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市发生可怕的枪击事件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三呼吁建立或重新开放精神病院。
或许奇怪的是，他恰好和一些研究精神卫生保健系统专家的观点不谋而合。
这并不是说他们也像特朗普那样，认为拥有更多精神病院就可以防止疯狂的杀戮行为。这些枪击案的凶手似乎大多是愤怒的反社会人格，并有办法获得枪支——精神卫生系统可能无法提前发现他们。
一些政策专家、精神病学家和生物伦理学家都积极地支持以现代化的、透明的形式恢复精神病院。
但是，精神病院的现代化身并不会得到心智障碍患者的支持。在经历了经眶额叶切除术、胰岛素休克疗法以及其他种种加诸精神障碍患者身上的残酷行为之后，他们希望这样的理念彻底消亡。
这场辩论的激烈程度——以及两党之间的罕见一致——为那些眼看着亲人陷入妄想、躁狂症或自杀绝望，并试图探索美国精神卫生保健系统这一迷宫的人们提供了一份指南。
多米尼克·西斯蒂（Dominic Sisti）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的医学伦理学家。2015 年，他在《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上发表过一篇副标题名为《恢复精神病院》（Bring Back the Asylum）的合作论文。他说：“当人们在监狱和医院之间来来回回时，这表明他们可能已从长期治疗方案中受益。”
他说：“对这些非常严重的精神病患者来说，我们的资源已经枯竭了。我认为，这违反了社会正义。”
然而，巴泽隆中心（Bazelon Center）政策和法律宣传总监詹妮弗·马西斯（Jennifer Mathis）称，建立更多精神病院的想法令人反感。巴泽隆中心负责代表精神障碍者提起诉讼。
“为了摆脱将精神病患送入仓库式收容所的做法，我们付出了很多努力，” 她说，“长期将病人锁起来根本不是治疗。这种回到过去——过去的那种做法失败了，而且是惨败——的想法不仅疯狂还充满了歧视。”
黑暗的历史
只有在一件事上，很少有专家会提出异议：精神病院发生了足以摧毁灵魂的虐待行为，而且仍在发生，在世界各地都是如此。
那些 19 世纪初在欧洲建立的第一批治疗性的精神病院正是这样的。与诊所相比，那些收容所、休养所更接近现在的瑜伽温泉疗养中心。它们的出现与现代精神病学的建立大致处于同一时期。
暂时的休养和对病人进行护理是各种“精神崩溃”的最佳补救措施——美国贵格会（Quakers）在 19 世纪根据类似原则建立了休养所。

玛乔丽·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的学生们在为上个月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市大规模枪击案的遇难者举行烛光守夜仪式。图片版权：Gerald Herbert/Associated Press
已故的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医生在纽约书评中写道，第一批精神病院的目标是提供一个人道的、保护性的环境，其中的不少病院做得“格外体面”——那些追求类似贵格会休养所的机构尤其如此。
但是，这些机构——特别是州立医院——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大仓库：社会边缘人、酗酒者、贫困者和流浪者与那些患有精神病和严重情绪问题的人都混杂在了一起。
到 20 世纪上半叶，资金逐渐减缩。工作人员也在减少，以至于在一些机构中，一名医生要负责数百名患者，而这些患者大多生活在肮脏、虐待和危险的环境中。
对很多人来说，那儿没有出路，但他们也无处可去。住院治疗就相当于无期徒刑，或接近无期徒刑。
“那种气味很难形容，”全国精神健康消费者自助信息中心执行主任、现年 66岁的约瑟夫·罗杰斯（Joseph Rogers）说。19 岁那年，在一次精神病发作后，他在紧锁的病房中度过了长达六个月的时间。当时，精神病院主要集中在佛罗里达州。
“我猜这是被关在笼中的人类的气味。曾有人告诉我，一部分气味来自每个人都在服用的药物。“
他补充说：“什么时候去睡觉、去哪里、吃什么和什么时候吃都由别人指定。他们夺走了你所有的自由，在我眼里，它们是那种你得不到任何帮助的地方。”他后来创建了信息交流中心，为精神病患者提供帮助并争取权益。
到了 1960 年，医生们有了第一种能有效减缓精神病症的药物——氯丙嗪，商标名索拉嗪——这给了成千上万的患者独立生活的机会。1963 年，约翰·肯尼迪总统发起了“社区精神健康法案”（Community Mental Health Act），旨在终止福利机构的弊病以及建立社区护理体系。
该法案想让从这些机构释放出来的患者返回社区，让他们更容易接触到医生和治疗师——如果需要的话，还可得到上门服务。至于那些因关闭精神病院而省下来的钱，将用来支持患者独立生活。
去机构化
现在，人们基本认清了该法案带来的不良后果。除了一部分例外，州政府并没有履行承诺、提供适当的社区护理。它们没能配备人员齐备的地方诊所，也没有在住房、就业和日常生活方面给予帮助。
在预算紧张的情况下，他们将用于精神卫生保健的大部分费用转移到了像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这样的联邦计划。整个 1980 年代，美国各个城市中的无家可归者都在增多。
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精神障碍患者进入监狱，理由通常是非暴力犯罪。专家们估计，目前至少有 10 万名囚犯是精神病患者，如果算上有严重情绪问题和毒品问题的人，这个数目会大得多。
根据治疗倡导中心（Treatment Advocacy Center）创始人 E·富勒·托里医生（E. Fuller Torrey）的说法，在这段时间内，可用的公共精神病治疗床位的数量已大幅下降：从 1950 年代的每 10 万人 360 张病床，减少到了每 10 万人 11 张病床。托里医生一直在为拉来更多投资、给严重精神疾病患者提供床位而进行游说。

