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被毁之真相 -6parkbbs.com

作者：匿名用户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19941488/answer/140165665 来源：知乎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圆明园被毁之真相

一、圆明园最初之辉煌

圆明园坐落在北京西郊海淀区，与颐和园紧相毗邻。由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三园组成。而以圆明园最大，故统称圆明园（亦称圆明三园）。此外，还有许多属园，分布在圆明园的东、西、南三面，其中有香山的静宜园、玉泉山的静明园、清漪园（后来的颐和园就是在此基础上建造起来的）等，全园面积合计5000多亩。

圆明园不仅汇集了江南若干名园胜景，还创造性地移植了西方园林建筑，集当时古今中外造园艺术之大成。不仅如此，圆明园内还珍藏了无数的各种式样的无价之宝，堪称人类文化的宝库之一，也可以这样说，它是世界上一座最大的博物馆、艺术馆。

“圆明园”，是由康熙皇帝命名的。玄烨御书三字匾额，就悬挂在圆明园殿的门楣上方。对这个园名雍正皇帝有个解释，说“圆明”二字的含义是：“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也；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意思是说，“圆”是指个人品德圆满无缺，超越常人；“明”是指政治业绩明光普照，完美明智。这可以说是封建时代统治阶级标榜明君贤相的理想标准。

另外，“圆明”是雍正皇帝自皇子时期一直使用的佛号，雍正皇帝崇信佛教，号“圆明居士”。

圆明园历史悠久，自辽金时代起就因其秀丽的风光成为众多座寺庙和苑囿的所在。明神宗时，皇帝的外祖父武清候李伟在今圆明园南、北京大学以西的位置上建造了“清华园”，园内有挹海堂、清雅亭、听水音、花聚亭等山水建筑，被称为“京师第一名园”。明朝灭亡后，园址荒废。1684年，康熙皇帝南巡归来后，利用清华园残存的水脉山石，在其旧址上仿江南山水营建畅春园，作为在郊外避暑听政的离宫。1709年，出于风水上的考虑，康熙决定在畅春园以北不远处兴建一座新的宫苑，这座宫苑被命名为圆明园，不久后赐给了皇四子胤禛，即后来继位的雍正皇帝。

胤禛作为皇子获赐的圆明园规模并不大，在完工时也不及后来面积的一半，具体范围大致是前湖、后湖及周边，园门设在南面，与前湖、后湖在一条贯穿南北的中轴线上。

雍正继统之后，圆明园取代畅春园成为皇帝的常居之所，因而开始了扩建。1724年，即雍正登基的第二年，他批准在园内加建多座建筑，以满足在园内处理政务的需求。原中轴线向南延伸，在南面兴建了用来处理政务的正大光明殿、勤政殿及内阁、六部、军机处诸值房，用以“避喧听政”。北、东、西三面也逐渐向外拓展。西边多泉的沼泽地改造为贯通的河渠水网，构成山环水绕、以建筑群组为中心的园林空间；东湖开拓为“福海”，雍正常在福海上泛舟，邀请大臣和喜爱的嫔妃一起观赏风景。而沿北墙的狭长地带则被开辟为一片农桑区域，称为“多稼如云”，也是园内的景观之一。至雍正末，圆明园的基本布局已定型，主要景观达到三十余处。

乾隆皇帝继续以圆明园为最主要的帝王宫苑，这位好大喜功的皇帝对扩充园子的规模极为热衷，除完成圆明园四十主景外，还修建了许多新的殿阁亭榭，并将园林继续东扩（1749年），营建了完全以游乐为主的长春园。

长春园内的主要建筑包括含经堂、淳化轩、蕴真斋以及在1860年圆明园被焚时因身处湖心幸免于难，却在1900年毁于庚子之难的“海岳开襟”，这是长春园内最壮观的建筑之一。乾隆对江南的喜爱使得他经常要求园林的设计者尽可能地仿制江南园林，如依照南京瞻园的样式建造的如园，仿杭州石园别墅建造的“小有天”，以及位于长春园东北角的著名的狮子林。在长春园的北端，一片曲尺型的狭长地带上，他让一群传教士设计建造了统称西洋楼的西式建筑群，这片占地长约750米，宽约70米的宫殿和园林，面积只占整个长春园的一小部分，然而今天人们脑海中关于圆明园的图腾般的印象，却来自这里。

长春园完工之后，乾隆对圆明园本园又进行了一些增建，其中最重大的两项是仿浙江海宁的隅园建造的安澜园和为放置整套《四库全书》建造的文源阁。1769年后，乾隆将原属大学士傅恒的园林宅第绮春园及邻近的两座小园林春喜园和喜春林并入圆明园，此外早在1750年，为给皇太后做寿，乾隆在瓮山建造了寿寺，将瓮山更名为万寿山，引玉泉山水灌注西湖（即后来的昆明湖），营建名为清漪园（即今颐和园）的附属园林。

乾隆驾崩后，继位的嘉庆皇帝开始大规模营建绮春园，以取代日渐凋零的畅春园作为后妃们的居处，至此圆明三园的格局正式形成。嘉庆还对正大光明殿、安澜园等原有两园中的建筑进行了修缮。之后的道光皇帝在圆明园中建造了新的寝宫慎德堂，因喜欢看戏，还新建了许多戏台。至咸丰时，国势衰微，强敌压境，不仅无力再做新的营建，连维持现状、守成祖业也不能，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经一百五十年不断建造方得此规模的万园之园圆明园，突然走向了悲剧的命运。

外国人对圆明园的称呼是夏宫，圆明园之后，The Summer Palace之名由颐和园承袭，成为旅游手册上的标准名称。然而以夏宫来称呼圆明园并不十分恰当，因为自雍正起，曾经在园内居住过的五位皇帝，都没有特别把这座宫苑当作避暑之所，真正炎热的时候他们会去热河的避暑山庄，而在京城的日子，更多时间都是在圆明园中度过，皇帝们更愿意在鸟语花香的园子里、而不是在森严刻板的紫禁城中处理政务。

