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条大路通罗马”，古罗马帝国可谓是西方文明史的巅峰，法律制度、理性精神、商业文明，无一不让后世垂范。


“秦时明月汉时关”，辽阔的疆域、灿烂的文明，汉朝的盛世气象也是中华在数千年的历史岁月中一座瑰丽的奇峰。




汉朝与罗马，大体在同一历史分区兴起，占据欧亚大陆两端，各自代表一方的文明最高水平。二者都是在东西文明在“轴心文明”定型时最具典范新的代表。


对比汉朝与罗马，当中的相似与差异总会有种迷人的张力，激起人们的无穷遐想。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有学术大牛涉足于此。社会学奠基人马克斯韦伯在其巨作《儒教与道教》中，将罗马的土地法变革和中国的公田与私田进行对比。而民国时期，中国的历史学者也对此有浓厚兴趣。


“东西文明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成为钱穆先生一生研究的事业。罗马与汉的对比也是他在探究东西文明“优劣对比“时，绕不开的话题。


汉朝与罗马，这两座矗立于轴心文明高峰，如若相遇，谁又能胜过谁？


 粮草经费，谁更充足？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要支持一场战争的发动，最离不开的就是一个字——钱。武器装备要钱，采购粮草要钱，雇佣军队要钱……两军交战，最让后方头疼的可能就是一个问题——战争费从哪找？




罗马帝国和汉帝国的战争经费来源很不相同。


“以战养战”，或许能比较好的概括罗马帝国军费收入的来源。


罗马帝国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战争起家的。回顾罗马的发家史，就是一部战争史。共和国时期的罗马，为了争夺地中海西部的统治权，不惜与占据西部沿海地区的迦太基展开多场战争。


罗马和迦太基对于霸权的争夺战争，史称布匿战争。布匿战争时间跨度大，所需人力物力也巨大。巨额的战争开销使得罗马当政者犯愁。




罗马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对罗马人所纳税款。但面对战争，常规的税收难以满足所需。因此，罗马的当政者们想到了一个主意——先借后还。


若以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事物形容，罗马的这一行为像是在进行“国债”发行。以国家信誉为担保，政府向民众借款，投入到国家大型项目的建设，而后再以项目所获利润，返还与民众。


在布匿战争期间，罗马以政府的名义向民众借款。借得金额达到原来每年税收的25.5倍。战争结束后，罗马获得了巨额的财务赔付。掠夺而来的财款，不仅完美cover了战争开销，还使得罗马人变得更加富裕。


对于罗马而言，战争更像是一种投资手段。虽说本金投入极大、风险极高，但回报却十分可观。




罗马在进行东扩时，与位于东地中海的马其顿王国发生了四次战争，史称马其顿战争。在场战争中，罗马收获巨大。


罗马掠夺1.2亿塞斯退斯。这还只是单笔收入。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马其顿每年流入罗马的款项达到了2400万塞斯退斯。光看所掠夺的金额数据，大家可能感受不太深。但换一种说法，或许就能领会到这笔金额是多么的巨大——在马其顿战争之后，罗马人不需要再缴纳税收了。


战争掠夺，不单使得罗马人一夜暴富，还推动了罗马公共设施的建设发展，以及文化生活水平的飞跃提升。


战争中得来的钱财，被投入到各类公共设施的建设当中。剧场、戏院、公共澡堂、斗兽场、输水管道……各类建筑设施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罗马的疆域内。战争的最大受益者——元老、骑士，为了继续取得公民的支持，发散钱财，为大众举办各种比赛。


“马戏与面包”，罗马人的精神需求与物质需求都在战争所获利润的资助下，得到极大的满足。




“靠天吃饭”是汉朝的战争经费来源的重要特点。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国家经费主要来自农业税，而这其中的大部分是从广大的农民那里征收的。所以，农民收入的多寡直接关系到国家财政。




