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港者以广东省人口为压倒性多数，由广东省偷渡来港者超过二百万，不少经香港移居东南亚或偷渡到欧美国家，按地区说，最严重的是惠阳、潮汕地区、佛山地区以及广州市，其次亦有数十万北方人以及华中人经上海偷渡到香港，少部分直接偷渡到香港，如倪匡由内蒙古经上海偷渡到香港，李摩西以及李鹏飞亦从上海偷渡到香港，其余南方各省亦有零散数万人经广州偷渡到香港[2]，总和亦有数十万，而南方人大多经广州偷渡香港，北方人大多经上海偷渡到香港，所以现今香港人仍包括各省藉人。逃港者以年轻人为主要多数，大多因为香港和广东省有近百倍的收入差距、认为香港遍地黄金[3]、向往香港的生活等原因而逃港，逃港者亦有其他各年龄层的人，因为被批斗、饥荒、希望赚取金钱以改善自己以及家人的生活质素等原因到港，而年轻人则因为生活经验较浅，大多不是被批斗而是希望赚取更多的金钱而到港，他们在内地的亲属亦没有被批斗。
香港偷渡潮对香港的经济有利有弊，逃港者便宜的劳动力以及冒险追求财富的精神亦为香港经济带来一定程度的贡献，部分更成为香港的知名人士，但不少仍带来很多的社会问题，如黑社会、犯罪、大量的公屋、社区建设以及综援支出等，许多逃港者最终成为了危害香港社会的罪犯，例如张子强等。逃港者多为农民，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学生、知识青年、工人，甚至军人。
因为珠三角在中共建政前时已成为其中一个主要移民地方，由珠三角偷渡到港的人口亦包括各省籍人口，包括当年占领广州的山东兵等。逃港亦大大加重了广东籍人口在香港人口的比例，现今香港人口中的新移民有57%来自广东(包括先聚居在珠三角的各省籍人)，这些人口又大多来自亲属移民，占总亲属移民的84%[13]，香港的贫穷新移民人口几乎全为逃港者内地亲属，其他省籍的移民以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为主。因为逃港者经历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饥荒、政治斗争的日子，他们比没有经历过中共统治的香港人更讨厌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内地人，当中不少亦有恐共、反共以及厌共的心态[14]，除了少部分商家如刘梦熊外，不接受香港回归以及主张香港和中国内地保持距离，很多都反对自由行和中港融合，不少中产在六四事件后到九七回归前亦大量移民外国[15]。当年的逃港者现今已成为长者，但不少都支持建造一座逃港遇难者纪念碑[16][17]或活化当年逃港者上岸的地方[18]，以免后世忘记当年中共施政失败以致大量人命伤亡的历史。
逃港同时也促使了中国大陆1970年代末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及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是广东省非常重要的近代史。中共元老习仲勋把偷渡潮定性为经济原因而不是政治原因，加上中共不想偷渡潮的持续而令中国体面受损，为了阻止广东人民大量偷渡，决定让广东先富起来，给了广东的深圳、广州以及珠三角大量优待政策[23]，广东人民生活质量大大提升，再加上香港在1980年实施即捕即解，不再值得冒九死一生的风险偷渡来港。偷渡人潮大量减少同时，亦使其他省份人口大量移居广东，广州以及深圳同时亦成为中国比较富有的地区[24]，深圳最低工资亦是全中国第一，达每月1600元，引来全国各地居民争相到深圳工作[25]。
香港回归后，香港特区政府推出广东计划，数十万广东籍人口移居内地。在这计划下，很多逃港者已回乡，但现今650万香港常住居民之中由逃港潮抵港广东籍人口及其后代仍有100多万。[来源请求]
香港偷渡潮在世界史中，是冷战的一部分，国际社会称深圳河为中国的柏林墙[26][27][28]，是社会主义地区人民逃往资本主义地区的世界史之中的其中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