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因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遭“跪杀”，抗议警察暴力和种族歧视的示威席卷全美，声势之大甚至迫使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天内两次躲进白宫地下掩体。众所周知，强硬作风是美国警察的一个特点，受好莱坞电影等影响，这种风格曾受不少人推崇，但当它同种族主义频频关联时，性质就变了，而无论是追溯历史还是回归现实，它们都有解不开的纠葛。有分析称，在智能手机时代，警察暴力事件俨然已成为美国社会的“定时炸弹”，越来越多的声音呼吁改革与改变，但这么做并不容易，因为这涉及美国更大、更多的问题。
“系统性种族主义”，有还是没有？
只有“个别害群之马”，没有“系统性种族主义”？5月31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否认美国警察队伍存在系统性种族主义，称“几个害群之马”给人们留下了执法人员存在种族歧视的印象。他的言论招致一些人的批评。“这么说完全没有意义”，纽约律师、社会活动家夏拉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局不想承认，但事实是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在整个社会盘根错节，已经伤害了黑人，使黑人身份遭到歧视。
6月1日，纽约大学法学院下属的“正义与安全”刊文对奥布莱恩的话进行“事实核查”。文章称，2006年，联邦调查局（FBI）曾专门就白人至上主义渗透执法部门发出警告；2015年，美国调查网站“截击”获得一份机密的FBI反恐政策指导材料，显示美国执法人员与白人极端主义者有很活跃的联系；2019年，有“揭秘新闻网”之称的美国调查报告网发布一项历时数月的调查报告称，大批在职和退休警察是网络仇恨组织的成员，这些组织中很多人是公开的种族主义者…… 6park.com
[iframe]"[/iframe] 6park.com
其实，美国的警察暴力和种族主义现象一直为外界关注。在欧洲，许多书籍在讲这一问题，比如德国2015年出版的《没有怜悯：美国的警察暴力和任意司法》，讲述美国黑人孩子被警察任意监禁、逮捕的情况；2019年出版的《美国种族主义和警察暴力》，分析美国这一“失控”的系统如何导致许多无辜黑人死亡。
美国CNBC称，尽管没有全面追踪警察暴力的官方数据库，但一些研究者的努力能提供线索。该媒体援引美国“警察暴力执法地图”组织的数据称，2019年平均每天有3个美国人死在警察手中，这一数字远远高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根据《纽约时报》5月28日公布的数据，从2013年至2019年，每年都有至少2000名美国人死于警察暴力执法。
在美国的警察暴力中，非洲裔遭到的不公正对待与其人口比例严重失衡。据统计，2019年美国遭警察枪击身亡的平民有1004人，其中白人370人，非洲裔235人，比例约1.6:1。而美国白人人口与非洲裔人口的比例为5.7:1，这意味着，非洲裔在美国遭警察枪杀的可能性是白人的3.6倍。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6月1日的报道提到，在弗洛伊德遭暴力执法致死所在地明尼阿波利斯，当地警察在过去5年的抓捕活动中至少使用了237次“颈部约束”，其中至少44次使被抓捕对象失去知觉。在失去知觉的抓捕对象中，约60%为非洲裔，另有两名美洲原住民。
美国洛杉矶县警局预备役指挥官庄佩源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美国警察暴力执法导致黑人死亡的事件屡见不鲜，主要涉及种族不平等、过度使用武力及滥权使用枪械。整个美国社会，黑人、亚裔、拉美裔都是少数族裔，长期以来，部分少数族裔很多时候都会或多或少感受到不公平对待以及不安全。庄佩源说，少数族裔的生活习惯、文化水平与白人群体有所差异，有些在白人看来存在不适当或违法的行为，从而导致出现矛盾。
当然，由于枪支泛滥，美国警察在执法时承担着巨大的安全风险。据德国数据调查公司斯塔蒂斯塔（Statista）统计，2020年全美共有各种类型警察686665人，警民比例在全球属于最高的国家之一，2019年美国有5.2万名警察被袭击，89人因公殉职。因此，美国警察接受培训时，通常会将枪支作为保障安全及完成任务的选择。此外，五角大楼每年还会向各地的警察执法机构捐赠各种军事装备。但研究发现，越多以及越危险的武器，只会让更多警察在执法时使用暴力，导致更多致命枪击事件发生。
“警察执法合法性危机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让他们控制局势反而导致更多问题。”此次抗议潮中，由于示威者同警察频频发生冲突，纽约社会学教授亚历克斯·维塔勒发出这样的感慨。还有人认为，未来警察暴力可能成为美国社会问题进一步爆发的“定时炸弹”
庞大的体系与警察“免罪符”
尽管每年有两千多人死于警察暴力执法，因过度使用武力而被定罪的警察却极少。“警察暴力执法地图”组织称，从2013到2019年，99%的执法致死案件没有人被定罪。检察官对指控警察非常小心，他们信奉一个名为“有限豁免权”的保护警察的信条。上周五，弗洛伊德案涉案警察被起诉，宣布这一决定的检察官说：“这是迄今我们起诉一名警官速度最快的一次。”
类似情况在过去屡屡发生。2014年8月，密苏里州弗格森小镇，黑人少年迈克尔·布朗被一名白人警察开枪打死，引发持续10天的抗议和骚乱。11月下旬，当地大陪审团以警察使用武器合法而不对这名警察提起诉讼。同年7月，纽约黑人小贩埃里克·加纳被白人警察从身后勒住脖子，最终死亡。联邦检察官历经5年调查，于去年7月宣布对涉案警察不予起诉。1992年，洛杉矶爆发骚乱，至少59人死亡，2300多人受伤。触发这次骚乱的是4名白人警察被无罪释放，他们参与殴打了一名黑人司机。