为此雍正皇帝在圆明园和北京城之间修建了一条宽阔的石板路以方便往来，还安排了多达数千人的御林军驻守在圆明园四周。乾隆在圆明园内接待多国使节，作为圆明园最重要的经营者，他在位的六十年里圆明园工程不断，到乾隆八十大寿时，圆明园趋于全盛，使得这位老皇帝极为自傲。嘉庆继续在圆明园内问政，也继续为圆明园花钱，尽管此时已比不上乾隆时代财大气粗，财政上也还充裕，使得他能如愿打造自己的绮春园。道光在鸦片战争结束后在圆明园的“山高水长”检阅他的军队，最后在他最喜爱的慎德堂内离世。

咸丰曾在园内为皇朝衰败的命运失声痛哭，当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时，他离开圆明园避往热河，当他听闻一百五十年的家业被焚毁，口吐鲜血，不到一年就病逝了。

旧时皇帝即天下，皇帝所在，即天下之中心所在。因此皇帝们长年所居的圆明园，对清王朝来说，不再是一座别宫离院，而是一处实实在在的政治活动中心所在。由此较能理解同治及慈禧一意想要修复圆明园的强烈欲望，在家天下的意识下，修复被掠夺蹂躏的祖业，或许也是修复因外夷侵扰而日渐衰微的帝王天下的一种方法。

英法联军的主帅额尔金（Lord Elgin，1811-1863年）决定烧毁圆明园，也是深知皇帝最重的心头肉在哪里，不如此便不能给清王朝最沉重的切肤之痛。

1860年10月18日燃起的大火让圆明园化为一片焦土，在此之前的10月7日，九州岛清晏、长春仙馆等处就已经被夷为平地。不过由于圆明园面积巨大，建筑分散，且水域辽阔，一些偏僻之处和水中建筑幸免于难。据同治十二年（1873年）冬的查勘，园内尚存蓬岛瑶台、藏舟坞、绮春园大宫门、正觉寺等13处建筑，此外西洋楼众建筑多由石材和琉璃建造，虽在大火中燃去屋架等木制构件，主体却相对完好，并未倾塌。

二、圆明园最终究竟毁于谁手？

　一百五十多年过去了，圆明园为何变成了今天这付模样？众口一词的说法，皆归因于英法联军当年那次野蛮的焚掠。

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许多人并不清楚的是，圆明园之所以最终变成今天这副模样，远非仅系150年前那场洋人带给我们的劫难所致。而是在经晚清断断续续修葺复原之后的一百多年之间，前前后后又不幸遭遇了四次空前的巨大劫难！那就是时隔首度遭劫四十年之后的1900年的匪劫及其后历朝历代，一直到所谓文化大革命之间的一次比一次彻底的木劫、石劫和土劫的结果！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圆明园这场浩劫的呢？如果说，那远在天边的法兰西和英吉利两个国家大举兴兵，浩浩荡荡漂洋过海，万里迢迢跑到中国来，就是为了要烧毁这座园林？这显然难以自圆其说。那么，又是什么原因最终导致了这场空前灾难的呢？

其实，圆明园的第一次劫难，究其发端，应系1856年10月起，至1860年10月止，断断续续四年之久的那一场被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这场劫难，则纯系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满清皇室的狂傲无知、迂腐自闭，加之根本不懂得国际交往手段，不知道利用谈判维护自身利益而一再坐失良机，尤其是作为当时大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咸丰皇帝昏聩无知、刚愎自用、举措荒唐所促发的一个极端事件。

从当时的大环境看，由于清廷的腐败无能，在太平天国起义的打击之下，整个国家已陷入内忧外患交相煎迫之中。加之两广总督叶铭琛之愚顽迂腐和无所作为，仅仅为一个“距夷入城经商”的小事，便引发了这场让人痛定思痛的战争！加之当时广西官府事先毫不知会法方，在缺乏足够证据之情况下，便草草处决了法国神父马罗，引起了法国的极大不满，从而而将那个原本置身事外的法兰西也拖入了这场战事。

从1856年10月23日英军进攻广州到1857年12月29日英法联军攻陷广州，打打停停整整一年多的时间里，英法联军曾多次提出和平协商解决，但均被叶名琛一概拒绝！这实际上就等于白白放弃了一切平等协商的机会。联军开始进攻时，这总督大人却心安理得，不管不顾，照例親自扶乩，后得吕洞宾语“十五日后便無事”。

因此，他便有所恃而无恐，既不与英法联军交涉，人家多次要求谈判他也不谈，甚至也不加防守！他这既不谈，又不打，还不守、更不防、也不撤，甚至到了最后关头还不跑！故時人讥之为“六不总督”。

那么，这位总督大人，他当时究竟在干些什么呢？令人吃惊的是，据有关史料记载，这位总督大人当时只知道整天端坐总督衙门求仙拜神，寄一切希望于神灵保佑。于是，这发端于广州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从一开始就一败涂地，不仅让英法联军攻陷虎门，轻取了广州！可悲的是，城破之时，这位总督大人竟然还端坐总督府衙门，甚至束手就擒时，他还正气定神闲地在神案面前继续扶乩！

这就是那位赫赫有名的两广总督！这，就是那个外强中干的大清王朝任用的封疆大吏！试想一想，这这样腐朽的专制政权统治的国家，这样昏庸的官吏指挥的军队，如若不败，天理不容！

