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称，历代用韵语编成，传授伦理道德的蒙学读物中，以《弟子规》的影响最为广大。自清代开始传授以来，几乎没有任何一部蒙学读物比它更为风行，即便是自宋代以来就长期风行的《三字经》，也几乎因《弟子规》的传授而废弃。在清代，许多地方政府都曾饬令所属州县，将《弟子规》列为私塾或义学的童蒙必读书籍[11]。《弟子规》是清中期以来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蒙学教材[12]。
但是，江南大学副教授黄晓丹指《弟子规》诞生于清代，而做清代文献研究的黄接触了大量清代的诗文集、传记和家谱，却从来没看到过有提到《弟子规》。黄问及研究民国文献的朋友、读过大量现代学者的回忆录和传记的朋友，发现他们也都从未见过《弟子规》[13]。并指“《弟子规》编成后，因其通俗易懂，易于背诵，甚为普及，清代末年有的地方官府还将其定为私塾、义学的必读教材，甚至作为‘劝善’书籍，在祠堂、茶馆、书馆中进行宣讲，使其广为流传。”的说法来自于文革时期的《天津师院学报》1974年01期文章《<弟子规>宣扬了什么?》[14]。根据台湾师大刘雅苓与东北师大周明杰的考证，《弟子规》在鸦片战争之后才出现，作者过世后一百年之内并没有广泛出版。在《四库大系系列数据库》9153种书里，检索《弟子规》，只找到两条文献。“广为流传”的说法有夸大和臆测的嫌疑。检出的一条文献说：“劳乃宣，字玉初，浙江桐乡人。同治十年进士，……任吴桥，创里塾，农事毕，令民入塾，授以弟子规、小学内篇、圣谕广训诸书，岁尽始罢”（《清史稿·劳乃宣传》）。说明《弟子规》最初的使用环境是祠堂、茶馆、书馆，使用对象是干完农活的成年人，适用范围是社会下层，李白杜甫没有读过它、清代的知识阶层也不读它。劳乃宣教授《弟子规》的本来目的是原先教育不识字的成年农民识字，并使其不违法；是用于向那些被剥夺了更高发展要求的农民劝善的行为规范。《弟子规》本来也不是专门写给儿童的。它的流行是二十一世纪开始的[13]。
中华民国大陆时期编辑
中华民国台湾时期编辑
黄晓丹指，九十年代，台湾迎来了解严后的教育自由化时代，1991年，台湾教育部停止《四书》为中学唯一文化基本教材，台湾民间开始自行组织读经。台湾学者王财贵就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个。王财贵的读经书目在二十年间不断窄化，最初他的读经书目包括中西经典，但后来为了“便利、普及、实效、实证”的目的多次修订，真正普遍得到实施的，读得最多的也就是《弟子规》。而同时台湾各种宗教团体也希望借着读经来扩大自己的声誉。在1993-2000年之间，台湾天帝教、一贯道、佛教的各种组织都捐印了大量读经手册和书籍。而这些宗教团体捐印得最多的就是通俗易懂、篇幅简短、不涉及形而上辩论的《弟子规》。《弟子规》由此在台湾得到普及[13]。
台湾有大量民间《弟子规》学习班，多数为佛教寺庙与团体组织[15]。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网站将《弟子规》列为数位侨教系列教材之一[16]，并将其制作成为安卓以及iPhone/iPod的app[17]。台湾升恒昌免税商店董事长江松桦称要求7000多名员工必读《弟子规》[18]。2013年8月，台中监狱举办“弟子规”背诵决赛，要在3分钟内背完是基本要求，还得拼速度、比清晰和台风，个人组第1名可得2万元新台币奖金[19]。2019年3月，部分学校因推行弟子规背诵产生争议，引发网友的讨论。[20][21]
中华人民共和国编辑
中国期刊网上以“弟子规”和“三字经”分别为关键词进行检索的结果，从1956-2000年之间几乎没有提到弟子规，从2004年开始，“弟子规”飞速上涨，到2008年曝光率超过“三字经”。2004年之后的十年间，“三字经”的使用率膨胀了2.4倍，而“弟子规”的使用率膨胀了70倍，显示2004年后《弟子规》在中国大陆的影响力出现戏剧性增长。黄晓丹对此的解释是，大陆受到了在台湾的王财贵等民间读经运动推广者的影响，还有净空法师在江西庐江县汤池镇创办的“庐江文化教育中心”的影响[13][22]。
现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在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期间，于2009年5月13日讲话号召"领导干部要通过研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不断提高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23]2009年7月20日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发表中央党校教授任登第的文章，将习的讲话解读为“领导干部不妨读读《弟子规》”[24]。以《弟子规》为代表的“国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流行度急剧升高。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认为，《弟子规》的流行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持[25]。叶剑英之女凌孜在2013年4月20日香港《群书治要》论坛开幕式上讲话称习近平称赞《弟子规》是好书[26]。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2014年5月31日到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参加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活动时，亲自听学生背诵《弟子规》[27]。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很多政府机关、厂矿、学校、私人企业、监狱、看守所组织成员学习《弟子规》。
