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旭
“等我们这波人没了，以后就没有愿意出来摆摊儿剃头的了。”郭阿姨语气平静，像是在讲一件自然而然的事。说完这话，她紧绷的脸立马绽开，招呼起她今天第一个客人。
客人是位老主顾，今年76岁的赵大爷，在郭阿姨这儿剪头足有十五年了。大爷身体硬朗，人也健谈，一口一个小郭叫着，“小郭，你说这特朗普今年还能选上么？”“小郭，那谁家的小谁是不是都结婚生孩子了，也没说告诉咱，是不是应该随点儿礼啊。”郭阿姨轻声应着，表示她在听，但她从不主动引起话茬，完全专注于手头的事儿。
黄宇 摄
“不服老不行啊，手上的皮都皱到一块儿了，可得时刻留意着，要不容易给人家铰出个大豁子，不好看不说，也砸咱自己买卖不是。”虽然郭阿姨嘴上这么说，但听来的主顾讲，她很少有失误的时候。不过这也跟理的发型有关系，来郭阿姨理发摊上的人基本上都是同赵大爷岁数不相上下的老人，没过高要求，平头、光头居多，稍微讲究点儿的，齐齐边，按照原有的型修短了就行。
这是郭阿姨在天宁寺桥附近支理发摊的第十个年头。十年前，她在不远的地方有家属于自己的理发店，那时候她的家伙事儿齐备，烫、染、洗、剪，就没有她干不了的。生意在当时也相当红火，要结婚的年轻姑娘找她盘头，大小伙子让她设计个清爽干净的发型，过年前烫头的顾客也都是排大队。
但后来，因为两件事，店黄了。一件是拆迁，另一件是丈夫得了结肠癌，很突然地就走了。丈夫走的时候，郭阿姨差三天过五十岁生日，她是怎么也没料想到，平时身体健硕的人就好端端地没了。她被迫停了一阵儿，儿女害怕平时寡言的母亲想不开，所以就带着她各地旅游，旅游回来了，就带着四处遛弯。遛着遛着，她就产生了摆摊剪头发的想法。
黄宇 摄
原来丰富的设备也变得简化了，剪子、充电推子、刮刀、暖壶、脸盆、折叠凳，有了这几样，郭阿姨就开工了。“儿女也劝过我，让我别干了，但人不能总闲着，一闲着就容易长病，我这给别人剃头挺好，自己的老本行。”
刚开始干那些年，来郭阿姨摊位上剪发的人很杂，各个年龄段都有，但到了近几年，在他身前坐着的就都是老人了。“电视上说咱国家要进入老龄化社会了，我这儿感觉就特别直观。”郭阿姨想了想，又补充说，“不过也得说，小年轻的确没人乐意上咱这儿来剪，就算手艺再好，跟街边儿一坐，也就不像那么回事儿了。”
但郭阿姨不太在乎这个问题，“来得都是客”，这是她认的道理。“和这些比我大的老人们聊聊天也挺有意思的。”来摊上的人，和她聊什么的都有：子女就业，家庭纷争，国家大事。她那几平米的小地方，是言语最自由的空间，所涵盖的话题从没有过局限。郭阿姨懂的，就在剪完发之后，好好陪人聊，不懂的，也会礼貌性地答应，一般明白人也就懂怎么回事了。
让郭阿姨印象最深的几个老主顾，赵大爷算一个。他记忆力好，是个“行走的故事会”，嘴一张，眼一眯，很多故事就成型了。故事有真的，也有编的，但不论虚构与否，全都能让他讲活了。不过，让郭阿姨好奇的是，赵大爷没讲过一丁点自己的事儿，每次聊到涉及个人的问题，他保准会闪闪躲躲，避而不谈。后来也是跟别人闲聊天，郭阿姨才知道，赵大爷家庭很不幸，年轻时候他嗜赌，欠了不少债，最后弄得妻离子散。
丁大爷是光顾最为频繁的一位。“这小老头儿，来得特勤，那头发根本不长，就让我给他剪，每次来他都牵一条小泰迪，栓树上，我一边剪，狗一边叫唤，等剪完了，就换老丁跟我聊了，起码得聊俩仨钟头。”最开始郭阿姨也闹不明白，明明头发没到该剪的时候，为啥老丁总来呢？后来跟老丁接触多了，她才反应过来，他就是想找个人痛痛快快地聊会儿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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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大爷和赵大爷不一样，他从不聊那些形而上的东西，他每次讲的都是有关自己的事儿。他说他儿子儿媳都移民澳洲了，他托他们的福去过那儿，澳洲没什么大意思，七八里内都看不见半个人影。不过，那儿吃肉吃龙虾可是真便宜。他说他老伴走了六七年，但他一直不舍得扔老伴的东西，东西在，就好像人也在似的。他说他儿子过年又没回来，买的不少年货都扔了。
郭阿姨在只言片语里拼凑出丁大爷的生活，一个独居的老人，他很孤独。所以每次郭阿姨都会耐着性子陪他聊个够，她心里清楚，她改变不了任何状况，能做的也只能是这些。“好好给人剃个头，再好好听他说说话，其实我跟那小泰迪的作用差不多。”
几年前，给这些主顾们剪头的收入还足以支撑郭阿姨的日用，但到了这两年，人越来越少，有时候大半天都不开张。“其实不是他们不来了，是来不了了，有的卧床不起，有的已经走了。”郭阿姨的手在白大褂上摩挲着，不时地掸一掸身上本不存在的灰。“孩子们一直都劝我，说，咱也不差那点儿钱，您就回来踏踏实实养老多好，说实话，我也想过，但我觉得还不是时候。我要真不在这片儿了，这些老头老太太找谁理发去，我不是说我多高尚，我是真有感情了，每回收拾那一地的银发丝儿，我都有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今年疫情，郭阿姨又一次停工了。她在家里待了大半年，起初觉得日子挺难捱，但后来也就慢慢适应了。儿女借着这个特殊的时间点，再次劝她，想让六十岁的她停下来，好好歇歇。她斟酌了一下，答应了。她把旧日的理发工具敛到一起，规整地置于阳台边上，之后用白大褂盖上。她庄重地同理发生涯做了个别。
等到五六月份，疫情状况趋好，不少老人都给她打电话，想让她给剪剪头发。“那一通通电话，打得我呀，有种成就感，就那种社会还需要我的感觉。”郭阿姨没想太多，掀开白大褂，带上口罩，拎起买菜的篮子，背着儿女就出去了，挨家挨户串门，主要是去剪头。后来，儿女察觉到有些不对劲，瞧了瞧菜篮，发现里头连个菜叶都没有，全是理发的工具。做子女的哭笑不得，最后也就只能由着郭阿姨的性子来了。
八月份的时候，天正热，郭阿姨把理发摊支在了大树下边，枝蔓围成了一张网，庇荫着她。她依旧如常，只不过现在有了一个新习惯：剪完头发，她会跑到一边儿，摘下口罩，喝两口茶水，均匀地喘几口气。
现在路过天宁寺桥前面的那个路口，还是能看到郭阿姨的理发摊，只不过这回没人守着了。走近看，凳子上有个纸壳做的牌子，写着：理发，打电话。我按照号码拨过去，几乎是秒接，就好像她一直在等待这通电话似的。打过之后，她骑着电动车用最快的速度赶了过来，她锁上车，瞟了我一眼，见我是个年岁不大的人，对着双手哈了口气，说：“来吧，得有十多年没剪过年轻人的黑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