英法联军攻占广州一个多月之后，1858年2月11日，联军又发出照会，仍希望清廷于3月底派员到上海谈判。这本来又是一次制止战争的机会，但仍然被狂傲无知的清廷以“此为天朝固有规矩”为由拒绝，仍令英法南下广州找叶铭琛的继任人两广总督黄宗汉谈判。可是这些打了胜战的洋人岂能听任你清廷摆布，于是于4月9日至13日分头北上，进一步要求与朝廷直接谈判。

在西方列强的先进火器面前，那些主要依靠手持大刀长矛和弓箭等冷兵器的僧格林沁王爷的部队自然不是其对手，故屡战屡败。5月20日，经两个多小时激战，英法联军便占领了大沽、白河口等地；26日，兵不血刃便进占天津，离北京仅咫尺之遥！就这样，在武力胁逼下，清廷被迫签订了《天津条约》。

其实，即便是《天津条约》，其要点也只在于“北京驻使、内地旅行、长江通商”三项。不平等的内容则为共向英法支付战争赔款800万两白银等。按现代外交辞令，那三项要点也就是双方互设使领馆，外国人可以到中国内地旅游以及和中国通商。按照常识和国际惯例，这些问题，在国与国的关系中本系相互交往的正常内容，完全可以通过协商谈判来加以解决。但有些十分正常的要求在清廷看来却根本不允许。

为什么？因为咸丰皇帝坚持要求外国使臣对其行三拜九叩之礼，而讲究人人生而平等的西方使臣则坚决不肯接受，清廷便认为这“有辱圣躬，断不可行”！然而，面对兵临城下的威胁，对于这一国与国之间的多边协定的《天津条约》，在不谙世事的咸丰皇帝看来，却只被当成了一种缓兵之计。其实他根本就不准备履约。

尤其可悲之处就在于，这位堂堂大清国的皇帝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授人以柄！他竟无知到可以将这种国际条约视为儿戏，从而首开了近代国际玩笑之先河！其实，这不愿履约的焦点也着实荒唐可笑，那便只是“公使驻京”这一条。咸丰皇帝之所以坚决不同意外国公使入驻北京，只是怕外国公使在他这个自认为应该接受万方来朝的“中央之国”皇帝面前不愿三跪九叩而失了面子，乱了这“天下大一统”的纲常！

幼稚和荒唐引来的浩劫

《天津条约》签订一年之后，英法两国按双方事先关于一年后交换条约文本的约定，遣使赴京完成最后一道手续，以结束战争状态。

不料，正是出于前述原因，这咸丰皇帝根本连北京的门槛都不想让英法公使踏进！说穿了，就是要避免那三跪九叩问题之扰！于是，经过他和怡亲王及僧格林沁王爷多次密谋，1859年6月25日，僧格林沁所部官兵在大沽口出其不意，一举击沉英法炮艇3艘，重创3艘，击毙、击伤英法联军484人。接到“捷报”，咸丰皇帝欣喜若狂，立即宣布中英、中法《天津条约》作废！

于是，幼稚和荒唐引来了更大的后患。一个多月后的1860年8月1日，英法联军的舰船200余艘，载着陆军1.7万人开始在北塘登陆，迅速攻下了大沽炮台和天津。9月8日进逼北京。抵达通州后，9月14日，英法联军停止进攻，再次派出代表，打着停战白旗前往清军大营谈判。但是，他们提出了比《天津条约》更高的价码。9月17日，在强兵破城，朝不虑夕的情势之下，清廷不得不屈从了英法的全部要求。尽管如此，但英法所提全部要求之中，并未涉及圆明园一字一句，更无任何可能伤及圆明园一草一木之内容。

　通州谈判破裂之后，按照事先的部署，清方当场拘禁了以巴夏礼为首的英法谈判使团共39人，押送北京，以“叛逆罪”投入大牢。给巴夏礼等人定下的罪名，再好不过的说明了满清王朝所坚持的“天下一统”观念之荒谬。他们仍然认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是满清王朝的属国，因此，英法联军对中国的进攻并没有被看成是侵略、入侵或是战争，而是被当作是“叛乱”；满清朝廷对英法开战则被理直气壮的宣布为“剿夷”、“讨逆”。

满清朝廷一直把巴夏礼看着英法联军的最高统帅，根据“擒贼先擒王”的传统计谋，他们在通州谈判另外怀有的一个目的就是诱擒巴夏礼，期望巴夏礼就擒之后，英法联军群龙无首，必定自乱，然后乘机大举进剿，稳操胜券。僧格林沁让巴夏礼跪着，摁着他的头往地上磕，让他同意撤兵，巴夏礼说自己是个谈判代表，做不了主，僧格林沁就继续让巴夏礼的头一次次地磕到了地上，最后把参加谈判的39名代表全部扣留，押解回京，这些人里，巴夏礼和英国对华全权专使额尔金的秘书被关押在刑部大牢，其余人的关押地点就是圆明园。

当天中午，英法联军4000人就与清军精锐僧格林沁部近万人在通州张家湾交战，结果清军惨败。数日后双方在通州八里桥再次交战，英法联军约6000人大败清军精锐约30000人。皇帝闻讯后如惊弓之鸟，厚颜无耻的宣布“朕今亲统六师，直抵通州，以伸天讨而张挞伐”，然后从圆明园苍皇出逃，从此再也不敢回到北京。

那么接下来在圆明园又发生了什么呢？

这些人被押解的时候都是被用水泡过的皮绳捆住了双手，后来就再也没有解开过。这样的皮绳是越勒越紧的，用不了几天捆绑处开始腐烂生蛆。这些人刚来的时候咸丰皇帝还来审过他们，后来八里桥战役中方失败，咸丰皇帝仓皇出逃，剩下这些人就没有人管了。于是这些外国公使们就被反捆着双手，跪在地上，三天水米未进。

