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都吃什么”的话题，身为“80后”的中国篮协主席姚明，就有难忘的记忆。
1984年，这位未来的“美职篮巨星”，还是个4岁的“小吃货”。饭量奇大无比：每天要吃两个鸡蛋喝两瓶牛奶，而且“吃饭离不开鱼”。到了稍大一点，饭量更涨得跟“个头”一样快，“一顿能吃四块大排”。
虽然以姚明自己的话说“我们家并不穷”，可如此饭量，依然叫当时姚明父母天天发愁。为这“伙食问题”，后来区体校还给姚明每月发了一百元“营养补贴”。多年以后的姚明也感慨说：“我小时候对营养的需求甚至成了家里的负担。”

（图片来自姚明《我的世界我的梦》）
可见，即使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上海，工薪家庭想“上点营养”，钱包都是不富裕。
当然，有些先富起来的城市，那是经常“上营养”。比如作为改革开放“窗口”的广州：1986年广州市平均每人每年消费猪肉约26公斤、植物油6.6公斤、牛羊肉4.08公斤。
当时的广州市民，对“吃”更是越发讲究，比如1986年中秋节时，广州市场上以品质优良著称的“清平鸡”，每公斤涨到20元钱，却依然在节日期间大火，一天卖出1700只。还有每公斤2元的“优质多维营养米”，是年9月一个月里卖出1800吨……
这种“营养水平”，在今天看似乎不算啥，放在当时，却堪称鹤立鸡群：1986年的广州市，市民每人每月基本收入是109元，而在同一年，全国城镇居民每月的平均收入才76元。广州居民每月的猪肉消费，比全国平均水平多8公斤，牛羊肉消费多1公斤，家禽消费多9公斤。
1987年来广州“体验生活”的著名影星杨在葆，走访了一些广州工人家庭后，也发出一声由衷感慨：“相比其他地方，就好像天天在过年。” 6park.com

放在全国其他城市，“伙食水平”可就差一些了。在《京华时报》2008年的采访里，北京市民陈林回忆了1980年时家里的伙食，当时全家每天的伙食费不到一块钱，每个星期能吃到一顿猪肉和两次鸡蛋。这在当时的北京，已经算是“高伙食标准”。
1981年，学者章徽考入大学，当时大学食堂里，素菜多是两毛钱一份，带点肉就要三毛钱，一份红烧大排要四毛钱。看上去价格便宜，但当时中国人民银行的职员，月工资也只有46元。沾点荤腥？那是十分不易。
而放在全国其他城市，作家鱼在洋小说《阳光下的迷惘》里那一句“午饭，又是白白的面条还有大块的白菜”，更是许多家庭餐桌的真实写照。

许多现代年轻人熟悉的快餐，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更是不折不扣的大餐：1987年11月12日，中国大陆境内第一家肯德基在北京前门开业。
当时的北京市民人均收入约89元，而肯德基的一块普通原味鸡，售价就是2.5元，几乎相当于北京人大半天的工资。但即使这样，开业当天店里五百个座位瞬间座无虚席，许多市民在门外雪花里，排了两个小时队在等到位子。
之后的好些年里，北京新人办婚礼，首选都常是肯德基。一场热热闹闹的婚宴后，就连肯德基的包装盒都要被新人带回家，成为多少北京家庭的“结婚纪念”。
以《经济观察报》的感慨，那时候“不少家庭要攒上一个月的收入来尝一尝肯德基”，如此价位，自然意义重大。

