「黑河地区报」，以及黑龙江省报和省电台，通信报导是可以一稿多投的。那时候我虽然发稿多，但从来没有收到一分钱的稿费，因为文革造了一切的反，包括稿费制。所以当时我每发一次稿，只是收到报社的一封通知信，外加稿件发表当日的一份报纸而已。「兵团战士报」则会附送一本空白稿纸。

我发表的最有影响的稿子，是写我老连队二十三连，在一九七五年麦收季节，因为连续大雨，造成小麦倒伏，使康拜因无法正常收割。二十三连机务排群策群力，改装成扶倒器，解决了难题。那篇稿子不仅「兵团战士报」、「黑河地区报」同时见报，而且黑龙江省广播电台录用当日早晚两次播送，我们连长等好多人都听到了省电台的广播，可惜我自己当时没有收音机没能听到。

还有感人的消息。杨副营长，也是我在二十三连时的老连长告诉我，黑河地区驻军某部农场，看到「黑河地区报」关于扶倒器的报导，专门开着吉普到二十三连去取经。杨副营长当时正在该连，所以一起参与接待，向部队详细介绍扶倒器的制作和使用。

因为新闻报导工作上的出色成绩，一九七五年我被团宣传部评为先进报导员。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因为任职报导员的成绩，成了当时团、营新闻报导方面小有名气的人物，但一九七七年全国恢复大学招生考试制时，我却倒了楣。我报了名，甚至连该年黑龙江省作文考试题目都猜中了，但是却连准考证都没发到──师部指示，因为工作需要，所有专职报导员都不准参加考试。



为了能够上成大学，之后我只好脱离热爱的新闻报导队伍，设法调往营部学校任职教师，终于参加了一九七八年的高考。当我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去大学报到时，尽管我与「战天斗地」了九年余的黑龙江军垦永远「拜拜」了，但青春年华时与新闻报导工作八年缘分的记忆，却历久弥新，永难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