《泰晤士报》记者鲍尔比第四天死去，尸体在牢房里放置三天，后被扔到野地里，让野狗吃了；安德森中尉，手脚被勒得生出了蛆虫，他看着手上的蛆虫满身蔓延，精神错乱，大叫三天，死去；一位法国犯人，蛆虫进了他的嘴巴、耳朵、鼻子，也疯了……一个幸存者居然还在狱中数蛆来着，说，一天可繁殖1000只蛆虫！

据一个当时被监禁的英国外交官后来回忆：

　　沉重的监狱大门被打开，我被带了进去，大门在我身后又轰隆隆的关上。这时，我发现自己是在一群大约七八十个外表粗野的囚犯之中，像在中国的监狱里通常所能见到的那样，这些囚犯因为疾病和不卫生的环境，多数都极富攻击性。他们自然都带了焦虑的神情瞪视着我这新来者……

　　狱卒们把我放在一块囚犯睡觉用的垫起来的铺板上，并用另外一根粗大的铁链把我牢牢拴在头顶上的梁柱上。这根铁链既长又重，先从脖颈绕一圈，并固定在双脚上，双手被两条交叉的铁链和手铐紧紧捆住，双脚也是一样……

　　这里所关押的囚犯中，绝大部分都是犯有重罪的社会下层人物，包括杀人犯和夜间窃盗犯。监狱内的生活条件极端恶劣，犯人们面容憔悴，体弱多病，经常有被囚身亡者。

　　这些西方外交官在监狱中还受到了残酷的心理折磨，满清朝廷通知巴夏礼等人中国决心死战，他们将被立即处死，给两小时写遗书。待巴夏礼等人写完遗书之后，又说将处死日期改在第二天，而第二天又没有行刑。行刑日期一拖再拖，对于已被宣布死刑的人来说，心理压力也越来越大。满清朝廷对他们施加巨大心理压力的目的，是想迫使他们屈服之后再在狱中与之重开谈判。

后来在英法的强烈要求下，清政府释放的幸存的俘虏。联军一看这些俘虏就火了，去的时候是39人，回来的只有19人了，而且都被折磨得没有了人样，于是就决定报复。

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绕经北京城东北郊直扑圆明园，当时，僧格林沁、瑞麟残部在城北一带稍事抵抗，即行逃散。法军先行，于当天下午经海淀，傍晚即闯至圆明园大宫门。此时，在出入贤良门内，有二十余名圆明园技勇太监同敌人接仗。“遇难不恐，奋力直前”，但终因寡不敌众，圆明园技勇“八品首领”任亮等人以身殉职。至晚7时，法军攻占了圆明园。管园大臣文丰投福海而死。

10月7日，英法联军闯进圆明园后，立即“协派英法委员各三人合议分派园内之珍物。”法军司令孟托邦当天即函告法外务大臣：“予命法国委员注意，先取在艺术及考古上最有价值之物品。予行将以法国极罕见之物由阁下以奉献皇帝陛下（拿破伦三世），而藏之于法国博物院。”英国司令格兰特也立刻“派军官竭力收集应属于英人之物件。”

根据他们制定的万国公法规定，凡使臣被杀，他日破城，鸡犬不留。而且额尔金还特意提出了一点，那就是进了北京，不杀人不扰民，但一定要烧了圆明园，因为他的使节就是被关押在那里的。

在火烧圆明园之前，额尔金还在北京张贴了告示，说明了烧圆明园的原因和预定的放火时间:“任何人，无论贵贱，皆需为其愚蠢的欺诈行为受到惩戒，18日将火烧圆明园，以此作为皇帝食言这惩戒，作为违反休战协定之报复。与此无关人员皆不受此行动影响，惟清政府为其负责。”

　 1860年10月18日，英军第一师约3500人奉命放火焚烧了圆明园。

　在焚毁圆明园的前几天，英法联军要求清方交出北京安定门“代为看守”。英法联军分四批入城，并将司令部设在国子监。英法联军列队入城之时，清军士兵夹道跪迎，北京居民观者如市，这一场面后来被痛斥为“麻木”，通常也被好心的隐去。

圆明园被焚毁，当时，京畿地界的百姓们究竟都在干什么呢？是否有人再像当年平英团那样地拿起长枪短棍去抗击侵略者？是否有人为保卫大清王朝而勇敢地为国捐躯？没有！都没有！史料上根本找不到这样的记载。倒是相关记载显示，有的中国人还主动为侵略者当向导，助纣为虐劫掠圆明园；甚至许多中国人还跟着英法联军一起趁火打劫，更有甚者，乃至幸灾乐祸，竞相嬉戏纵火，抑或事后到园中去刨根弄底，当所谓“筛土贼”捡“洋落儿”！

目睹圆明园被焚，为什么百姓的心态竟会是那样的冷漠和麻木、甚而幸灾乐祸，与洋人沆瀣一气竞相打劫？这个问题，从四十年后的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之后，京畿百姓苦于清廷官兵和拳匪残害，“竟纷纷立洋旗于自家门前，反盼洋兵保护”（——见蔡东藩《清史演义》）这一现象，亦不难找到答案。

试想，民心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难道不是比一个皇家园林被焚还更为可怕的现实么？

匪民乘火打劫，助纣为虐

十分不幸的是，据相关史料记载，当年圆明园的打劫者，“除英法联军之外，确有大批当地土匪和暴/民。英法联军仅选择最贵重的东西抢劫，而土匪则掠夺剩余的精华，小民则争相捡拾委弃于道途的零碎，甚至守园太监也有趁火打劫者。”而打劫活动之烈，简直可谓车水马龙，摩肩接踵，盛况空前！其间，车载人扛，川流不息，“10月15日至18日前后三天之间，就有五百多车宝贝从园内运出！园内稀世珍宝、绫罗绸缎几被洗劫一空，搬不走的珍稀瓷器文物，则多被野蛮损毁！”末了，为掩其罪责，嫁祸于人，强盗和匪民们还竞相纵火，将其付诸一炬！