美国的警察体系是一个异常庞大、复杂的组织。据统计，美国约有1.8万个警察部门，包括3088个县警察部门、13578个市警察机构、50个州警察机构、50个联邦执法机构、1626个特殊警察部门（包括公园警察、国会警察等）。州警察、市警察、县警察、镇警察、村警察与联邦政府没有任何从属或上下级关系。
在美国，警察工会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团体。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发布的报告称，2017年，西雅图市议会通过一项法令，确立一系列渐进的警务改革措施，旨在加强社区对警察的信任，确保警察的问责制。但直到今天，这些改革一直受到警察工会阻挠。警察工会可以通过雇用合同条款来使警察免于承担责任，并确保问责程序对警察更有利。《华盛顿邮报》发现，自2006年以来，华盛顿特区警察部门已经因不当行为解雇至少1881名警察，但不少人利用慷慨的工会合同要求，重新恢复了工作。
《纽约时报》评论称，正如乔治·弗洛伊德案所表明的，对非洲裔美国人来说，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事情，拨打911报警电话都可能意味着死刑。从某种程度上，警徽已经成为警察的免罪符。警察不经常面对正义的原因有很多——从强大的警察工会、懦弱的检察官到不情愿的陪审团。但正是最高法院的一项重要裁决，使得暴力执法文化在美国警界长期存在，从而为警察提供了几乎无限的豁免权。
1967年，为震慑非洲裔民权运动示威者，迈阿密警察局长喊出“抢劫开始，枪击就开始”的口号。同年，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决，警察“出于善意和可能的理由”执法，无须承担法律责任。最高法院还裁决，任何控告警察在执法中侵犯人民权利的案件，裁决警察负法律责任的前提是必须有相同的判例，即之前在另一个法院出现过具有相同背景和事实的案件，并追究了警察的责任。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在实践中，这意味着警察几乎每次都能获胜，因为很难找到在所有方面都相同的案件。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美国警察执法趋于军事化。1990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允许美国军方将剩余的武器装备分配给地方，用于禁毒等执法任务。到了1997年，该法允许分配的目标领域不再局限于禁毒，而是扩展至反恐等所有执法领域。因2014年弗格森事件引发的骚乱，奥巴马政府于次年限制五角大楼向警察机关提供装甲车、榴弹发射器、武装飞机等，但这一政策被2017年上台的特朗普政府推翻。
收紧执法“豁免权”的呼声在高涨
“白人对于少数族裔的偏见是根深蒂固的，未见警局在这些方面有过检讨或自省。很多白人想当然地认为黑人暴力、蛮横、懒惰、仇恨、不与警察合作，他们盯着黑人的不良行为，而从未想过真正的深层原因。”庄佩源对《环球时报》记者说，生活越贫穷，犯罪就越多，和警察的交集就越多。美国黑人就是这样。但白人警察甚至所谓的主流社会，很少甚至不会在这些方面挖掘黑人犯罪的根源。
对于美国警察针对黑人的暴力根源，德意志广播电视台6月1日总结了几点原因，比如社会现实是黑人等少数族裔因贫困所致犯罪率高；美国警察职业训练不足，在德国，一个初级警察培训时间至少两年半到3年，而美国只要四至六个月；美国警察树立了好莱坞式的英雄形象，喜欢展示绝对权威，而警察机构管理不善。此外，美国几百年的奴隶制遗产至今仍未消失。
种族歧视在百年前就植根于美国的警务文化中，美国最早的警察队伍几乎是清一色的白人。在美国南方州，警方巡查源自由白人志愿者组成的巡逻队，他们当年被准许利用“自发组织的治安团体”执行与奴隶有关的法律。在北部州，巡查侧重防范非洲裔美国人等移民群体，他们被视为“危险的低等人”。“控制骚乱、缺乏足够培训、缺乏非白人警察和脱胎于奴隶巡逻队，是美国警方至今仍残忍对待非裔美国人的前因。”研究种族、阶层的美国刑法学者康妮·沃克尔写道。
针对当下的全国性示威抗议，美国“VOX”网站刊文称，特朗普政府看起来没有改革执法部门的意愿，但鉴于大部分警察及治安问题属于地方层面，改革是有可能进行的。文章提出数项建议，包括：警方就几个世纪的滥用武力道歉——也许一些警察、一些部门觉得这样对他们不公平，但现实是少数族裔社区不信任警察，这种情绪基于悠久的历史；警察队伍就种族偏见问题进行专门培训，因为一些人确实有这样的偏见，还有一些人的偏见则是下意识的；提高警察资格标准，给予更好的待遇；警方重点关注犯罪频繁的街区和社区，统计显示，美国城市50%到75%的枪击和杀人事件与3%到5%的街区有关。
《纽约时报》也称，随着科技发展及执法者的军事化，要求收紧执法“豁免权”的呼声在高涨，最高法院即将处理的一些案件可能会成为关键，两位分属自由与保守派的大法官都对法院倾向警察的豁免权感到忧虑。该报称，弗洛伊德式悲剧可能随时再发生，改革刻不容缓，否则警民互信会受到打击。
“限制警察执法豁免权或遇到阻力，比如政府、警局和警察工会等，但民意是强大的。”美国联邦律师邓洪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他认为这个改革可以实现。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警察在行使执法权时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比如当认为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时，就可以开枪，并且一定要让对方彻底丧失反抗能力。这是难以限制的。
邓洪提到，2014年埃里克·加纳在纽约被拘留后因遭警察锁喉而死，整个过程同样被手机记录下来，但加纳之死并未引发全国性的大规模抗议，原因是他的家属得到590万美元的赔偿，这笔钱出自当地政府和警局。有分析称，美国社会对警察暴力一直以来“集体沉默”，现在智能手机时代来临，这种“沉默”或将被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