而比起“吃肉”来，八十年代中国人的另一个“吃饭问题”，就是“吃菜难”。由于地域与季节的限制，哪怕在北京，冬天可供应的蔬菜依然非常少。
还是在2008年《京华时报》对北京市民陈林的采访里，那时“冬季的北京，桌上的主角永远是大白菜、土豆、萝卜、白薯。”这种“餐桌风景”，当时也遍及冬天的北方城乡。“冬天储备大白菜”更是多少“80后”的童年记忆。
比如“童年大王”郑渊洁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的代表作《309暗室》里，那一句“每当爸爸妈妈看到自己的孩子守着一座金城吃熬白菜而毫无怨言时，他们就确信皮皮鲁和鲁西西是两座金山”。说的是皮皮鲁鲁西西的童话奇遇，却也是多少孩子们“吃熬白菜”的生活。
不过，比起城市里的餐桌来，放在县城以及农村，“上营养”就更不容易。作家刘绍棠那篇被编入教科书的散文《榆钱儿》里，描述了自己家乡通县农村，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生活变化。文中那一句“1982年更有酒肉了”，曾叫多少“学生党”们上着课流口水。但其实在那时，县乡地区的家庭想“有点酒肉”，也并不容易。
比如1983年，未来的著名作家阿来，还是四川省马尔康县中学的一名教师。暑假时接到了一个“自治州笔会”的邀请，还不懂啥叫笔会的他，一听说这次笔会可以“每天交八毛钱管三顿有肉的饭”，立刻毫不犹豫交钱参加，因为“那会三顿有肉就很不简单了”。然后，就这么在笔会上灵感大发，写下了处女作《振响你心灵的翅膀》，走上了文学之路……
县里尚且如此，农村当然更可以想。

虽然中国各地农村的收入水平不同，但一直到1986年时，中国农村的人均年收入也只有462元。华北地区的农民收入575元，最高的华东地区也只有610元。比起城镇收入来，还是要差不少，想要“吃好”，当然也更不容易。
以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人民大学学者刘成玉的统计，1981年到1987年，当时中国农村人均消费的肉食数量，只有城市人均消费量的百分之五十二，鲜蛋消费量只有百分之二十六，食用油消费量是百分之六十六，鱼虾消费量更只有百分之四十。
城乡的差异，反映在餐桌上十分明显。 但对于当时的农村来说，这样的水准，已经是在大踏步前进。1988年，学者李慷在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蹲点，亲眼见识了改革开放十年来农民生活的变化：以当地南竹村支书的话说“肉比过去吃的多了”。改革开放前，村里农民每年也就杀30来头猪。到1988年春秋时，村民们竟一口气杀了160头猪，每家能做100斤左右的熏肉，一口气能再吃大半年。甚至“肉吃多了，水菜也少吃少种了，农民嘴巴也刁了。”
这位书记的描述，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广大农村地区“餐饮生活”的缩影：农民们每年节衣缩食，通常都是到过年时才“放开了吃”。同样是以学者刘成玉的估算，许多地区农民在春节20天的肉食消费量，竟占到全年肉食消费量的近一半。
这看似“枯燥”的数字，却是那个时期，无比热闹的农村春节，是多少生在农村的“80后”朋友们，记忆里挥之不去的“年味”。
不过，虽说“上营养”不容易，上世纪八十年代，也确实是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在大幅度改变的时代。每年的饮食消费里，肉菜蛋的消费比重都在增长。即使是“吃的不如城里”的农村，1987年中国城镇的人均牛羊肉消费，比1981年增加了2公斤，而1989年的中国农村，农民人均消费的肉食，也比1981年增加了5公斤。
同样是关于“吃”，上世纪80年代末，更有一件关乎千家万户餐桌的大事： 1988起正式启动的“菜篮子工程”。不到五年时间，中国就建起了八千多个农副产品市场和八万多个城乡集贸市场，昔日“单调”的集市上，鸡鸭鱼以及各类蔬菜突然多了起来。
昔日的“冬季三宝”大白菜、土豆、萝卜，冬天“只吃熬白菜”的日子，都在渐渐远去。中国人，就这样越吃越好，甚至1987年“广州天天过年”的生活，也渐渐变成大多数国人的日常……

那些曾经难忘的“八十年代伙食”，那“越吃越好”的历程，就是改革开放的中国，一个无比生动的注脚——越吃越好的中国人，一定会越来越好。
参考资料：姚明《我的世界我的梦》、新闻晚报《篮球明星姚明：童年为喝牛奶进体校学习篮球》、蒋家风《篮球之家的一颗小明珠》、张恩众，吕志勇《我国城镇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初探》、邓演超《广州人的生活方式》、经济观察报《开放中国：改革的四十年记忆》、陈煜《中国生活记忆：80年代》、鱼在洋《阳光下的迷惘》、章徽《记忆中的八十年代》、张化桥《谁偷走了我们的财富》、张翠珍《浅谈我国农村收入的地区差异》、刘成玉《我国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的特点、形成原因及利弊分析》、凤凰书品《围观名人故事：鲁豫有约系列》、李慷《社会变迁中的中国农民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