芝加哥库克县（Cook County）监狱牢房里的一个囚犯，该监狱收容了一些精神障碍患者。专家们估计，囚犯中至少有 10 万名精神病患者。图片版权：Charles Rex Arbogast/Associated Press

“事实就是，你没有地方可以让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病情稳定下来，”托里医生说。
“20 多年以前，那么多人变得无家可归，但似乎没有人真的关心在关心这件事，”他补充说。。“现在，他们要被送进监狱了。唉，这是个可怕的悲剧。如果有空床位的话，你想想可以避免掉多少类似的悲剧。”
托里医生估计，超过 90％ 的精神病患者可以在差不多一两周内、也就是经过短期或急症护理之后稳定下来并出院。辩论双方普遍认同一个临床观点：在重返家庭之前，许多精神病患者需要在医院接受急症护理，寻找有效的治疗方法。精神病人床位的减少，意味着在许多地区这种类型的护理也变少了。
托里医生与那些反对建立精神病院的人分道扬镳了，因为他倾向于设立长期的机构以安置约为 5％ 的、急症护理也无法改善其病症的患者，并通过“持续的突击检查”防止虐待。
护理成本
在这场关于精神病院的辩论中，第三点、可能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共识是，在一个将精神健康置于卫生预算靠后位置的国家，用于精神健康的资金总是不够的。在任何情况下，这些疾病的治疗费用都很高，而医院护理和社区支持获得的资金通常来自同一个预算。
在那篇赞同恢复精神病院的论文中，西斯蒂医生特别提到了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康复中心和医院（Worcester Recovery Center and Hospital）。
这家耗资 3 亿美元的州立医院于 2012 年开业，年预算为 8000 万美元。它拥有 320 间私人房间，以及一系列医疗和非医疗支持，如家庭和团体治疗以及职业培训。心理健康专家正在密切关注医院所获得的进展。
根据马萨诸塞州精神健康部门发言人丹妮拉·崔梅尔（Daniela Trammell）的说法，青少年的平均住院时间为 28 天，而（对更严重的病例）进行持续护理的平均住院时间为 85 天。
“有些人住了九个月到一年，少数人住了一到三年，“她在电子邮件中写道。
现代精神病院的支持者们坚称，考虑到那些让精神障碍患者待在监狱或街头的替代方案，这种钱花得很值。不过，反对者们并不信服。
“当你建立一个像伍斯特这样的地方时，有一个问题是没有人看着他们，没有人从外部盯着，而这会导致虐待发生，”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大卫·罗斯曼（David J. Rothman）说。他和妻子希拉·罗斯曼（Sheila M. Rothman）合著了《威洛布鲁克战争》（The Willowbrook Wars），对臭名昭著的纽约史坦顿岛（Staten Island）威洛布鲁克州立学校（Willowbrook State School）作了最为可靠的报道，该学校于 1987 年关闭。
专家估计，像伍斯特这样的现代化国家精神治疗机构，安置一名患者每年需要花费大约 15 万美元或更多。相比之下，每年约 3 万美元就可提供良好的社区护理，包括住房支持。
“你在这些医院投入得越多，给社区护理的就越少，”罗斯曼说。
在这场关于新精神病院的现代辩论中，核心是两个还没有答案的问题：什么是良好的精神健康护理？它的质量又反映出了哪些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