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安全套制造商已经跃跃欲试，希望能为 2020 东京奥运会提供安全套。他们还研发出了厚度仅 0.01 毫米的安全套，认为这种“高科技安全套”会很有竞争力。
在奥运会举办期间，向奥运村里的运动员发放安全套不是新近才发生的。1988 年汉城奥运会，出于提高对艾滋病认识的考虑，主办方第一次为运动员提供免费安全套。这种做法延续到现在。
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前期，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中国发言人 Ole Hansen 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解释了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奥运村里有许多年轻力壮的单身人士，和其他地方一样，有些人会坠入爱河或别的什么，因此我们需要提供安全套。”
“这些年轻人里，很多没有结婚或者没有性关系，所以我们希望确保，如果他们遇到性行为，有信息和工具来保护自己。”这也是艾滋病预防和反歧视运动的一部分。
但也有人笑称，奥运会已经成为“新伍德斯托克”，一场群体性狂欢。
年轻的运动员身体状态都很好，而且一旦被淘汰出局，空闲时间就会很多。奥运选手 Ryan Lochte 在 2012 年夏季奥运会之前告诉 ESPN “70％到 75％的奥运选手”在奥运会上发生性关系。
运动员使用约会软件的频次在增加。约会软件 Tinder 称，在刚结束的平昌冬奥会上，奥运村在 Tinder 软件上的配对增加了 600%，右滑次数增加了超过 500%。根据 BBC 的报道，2014 年的索契冬奥会上，美国滑雪板选手 Jamie Anderson 说，Tinder 太让人分心了，她不得不删了它。
奥运会提供安全套的数量也与日俱增。
Slate 对此做了统计和估算，可以帮助我们大致了解各届奥运会安全套的数量。

其中，2000 年悉尼奥运会上，主办方提供的 7 万只安全套被用完，又从奥运村外补了 2 万只。
宗教团体反对为奥运村的运动员提供大量安全套。2002 年盐湖城冬季奥运会本来打算提供 25 万只安全套，但遭到宗教团体抗议后，减少了超过一半，只发放了 10 万只。2006 年意大利的都灵冬奥会没有公布发放的数量，通常认为也是受到了教皇的指责。
2016 年里约奥运会发放的安全套数量破了纪录，16 天里，提供了 35 万个安全套，10万个女用安全套，和 17.4 万包润滑剂。当时，可通过性行为传播的寨卡病毒也在巴西境内蔓延。澳大利亚制药公司Starpharma 还与安全套制造商 Ansell 合作，为澳大利亚奥运代表队提供防寨卡病毒安全套。但首次提供女用安全套是数量大增的主要原因。
刚结束的 2018 平昌冬奥会，共有 11 万个安全套将被分发，比 2014 年的索契增加 1 万个，同样打破了冬奥会纪录（相比夏季奥运会，冬奥会的运动员人数更少）。
这些安全套放在哪儿，奥运会主办方也一直在考虑。根据路透社的报道，2008 北京奥运会期间，安全套是在医疗中心提供的，每本关于 HIV 的手册中都塞有两个安全套，避免尴尬。这也是出于宗教和文化背景的考虑，“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对摆在房间里的安全套感到不舒服，或觉得被冒犯”。
2018 平昌冬奥会，在平昌和江陵，主要新闻中心，媒体村以及医疗中心的运动员村，男女厕所，都可以找到安全套。
除了运动员，安全套也会提供给媒体和观众。
安全套品牌很早就看到了其中的商机。在 2004 年的雅典，杜蕾斯捐赠了 13 万个安全套。2018 年的平昌冬奥会橡胶制造商 Convenience Co 捐赠了 10 万个安全套。韩国当地新闻机构 Korea Biomedical Review 的数据显示，每个运动员的安全套超过 37 个，价值 93,370 美元。
“我们并不指望运动员全部使用它们，”发言人钟根植在接受《南华早报》时说，他们中许多人将安全套带回家作为纪念品。
这也是安全套赞助商传播和广告计划的一部分。安全套被带出奥运村，直接流向世界各地。
根据 BBC 的报道，2008 北京奥运会结束后，一位收藏家还将安全套进行了拍卖。
在日本，冈本 (Okamoto) 和相模 （Sagami） 是两大安全套制造商，它们的规模仅次于英国的杜蕾斯（Durex），美国的特洛伊（Trojan），和澳大利亚的 Ansell 。
但因为人口老龄化，年轻人数量减少和普遍的低欲望，安全套在日本国内的销售额从 2000 年开始下降。奥运会是把日本安全套品牌推向国际市场的机会。
冈本和相模都开发了厚度仅为 0.01 毫米的安全套，且都打算在 2020 年东京奥运会上“大显身手”，和世界其它的安全套制造商竞争。不过，目前哪些品牌将提供日本东京奥运村的安全套，尚未确定。
相模高级经理兼发言人 Hiroshi Yamashita 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说，他们在得知东京将举办 2020 年奥运会时，就想到要为奥运村提供安全套。他们赶着在那之前让 0.01 毫米厚度的安全套上市。新产品 2013 年已经在日本市场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