国人此等行径，仅从后来北京琉璃厂等古玩市场上比比皆是、目不暇接的圆明园、故宫等文物之热闹兴旺，亦可窥其一斑。

修复

据陈文波《圆明园残毁考》以及《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等资料记载，这举世无双的世界名园于１８６０年10月18日惨遭英法联军野蛮劫掠和焚烧之后，尚有为数不少的园林景点和大量建筑有幸得以存留下来。其后，因此地仍属皇家禁园，慈禧和同治曾断断续续择要加以重修，直至光绪二十二至二十四年，还曾修葺过圆明园双鹤斋、课农轩等景群。故多处园林景点设施大多已基本恢复，光绪及西太后还能常常驾幸及在园内听政。

据陈文波《圆明园残毁考》中所述：1860年，圆明园被焚后，尚有部分景点幸存。据同治十二年（1873年）的内务府调查报告，园内幸存建筑有圆明园的廓然大公、紫碧山房、鱼跃鸢飞、耕云堂、慎修思永、知过堂、课农轩、顺木天、春雨轩、杏花春馆、文昌阁、魁星阁、蓬岛瑶台、万方安和、十字亭、藏舟坞，长春园的林渊锦镜、海岳开襟，绮春园大宫门、庄严法界、正觉寺等二十多处园林景点。

同治十二年，慈禧太后和同治帝打算择要重修圆明园，计划修复圆明园前朝区、九洲区，以及福海以西以北的少数景点，并将绮春园择要修复，改名“万春园”，作为慈禧太后居所。但该计划终因财力不足而在开工11个月后作罢。此后对园内一些景点仍有小规模维修，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曾多次到园中游幸。此时的圆明园除幸存建筑外仍保留有大量的名贵花木、山水叠石、建筑基址，桥梁、道路、园墙和园门大多完好。

庚子之变，再度遭劫

1900年庚子之乱，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圆明园二度遭劫。更确切的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慈禧太后挟光绪、后妃及诸多王公大臣仓皇出逃山西。此时的清廷，对京畿地界、尤其像圆明园之类的宫苑园林已完全失去了控制。但在诸多史料中，则从未见有八国联军染指圆明园之相关记载。相反，据多方史料记述，庚子年间圆明园再度遭劫，竟系那八旗兵丁和匪民之国人自己所为！“园内残存建筑除新宫门（绮春园宫门）有庄户保护外，园内残存及陆续基本修复的共约近百座建筑物，全被匪民推倒拆毁，拆卖砖瓦木料，使圆明园的建筑和古树名木遭到彻底毁灭。”

然而时至今日，许多主流媒体和舆论对国人此等无耻行径却一味刻意回避，有的甚至不惜偷梁换柱，穿凿附会嫁祸于人？如人们一直以为，是八国联军把我们的圆明园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然而，事实则大谬不然！

因为，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间是110年前的1900年，而不是此前40年，即1860年的咸丰年间。此间隔了三个朝代。如果继续张冠李戴，未免贻笑大方。是英军，而不是英法联军，更不是八国联军烧了圆明园。为什么长期以来都说成是八国联军烧了圆明园？

因为八国比两国或一国烧圆明园显得更加可恨！就象歪曲朝鲜战一样，明明是北朝鲜在斯大林支持下，首先越过“三八线”并几乎占领了南朝鲜后，才有了联合国的决议，授权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了反击行动。但在我国的宣传上，从不提朝鲜战争的起因，也不提联合国的授权，也不提联合国军的参与（有16个国家参与），只说是美国侵略了朝鲜。

三度遭劫

庚子之变后，“清廷对圆明园已完全失去了控制，趁火打劫之人公然把园内幸存下来的零星分散之诸多建筑的柱子、木桥的桩子锯断，用大绳拉倒，园内大小树木也被滥伐殆尽。致使当时的清河镇上木材堆积如山，交易繁忙。更有甚者，乃至园内炭厂林立，树枝、树根均全被烧成木炭出售。后人将此劫难称为圆明园火劫、匪劫之后的木劫。”

第四度遭劫

清朝灭亡后的数十年里，圆明园遗物持续不断地遭到官僚、军阀、奸商的公开劫掠，乃至政府当局的有组织的损毁。民国初期的军阀，甚至把圆明园当做取之不尽的建筑材料场。宣统一朝档案留下了不少圆明园继续遭劫的记录：“军人押车每日10余大车拉运园中太湖石。”实际上，拆卖圆明园余财的情况远比档案中记载的严重得多。

诸如徐世昌拆走圆明园中的鸣春园与镜春园的木材，将园内大批方砖、条石、石料、汉白玉雕刻、太湖石、青片石纷纷运走修建自己的私园和陵墓。又如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巡阅使（后贿选为民国总统）曹锟、步军统领聂宪藩、京师宪兵司令车庆云、公府秘书长王兰亨等均有此等劣迹。

仅京兆伊（相当于后来的北京市长）刘梦庚一人，在1922年秋季25天内，就强行运走长春园太湖石623大车、绮春园云片石104大车。当时先后驻防西苑一带的陆军十三师、十六师、国民军十一师、张作霖的东北军五十三军、宋哲元二十九军等。都曾强行拆除圆明园围墙，私行出售砖石，或用以圈建西苑操场。颐和园、中山公园、燕京大学、北平图书馆等处，也相继运走大批石件。