然而，在当时耕作水平的限制之下，农民所获得收成本就有限。


战国时期，魏国名士李悝在劝谏魏文侯时，曾向君主就普通农民的收支算过一笔账。百姓的收成，在缴纳赋税，解决温饱，完成祭祀节祭之后，就已所剩无几 。而后的贾谊，晁错都给出过相似的意见——正常年景下，农民们只能勉强满足衣食。


正常年景，农民尚可维持温饱生活。但若遇天灾人祸，则难以为生。


国家税收中，有相当一部分会供予军用。军人的衣食供应、伤病治疗、死伤抚恤都需大笔的开销；军事装备，武器修缮，边防建设又得花出一笔钱。但这些只不过是常规的养军费用。若是战时，费用可就更大了。


汉武帝穷兵黩武，极为好战。汉朝的经费不断在燃烧。


“外事四夷，内兴功利”，汉武帝时期军费开销数目巨大，再加上兴修水利，救济灾民的费用，所花经费难以估量。一方面，财政经费在不断投向战争开销这一无底洞；另一方面，财政收入却不见增长。


据桓谭在《新论·谴非》的记载，税款在由地方转交上国库时，还需要在郡国这一层扣除一定费用。因此，最终进入国库的赋钱总数并不可观，财政困难也时常发生。


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在卫青连岁出击匈奴后，大司农（即古代财政部）手头十分拮据，无钱可用，以至难以供养军队中的士兵。


当然，汉武帝不会坐以待毙。为防国库空虚，他主动求变，他采取了商人的建议，实行盐铁专营和向工商业征税。


汉武帝依靠大商人孔仅、东郭咸阳和桑弘羊等，制定出一系列有利于国家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并贯彻执行。最后，不仅成功缓解财政危机，还助力西汉不断发展。


东西方都爱筑墙？——边防建设大比拼


提到中国最著名的边防工程，莫过于长城。我们都知道，长城位于中国北方。可是为什么长城要在这里建立？




这与中国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


中国地处亚欧大陆东端，东面和南面被海洋包围。正南和西南是所谓百越之地，当中多是少数民族居住。且西南多为山区，交通不便，少数民族不足以构成对中原王朝的威胁。


汉帝国边防最大的危机来自于北面和西北面。


从中国的东北到中亚草原，亚欧大陆上横亘着一条著名的游牧带。我们常听到的匈奴、突厥，都是历史上活跃于这一带的最著名的游牧民族。


由于自身所处生存环境较为恶劣，这些民族若是自给自足，通常难以为生。因此，掠夺成为他们的生存方式之一。而富饶的中原王朝，则成了他们掠夺的主要对象。


中国西北部高山、沙漠、戈壁绵延不绝。而这正为游牧骑兵提供了绝佳的地势条件。他们熟悉沙漠、草原、山林，因此，一旦需要就可以瞬时集合队伍，形成一支骑兵大军，移动迅速，进行战斗，而一旦正面遇上集合整齐的汉军，他们即可立即解散、逃避，消失的无影无踪。


他们可以灵活地分作小股队伍，入塞侵略，打了就跑，抢了就跑。“兽聚而鸟散”是极为贴切的形容。




阵列排序的汉朝军队，对这群“游击”选手实在是无可奈何。有敌方来犯，等汉军集合起来，对方早已消失；如果深入追击，汉军又会因为环境不适应以及道路不熟悉而错过战机。


为防御西部进犯，早在战国时期，中原地区政权就已开始修建长城。汉武帝时期，为防御匈奴，汉武帝组织修建了河西长城。


中国早在秦王朝就已经建成大一统帝国，有了明确的划分，疆域边界明晰。但罗马帝国则有所不同。


罗马具有鲜明的扩张传统。在共和国阶段，罗马的统治者都在努力向外扩张。罗马的疆域边界也随之不断变化。但在奥古斯丁当政时期，则更偏好稳健的作风。


一方面，罗马已处于军事扩张的高峰，且罗马具有足够实力以非武力的解决军国大事。同时，军队远征带来的利益远无法弥补社会动乱带来的伤害。由此，奥古斯都采取更为温和的边疆政策。他将自然的地理限制单过帝国永久的防线——西部大西洋，北面莱茵河和多瑙河，东面南面的沙漠构成了罗马的自然边界。



