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石屹之子被曝诋毁戍边战士，这位就是很典型的吃中国的饭，骂中国的娘。这个事情本身发生在6·15加勒万河谷事件之后，其阴阳怪气的说法其实赤裸裸地表明了立场，同时也反映了此人认知水平之低劣，吹印度的脑子基本上都不太好。

不过问题不在于此，很多人想起了潘石屹在2019年已经把资产转移到了美国，而更早之前，潘石屹与美国驻华大使馆的互动也非常频繁，一时间就成了网络红人。而潘石屹对哈佛大学的慷慨解囊，很显然就是他想让儿子进入美国精英圈内获得人脉资源，几个亿是划算的，说他是个精致利己主义者不太为过。我们可以看到，潘石屹为代表的这一批商人，在2011年后在中国的舆论场上发挥了不小影响，而这背后又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值得挖掘。

其实改革开放之初很多人抓住了历史机遇实现了暴富，这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商人的“原罪”。不过也应该说，这批暴富的人也确实带动了中国市场的发展和成熟，创造了就业、并为新技术创造了空间，于中国的整体发展而言，商人利己的行为也有不小正面外部效益，有功劳也没错。整体上看，中国社会还是更希望向前看，让未来说话可能比纠结于过去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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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2000年后或者更早前，中国有一个颇为致命的现象，那就是富人移民。一般而言穷人有着更强的移民动机，因为穷则思变，但是中国作为发展最为快速的国家，很多人积累了大量财富后选择移民国外，并带走了大量资产。这当然对中国积累财富是不利的。富人移民的动机在于没有财产、或者被视为没有足够的制度保障，并且规避税收，他们将财富转移出去被认为可以获得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和财产保障环境。在国家发展过程中，这一现象几乎不可避免。

其实不止是中国，这种模式在全球的发展中国家都适用，发展中国家的富人将资产大量转移到欧美，这样自发地充实了欧美的资金池。换言之，从发展中国家赚到的钱自动转移到了欧美控制之下，这就是一种隐蔽的吸血机制。所以发达国家反复要求发展中国家更大的自由化，本质上就是要尽可能扫清这种吸血机制的制度障碍，维持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打工的现状。至于发展中国家的命运，他们不太关心，除非触及到他们的利益。
这种模式没有强制，明面上是个人选择，但背后就是西方国家用先发优势形成了吸引力，也就是约瑟夫·奈说的软实力。如果配合文化、教育、医疗等一系列服务形成综合性优势，这种吸引力就越大，发展中国家很难抵抗，越自由就越容易被榨干。那么发展中国家可以用吸引力吗？很不幸，发展中国家面对发达国家丰富的财力和智力优势，无法使用软实力，甚至没有资格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软实力。在这套看起来完全是自由的选择之下，发展中国家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反自由”，这才能勉强积累一定的经济剩余，避免被发达国家成体系的优势完全吸干。而“反自由”在今天的世界里，可能是比自由更稀缺的东西了。

所以，潘石屹的行为就是这套机制的逻辑结果。有实业兴邦的企业家，自然也有投机分子，从潘石屹之子的表现来看，似乎他们属于后者的概率更大一些。
顺便说一句，在殖民地或者结构完整的前殖民地其实类似的机制更为明显，比如香港被称为“李超人”的李嘉诚，事实上就是欧美典型的殖民地买办。他的所谓商业神话都基于他垄断了大量土地、基本水电供应等刚性需求之上，他的集团持续通过这些刚需要素汲取社会财富，最终流入欧美资金池。这也是非常典型殖民地资源汲取机制。为什么该巨富不触及制造业呢？因为触及制造业会威胁欧美的优势产业，形成潜在竞争关系，因此他要吃这个饭就注定没有实业。

当然，应该看到，中国今天的发展与这套机制也有密切关系。没有这套机制，改革开放初期很容易面对资本稀缺的窘迫，以及观念无法更新的固步自封。不过同样的，如果仅仅靠这套机制，我们辛苦劳动积累的价值将随着我们采购发达国家工业制成品、富豪移民、借贷等各种方式重新流入欧美国家的资金池里。中国的关键仍然是两条腿走路的共同结果，即自由市场与国家控制的并行，将两者结合的关键则是党和国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并保持着务实和弹性。这套机制不变，则中国仍然可以发展。而发展就可以保持乃至提高我们自己的吸引力、治理能力等软硬能力，从而从根本上让中国人不想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