圆明园大量的虎皮石围墙则被拆除修路。此外也有一部分圆明园遗物被安放于公共场所，如长春园门铜麒麟、安佑宫丹陛石、水木明瑟碑先后于1910年至1937年被移往颐和园；安佑宫华表、石麒麟、西洋楼线法桥和翻尾石鱼、梅石碑、莳花碑、文渊阁碑被分别移至燕京大学和北京图书馆旧馆；兰亭碑和“青莲朵”等珍贵太湖石于1915年移往中山公园；长春园大东门石狮子及基座移至正阳门和新华门。西洋楼遗址的汉白玉及砖瓦也多被军阀官僚运走，或被各家石作坊买去，就地改刻为其他石料。1928年大水法遗址石料被拆走修建绥远阵亡将士碑。

30年代初，在翻建高梁桥经海淀至玉泉山的石碴公路时，经北平市特别政府批准，将圆明园南边（4800米）和东边的虎皮石围墙全行拆除，砸成石碴用以铺路。于此前，还多次公开变价批卖园内的大城砖、虎皮石和云片石，乃至西洋楼残存的大理石石柱等。

从此，圆明园废墟凡能作建筑材料的东西，从地面的方砖、屋瓦、墙砖、石条，及地下的木钉、木桩、铜管道等全被搜罗干净，断断续续搜罗、劫运了20多年！后人称此劫难为圆明园火劫、匪劫、木劫之后的“石劫”。

圆明园之最后劫难

圆明园在经过了英法联军的火劫之后、又连续遭到了庚子年间的匪劫及后来的木劫和石劫等空前劫难，建筑、林木、砖石皆已荡然无存，剩下最后的、更为彻底的便是一场劫无可劫的“土劫”了！

宣统末年，当地旗人已在园内的宫殿旧址上筑屋，将昔日的皇家园林变成了麦垅相望的田庄。

1940年以后的日寇占领时期，北京粮食紧张，于是奖励开荒。从这时起，农户陆续入园平山填湖，开田种稻。圆明园，这一在清初盛世历经150余年苦心经营的湖山胜地，遂面目全非。

官方那么宣传爱护文物，据说北京的和平解放就与此有关。那么，建国后官方是怎么爱护圆明园的呢：

“50年代，有人曾计划将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园迁址于此，但到了60年代，园内土地大多被附近人民公社生产队改为农田，大量人口迅速涌入，相继拆除了圆明园福海石驳岸、舍卫城残余城墙及地基、万春园三孔桥、运料门、长春园七孔闸等残存建筑，以及残留的全部园墙，并砍伐了园内残存的唯一一株花神庙古树！”

特别是在文革中期的1970年，历史上那梦魇般的场景又重新显现。据记载：人们一次拉走582车石料，一次拆掉８00多米围墙，一次砍伐１000多株树木。圆明园遗址的围墙被拆得一干二净，建筑基址被掘地三尺，山头被平掉十分之四。

1975年以后，各单位在园内大量平毁土山、填平湖泊、砍伐树木，修建工厂、养猪场、养鸡场。圆明园遗址原有山形水系和残存的古树植被从此彻底消失殆尽！

够了！！一个如诗如画，有如梦幻世界般的圆明园，历经朝代更迭，官、兵、匪、民竞相掠劫，继1860年英法联军焚掠之后，更是连续不断惨遭浩劫。经过1900年之后这“匪劫”、“木劫”、“石劫”、“土劫”四大劫难，园内本来幸存及后来陆续修复的近百座建筑物，又被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官、兵、匪、民拆抢一空，使圆明园的建筑和古树名木遭到彻底毁灭，致使一代名园最终沦为一片废墟——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圆明园遗址这个令人惨不忍睹的样子！

反思

抚今追昔，就圆明园之殇，声讨和谴责英法列强之野蛮残暴固为题中应有之义。然而，若仅仅停留于此，则未免有失偏颇和过于肤浅。我们也不应该回避，圆明园之所以变成今天这个惨不忍睹的模样，除当年英法联军那次劫掠之外，令人倍感痛心的、铁的事实是，圆明园本已在晚清断续修缮如初，而其后更为彻底的毁灭，纯系国人后来亲手制造的“匪”、“石”、“木”、“土”这四大浩劫所致！如果不承认这一点，便是讳疾忌医，更有文过饰非、混淆视听之嫌！

圆明园的被毁，的确给了咸丰——这个狂傲无知，有若瞎子不怕老虎般的昏君以致命一击！使他在内外交困，羞愧屈辱交相煎迫之下，不久便吐血气绝而亡！可是，即便在他临死之前，仍免不了再遭那前倨后恭之辱。在强盗们的枪杆子面前，他不得不尴尬地下令让恭亲王乖乖地承认了《天津条约》，甚至还赔了夫人又折兵，不仅眼睁睁地看着人家烧了他的圆明园，而且在英法联军所谓人质赔偿方面还一退再退，将赔款数额从天津条约的八百万两白银又翻了一番，增加到了1600万两！甚至还为此向英国割让了香港和九龙半岛，卑躬屈节地分别与英法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更有甚者，那个阴险狡猾，凶残之极的俄国佬也来乘火打劫，竟以莫名其妙之所谓“助华防英”，居中调停有功，乘机威逼清廷与其签订了以确认早被清廷废除了的那个臭名昭著的《瑷珲条约》为核心的《中俄北京条约》，并且还得寸进尺，追加割地，逼迫清廷向其割让了黑龙江以北以及乌苏里江以东的库页岛、伯力、海参崴、江东六十四屯等等多达100多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三十多个台湾面积的国土！使中国从此丧失了从黑龙江东出日本海的所有出海口！而且更让许多人想不到的是，我国北疆当年这些被俄国强盗先后抢占的广袤国土之下，如今竟然是支撑俄国经济最大财源的大油田和巨大的天然气田！

这里尤其发人深省的是，当年签署于北京的这三个不平等条约给中国造成的领土和主权损失，哪怕几百个、甚至成千上万个圆明园也无法与之相比！可如今，人们似乎只抓芝麻而完全忽略了西瓜！因为今天人们众口相传、反复热议、注意力高度集中的，似乎就只是这个小小的圆明园，而对于由此事件直接导致的比圆明园大成千上万倍的国土和主权损失却绝少有人提及！