纵使在怀柔的大背景下，罗马还是将征服的矛头指向北部不列颠。不列颠地区人员散漫，因此罗马帝国没有耗费过多力气就将其收复，纳入了行省之列。


然而，罗马人在不列颠地区加重税收和征兵，甚至将帝国祭礼的负担也强加在贵族头上。这边引起当地居民的不满。骚乱持续发生。


为更好控制不列颠地区、防止骚乱。哈德良时期，一堵长城在苏格兰北部立起。




河西长城与罗马哈德良长城的建立，同时具有多重效益。


一方面，它起到疆域标志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即可用于防御，又可作为进攻基地。此外，它还具备保护经济秩序的作用。


西汉与匈奴之间的对立是修筑河西走廊的基本原因。同时，长城不只“御外敌”，还起到防止百姓出逃，控制境内人民的效果。河西长城缩小了匈奴农业活动的范围，阻碍了汉匈之间正常的经济往来，由此削弱了匈奴的经济实力。


哈德良长城一方面具有标识边境的作用，另一方面，则是罗马帝国带着傲慢态度，划定的文明边线。《奥古斯都传》记载，“哈德良第一次筑了长城……为了把罗马人和蛮人隔离开来。”




主战还是主和？——东西方战略思想的碰撞


马克垚教授在《汉朝与罗马：战争与战略的比较》一书中，将罗马和中国的战略思想，分别概括为——扩张战争和统一战争。


是什么原因，使得在东西两方的土壤上孕育出如此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念？




罗马人重视武力，与它的发展历程密切相关。


起初，罗马只是意大利半岛上众多城邦组织中的一员。通过战争实施吞并，罗马逐渐扩张，到公元前3世纪中期，罗马基本上统一了意大利半岛。而战争传统，也随之刻入罗马人的基因。


其中，掌握了罗莽政治决策权力的元老院成员，更是深受“武力价值”的影响。元老院成员大都为世家大族世代相袭，他们在战争的环境中成长。从事战争在对他们的教育中，占据压倒性地位。修辞、法学等文化教育对他们而言，仅占据很小的一部分。在他们看来，只有不断进行战争，才能争取到光荣、荣誉、赞美。


罗马人对武力的崇拜和执念，从奥古斯都·凯撒青铜像碑铭上的文字就可见一斑。碑铭通常翻译为“业绩录”——奥古斯都为国家建立的各种功业。而在其中，大部分记载的是奥古斯都的战争功业。扩大行省边界、建立殖民地、掠夺土地……这些战争与侵略都被罗马人“骄傲”地刻在石碑上。


而在中国，从夏商周三代起，就以自认为是统一国家——“天下”。古代中国的天下观建立在文化认同而非民族认同之上。对于古代中国王朝而言，蛮夷通过学习中原文化，能进而成为华夏族群，而一旦华夏民族失去了自身文化，它将倒退成为蛮夷。蛮夷与华夏的区分，在于华夏文明的习得。从某一个角度讲，以文化作为衡量华夏和蛮夷的标尺，更能促进各族和平共处。


从周代敬天保民思想开始，中国逐渐发展出仁政学说，强调不忍人之政，强调道德教化。对待四夷，也希望能通过教化，使其归服，而反对大张挞伐。“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辅助也”。仁义之师成为中国古代的长期观念。


对仁义之师的推崇，蕴含对战争的消极态度。与奥古斯都刻石记功，赞誉自己战争功绩截然不同，中国帝王刻石上，充满了仁政思想。秦号称虎狼之国，秦始皇更是出了名的“暴君”，但他的刻石上，强调的是“黔首安宁，不用兵革”、“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汉武帝开拓边疆有功，班固为他写的赞中，竟丝毫不提其武功成就，还批评说，如果“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那就是«诗» «书»所称道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