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评社4月19日发表评论说，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远望》杂志总编辑石佳音在“两岸融合视野下台湾史论坛”上表示，反“独”促“统”，必须有破有立，如果只提出相对于“台独”史观的说法，但是不能破解他们的思维模式，就没有杀伤力。要破解“天然独”，第一要刻意地拒绝使用“台独”语汇;第二要拆穿“台独”的知识论。第三，要批判“台独”的方法论。在看待两岸关系以及进行反“独”促“统”工作时，要注意轻重缓急，不仅要收回领土，还要达到心灵契合。
石佳音说，台湾两党联手搞的“台独”教改，产生的最麻烦的产品是“天然独”。现在要反“独”促“统”，必须有破有立，如果只提出相对于“台独”史观的说法，但是不能破解他们的思维模式，就没有杀伤力。要破解“台独”，就要知道为什么反“独”促“统”的工作做得不成功。过去假定台湾年轻人会变成“天然独”，或者是因为对大陆的了解不够，或者是因为得到的利益不够，所以大部分对台政策，都是让台湾年轻人来大陆参访，对他们让利，一旦这些都没有效果，就开始怀疑是不是有日本血统的台湾人。关键是要正确了解“天然独”。
为什么“天然独”难以转变？石佳音认为，“天然独”不是天生的，而是台湾幼童在一定条件下长成了不假思索支持“台独”的年轻人。“天然独”不是不了解中国，也不是不知统一对其有利，甚至也不是不知“台独”没有胜算，而是其“认知”框架决定了他们在“知识”上自认不是中国人。
石佳音说，“天然独”的“自幼养成”是透过以下三方面的作用实现的：第一，“台独”政党进行了非常彻底的语言系统的改变，已经把台湾年轻人进行观察思考的语言都改变了，比如他们创造了“日治”这个词，比如小孩子接触到的“大陆”和“中国”的概念是互斥的，其间的差别如同“狗”与“猫”(都是动物，但是是两种不同的动物)，“台湾”与“中国”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共同体/社会/民族，比如大陆海关一度容许台湾人走外国人通道;现在要求台湾人走中国公民通道，却说是“持台湾护照”者。在这种语境下，用这种概念的框架看两岸关系，两边就是“一边一国”，台湾目前的语境，加上后天教育，台湾年轻人就会自然接受台湾与中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社会、两个民族。台湾人说去大陆就是“出国”，“台独”的语汇已经渗透到了各方面。
石佳音说，第二，“台独”有一个知识论，就是“台湾岛史”史观，就是以台湾岛这个地理区域而不是人群或社会作为历史叙事的主体，也是国族认同的对象，提出一套实际上在史学方法上完全站不住脚的史观。现在的台湾岛史等于是把台湾史视为台湾岛地质学的附属史。曹永和以台湾岛(地理区域;而非人群、社会)作为历史叙事的主体及国族认同(集体效忠)的对象，违背“历史是人群/社会的历史”、“人群才是历史叙事的主体”之史学原则。
石佳音认为，当小孩子还没有思考能力的时候，他读到的教科书就教他，台湾是一个独立的主体，我们生在台湾岛上，我们就是台湾人。在这些观念下成长的小孩子就是“天然独”。“天然独”充满了因为无知而来的自信，这些人可以如此高姿态地展现他们对“台独”的忠诚，因为对他们来说，“台独”是客观知识，这是“天然独”的重要特征。他们没有老一代“台独”人士那种“自怜”与“悲情”，反而能不假思索、充满自信地展现对“台独”的忠诚与对“中国”的仇恨。
石佳音说，第三，“台独”的方法论是“想像的共同体”/建构论的民族主义。“台独”引用Benedict
 Anderson的“想像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理论将“中国”、“中国人”、“中华民族”虚化，并倒过来进行“台湾国”与“台湾民族”的国族建构，这是“台独”意识形态的方法论。
石佳音表示，事实上，“国家/民族共同体”是基于历史上的共同命运而生成，必须符合道德，而非只靠想像就可任意捏造。但“台独”刻意忽略国族认同的“道德原则”，利用西方理论“大师”的加持与包装，将数典忘祖、认贼作父视为合理。“虽然‘天然独’是‘人造独’，但是被当做客观知识来学习的时候，这种信念就很难被改变。”
“天然独”如何破解？石佳音说，第一，刻意地拒绝使用“台独”语汇，如终战、日治。第二，要拆穿“台独”的知识论：历史是人群的历史，不是地质学的附属领域。第三，要批判“台独“的方法论：“民族”不是“任意想像的共同体”，必须符合史实与道德。
石佳音说，总之，我们在看待两岸关系以及进行反“独”促“统”工作时，要注意轻重缓急，不仅要收回领土，还要达到心灵契合。轻重方面，文化促“统”应该重于武力促“统”、经济惠台等。缓急方面，要确定史观重于史料的观点：冲击“台独”的史观(不只是史料)，重建符合历史与道德的台湾史。
“两岸融合视野下台湾史论坛”由福建社会科学院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联合主办，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承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国军事科学院、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安徽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台湾研究所、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福州大学、台湾佛光大学、台湾艺术大学及福建省档案馆、台湾文献馆等台湾史专家学者70余人出席了本次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