三、1873年拍摄的圆明园被焚后照片

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清廷被迫签订《北京条约》后，西洋人在中国的居留权从广州、上海、天津等通商口岸扩张至北京。在英国人赫德掌管下，大清海关多西洋雇员，恩斯特·奥尔末即在其中。他不算什么重要人物，关于他的资料也有限，只知是德国人，1847年出生在希尔德斯海姆附近的伯瑟恩（Betheln），家里是经营旅馆生意的，十几岁加入19世纪欧洲的最后一波探险潮，随一支商船队前来远东，船在中国海岸失事，他就留在了中国东南沿海。

1867年左右，不过20岁出头的奥尔末在厦门开了家照相馆，但没多久他就结束了生意，转而谋职于大清厦门海关。随职务升迁，奥尔末从厦门先后迁居北京、广东和青岛，直到46年后退休，1914年携妻子离开中国返回德国老家。

如果没有12张记录圆明园废墟的照片，这样经历的奥尔末，也就是19世纪里许多跑来中国寻发达的西方冒险者中的一个，未必能留名于史。但在北京期间，曾为摄影师的本能让他拍下了圆明园西洋楼废墟并妥为保存底片，在浑然不自知的情形下，他又成了后世发现的最早拍摄圆明园的人——台湾地区收藏家秦风告诉本刊，据检索现存资料，这批照片应是最接近于圆明园西洋楼原貌的影像记录。

秦风说，奥尔末在北京海关的任职时间是1872年8月到1880年4月，近8个年头。根据和12张底片一起保存下来的奥尔末手绘西洋楼景区平面图，绘图时间标注为1873年11月，那么拍摄时间至少不晚于这个时间点。奥尔末拍摄照片的时候，距圆明园被焚13年，同治皇帝正巧也在1873年发布上谕，命择要重修圆明园，开工不到一年就因资金短缺以及众臣反对告停。

圆明园被毁后，园区留有清兵看守，但由于西洋楼景区位于整个园子位置偏僻的东北角，守卫较松，在北京的外国人常自由出入，把这一片废墟当做了野餐地点。奥尔末经常随海关同事及家属一起进到西洋楼景区，有机会拍下照片。对于圆明园西洋楼建筑，奥尔末有着和多数西方人一样的好奇和溢美，在离开北京职位18年后，他在日记中追忆当年所见：“映入你眼中的是装饰物丰富而动人的色彩，浸润在北京湛蓝色的天空里，随着观者移动的脚步和太阳的光影不停变幻，建筑物白色大理石的映衬让它们格外醒目，倒映在前方的湖面上，如同幻影……观者不禁怀疑自己来到了‘一千零一夜’的世界里。”面对一片纵火后的废墟，这样的文字未免夸张，远不如他12张照片平实可据。

1873年拍摄的照片：方外观。方外观位于养雀笼的东边，建成于1759年，曾被用作乾隆的维族妃子容妃做礼拜的清真寺。这幢建筑规模相对较小，高两层，面阔三间，与周围的花园、雕刻精美的石桥、八角凉亭、池塘以及南面一字排开的五竹亭一起，共同组成一处精巧的园林景致。这张照片由方外观东侧向西拍摄，从这个角度能看到主楼两侧的月形台阶上异常精美的栏杆。方外观的屋顶是重檐庑殿顶，从等级上来说高于谐奇趣采用的单檐庑殿顶。方外观前原有一条小河，照片上还能看到石砌的河岸，现在方外观遗址前也能看到深约一米的河道，从照片上来看，河道在当时就已经干涸了。

1873年拍摄的照片：海晏堂一角。这张照片上呈现的是海晏堂主楼西南角的两间，原为亭式屋顶，二层有平台。海晏堂是西洋楼景区内装饰最为精美的建筑，据前人考察，“墙隙处俱嵌五色琉璃蕃花，抹浅粉红灰，其上顶覆孔雀绿色琉璃瓦”。从照片上能看到门窗及栏杆上精美的雕刻以及墙上镶嵌的琉璃装饰，在墙垣的上方还能看到一些深色的屋瓦。在乾隆时绘制的西洋楼铜版画中，海晏堂主楼西南角外左右分别种有一棵松树和一棵不知种类的阔叶树。在这张照片的左侧我们能看到松树繁茂的枝叶，画面正中的这棵树在北京初冬的季节里展示着它苍劲的枝干——很可能在海晏堂初建成最壮观的时候，它就是那幅美景中的一个构成元素。

1873年拍摄的照片：谐奇趣音乐亭。这张照片在谐奇趣主楼南侧楼梯上往东南拍摄，可见部分主楼楼梯、连廊和东侧的音乐亭。由图中可以看到，音乐亭呈八角形，内部有楼梯可以通达二层，窗上饰有西式雕花。连接主楼和音乐亭的连廊是由一组券门组成的，上方以洛可可风格的蔓草装饰。

1873年拍摄的照片： 海晏堂西面。海晏堂位于方外观以西，是西洋楼景区规模最大的建筑。它一反传统而正门朝西，面阔十一间，正门外有多种精美繁复的装饰，包括安放有十二兽首的巨型喷水池，弯曲的楼梯和精雕细刻的栏杆，分置水池左右的西洋样式八角石鼎，还摆放了几尊太湖石。从照片上可以看到楼前的水池里已经长满了杂草和树木，主楼门窗都已烧毁，通过上层的窗口能看到东边蓄水楼的屋顶。这个蓄水楼是整个西洋楼东部景区的总水源，除了海晏堂各大小喷泉，东边远瀛观、大水法的喷泉也由这里供水。海晏堂门前喷水池中的“大蚌壳”因为体积巨大，难以搬动，现在还在原处。台上两边连接水道的两块精美的石雕，现在放置在北京大学西门内。