2008年3月24日，中国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第一线》栏目报道海南省监狱推行弟子规[28]。2010年7月8日开始，中国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开始播出由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主讲的22集讲座《解读〈弟子规〉》。2011年，中共湖南省怀化学院委员会党校将《弟子规》作为培训教材[29]。2013年，中共大连市委党校组织全体教职工进行《弟子规》培训[30]。2012年2月24日，广州市天河区教育局规定：“幼儿园要诵读《弟子规》、《三字经》、《唐诗》等，在老师的指引下初步学会感受语言韵律美，初步欣赏经典音乐、美术；小学一年级要全本诵读《弟子规》、《三字经》”[31][32]。2013年8月，广东省中山大学要求新生开学交《弟子规》读后感。据《南方日报》调查，32%的新生支持中大的做法；17%的新生明确反对；而51%的新生持中立态度。持支持态度的学生大多认为，《弟子规》作为传统的经典著作，是值得当代大学生学习阅读并践行的，对于学生待人接物、为人处世、求学、孝敬长辈有着积极作用；反对的人则认为《弟子规》已经过时了，里面很多封建的思想不符合时代要求，对当代大学生的发展不利[33]。2014年，中共湖北省仙桃市纪委宣传部投资拍摄廉政微电影《弟子规》[34]。2014年，海南省监狱局号召以《弟子规》等传统文化读本感化监犯[35]。2015年，辽宁省铁岭监狱在监管区建立《弟子规书简》碑[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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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编辑
内容编辑
《弟子规》本身与儒家经典里的论述存在矛盾，甚至有自相矛盾。《弟子规·入则孝》：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无怨。《孔子家语·六本》：小棰则待过，大杖则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参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殪死〉既身死而陷父于不义，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杀天子之民，其罪奚若？《论语宪问》：“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弟子规·入则孝》：亲所好，力为具；亲所恶，谨为去。（按：如顺父母好恶，为何需谏？）在吉林省长春市伪满皇宫博物院的东北沦陷史陈列馆中展出，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博物馆巡展的《勿忘9.18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史实展览》中，《弟子规》被作为展品展出，其说明为“伪满宣扬‘孝为先’的读本”[37]。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期间，出现多篇对《弟子规》的批判文章，称其是一本浸透孔孟毒素的“启蒙教科书”，把反动的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具体化、通俗化，用以培养地主阶级的接班人，毒害广大青少年和劳动人民[38]；是宣扬孔孟之道、毒害青少年的“黑规”“黑书”[39]；是封建统治阶级强制小学生必须遵守的规矩和准则，作者李毓秀是一个“守师说不敢变”的腐儒[14]。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写文章中暗示，新中国成立以前，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较深研究的学者不会承认《弟子规》是经典。并指其毫无操作性，称把300多年前五六岁小孩念的课本吹捧为经典，要今日大学生诚惶诚恐去学习，本身就是一个大笑话[40]。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认为，《弟子规》就是一部教导五伦大道规范的书，学习、转化、落实《弟子规》，对个人、对家庭、对单位、对国家、对社会，绝对是百利而无一害。全民都应该读读《弟子规》[9]。江南大学副教授黄晓丹认为，《弟子规》不是过去传统文化资源的如实继承；不能满足当下物质和精神需求；不具有未来发展潜能。《弟子规》这样的文本会给现代人带来的心灵冲突。它以强烈的训导口吻和死板规定提出种种要求，导致生命体验的虚假化。无论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能在现代社会实现儿童个人的潜能的最大发展”，还是“如何能传承传统文化中优雅和高贵的内容”都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在千千万万的文本中选择《弟子规》[13]。
传播编辑
黄晓丹认为《弟子规》的传播主要由台湾天帝教、一贯道、佛教等宗教团体与王财贵的读经团体等进行，并影响到大陆。[13]
权威性编辑
相当多的学者指出《弟子规》的作者李毓秀，是清代山西绛州的一位秀才，没有中举，也没有其他学术上或者政治上的成就。黄晓丹指，《弟子规》出现在鸦片战争后，流行起来更要到二十一世纪，它并不是中国“儿童传统文化教育”的基本材料，历史上的贤人君子、创作成果，与从小读《弟子规》毫无关系。 《弟子规》在最初的使用环境是晚清的祠堂、茶馆、书馆，使用对象是干完农活的成年农民，用途是教农民识字、不违法。 李白杜甫没有读过它，清代的知识阶层也不读它，质疑它在今天被捧到了太高的位置[13]。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也指与《论语》、《庄子》、《老子》相比，《弟子规》是无法算作可以供奉在庙堂之中的经典之作。哪怕跟《三字经》相比，《弟子规》从历史悠久的角度也没得比[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