1873年拍摄的照片： 观水法的石屏风。观水法是皇帝观赏水景的座席，位于大水法南面。它是一个坐南朝北的平台，台上最初设有一个十分奢华的宝座，座后是五面石屏组成的弧形屏风，即照片上看到的这个建筑。这五面石屏上的图案与常见的屏风或墙面装饰很不相同，上面雕刻的既不是花鸟虫鱼，也不是传说故事，而是军旗甲胄，刀枪火炮。这张照片由石屏风东侧向西南方向拍摄，屏风前的宝座和铜鹤已不知去向，只有一个歪倒的底座。较远处可以看见西侧的钟形门。1910年前后，这五块石屏风连同另外两座石塔曾被园内太监盗卖时被贝勒载涛发现，喝止之后将屏风运往其朗润园。1920年燕京大学购买了朗润园，这七块石雕一直被丢弃在湖滨，到1987年才置回原位。

1873年拍摄的照片： 大水法。 “水法”即喷泉，“大水法”就是大喷泉，这是一座专为观赏喷泉建造的大型水景，主体是一座西式牌坊，即照片上看到的这座洛可可式门形建筑，实际上在它完好的时候，门内是一个石龛，上面有七级水盘，有水从顶上层层落下。牌坊紧靠在远瀛观台基之下，牌坊前面原本是一个大型喷水池，池中有铜鹿、铜狗、翻尾石鱼等各种动物形状的喷泉，不过此时喷水池已经完全被荒草掩埋，只能隐约看见大理石砌成的水池边缘。今天人们看到的大水法基本上还保留着它的主体结构，与照片上相比，除了顶上的装饰没有了，另外一个差别就是左边的石柱只剩下半截。

1873年拍摄的照片： 谐奇趣南面。谐奇趣建成于1751年，是西洋楼景区最早的建筑。奥尔末的这张照片由谐奇趣东南朝西北方向拍摄，画面上可以看到，主楼的屋顶已经坍塌了，但建筑主体受损还不严重，券口的雕花装饰和楼梯的栏杆也基本完好。到1922年左右，主楼已变成一片瓦砾，墙面大都倒塌，只有少数石柱还矗立着。现在，从圆明园遗址公园内遗留的大量石制构件上还能看出原建筑大致的格局。

1873年拍摄的照片： 花园门。谐奇趣北面的花园门是连接万花阵的入口，透过门洞可以看见远处万花阵入口两边的石柱以及中央的西式亭。花园门是很新颖的西洋样式，无论整体的外观还是大理石构件的线条都与中国传统建筑风格迥异。不过券门上方的兽首还是中国传统样式。万花阵是一个西式迷宫，照片上能看到的圆顶亭以及周围的迷宫后来都被复建，不过花园门以及两边的围墙看不到任何痕迹了。圆明园被焚毁后，地处整个园子东北角的西洋楼因位置偏僻，看护稀松，又有美观的建筑留存，成为外国人来到北京的必游之地。

1873年拍摄的照片： 谐奇趣主楼东侧面。这张照片在谐奇趣东侧的小山上向西拍摄，可见主楼东立面的装饰非常丰富。在主楼南侧伸出的平台上，原有西洋石狮一对，照片上已经看不到了。两只狮子都倒在下面的废墟里，至今还能看见。

1873年拍摄的照片： 谐奇趣全景。谐奇趣的南边有一片湖面。在西洋楼最具光彩的乾隆时代，湖西有一座西洋装饰风格的石桥及拱门，它们与音乐亭、连廊以及装饰着大量琉璃的主楼一起倒映在水中，成为西洋楼一景。在拍摄这张照片的1873年，湖中似乎已经淤塞，长满了杂草。西洋楼并非皇帝日常起居和办公的地方，所处位置又偏居长春园东北角，而自嘉庆时起，整个圆明园建设的重心已移至长春园以南的绮春园，所以这处湖面可能早在圆明园被焚毁之前就已经淤塞。

1873年拍摄的照片： 谐奇趣主楼北面。谐奇趣北面原是一个小广场，东边为养雀笼，西边是为谐奇趣前后喷水池供水的蓄水楼，北侧是通往万花阵的花园门。广场中心原有一个小型喷水池，四方有通往周边各建筑的石甬路。从照片上看，喷水池中的喷水塔已经倒塌，四周长满杂草。几年后，在1877年托马斯·查尔德拍摄的谐奇趣北门照片上，喷水池上的一些小装饰件也已经看不到了，再后来这座水池被整体移走，1987年才回复原位。现在谐奇趣遗址上还能看到主楼北侧楼梯下的夯土台基，一层大门的门楣也静静地躺在遗址的一旁。

1873年拍摄的照片： 远瀛观南面。远瀛观建成于1783年，与南面的大水法、观水法可以算作一组景点，位于海晏堂以东，线法山以西。这张照片在大水法北侧的平台上向北拍摄，可见远瀛观正门和门上的钟形装饰，门内还能看到堆积的砖瓦残件。远瀛观原有高出钟形装饰约一倍的三层庑殿顶，上下两层覆五色琉璃圆光瓦，中间一层用金色鱼鳞瓦。加上外立面繁复的雕花及琉璃装饰，可以想象在它完好的时候，这幢建筑一定极其华丽。门外两根以高浮雕装饰的石柱上刻有蕃花和葡萄图案，雕刻精美，“深及三寸”，此种形式的石柱与西洋建筑中的柱子简洁的柱面相去甚远，倒是与传统的盘龙柱出如一辙，纹饰也很符合乾隆皇帝的审美。门外左右须弥座上原有一对西洋石狮，此时已不见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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