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田隆至采访上田（石田供图）
　　“当年最年轻的战犯30多岁，到今天都已百岁前后了。他们为何能在返回日本后不断反思战争，并传达给日本社会？我希望今后继续对此课题进行探索，揭示新中国对日和平政策与实践的内涵。”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石田隆至说道。石田长期致力于日本侵华战争历史的研究工作，长年走访生活在日本各地的战争亲历者， 在七七事变84周年之际，他向海外网介绍了自己接触过的侵华战犯，以及他们在后半生的岁月中，尝试向日本社会还原战争真相、促进中日友好的心路历程。 6park.com
上田接受采访（石田供图）
　　“作为侵略军，我心中充满对中国人民的深深歉意”
　　1956年经新中国教育审判后释放的战犯如今5人健在，其中3人已过百岁，2人将近百岁。给石田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位，是99岁的上田。“这个年纪的普通老人，大多身患疾病或身体衰弱，但上田几年前还能自己驾车外出。他热情欢迎年轻人到家里做客，向他们讲出自己在战争及战后的经历。” 石田介绍。
　　石田说，在日本，二战老兵的回忆、叙事，主要讲战争的恐怖，和他们在战场上经受的苦难，最后再抽象地谈些“和平祈愿”。但上田老人完全不一样。他去年（2020年）在一封写给石田的信中说：“作为侵略军一员，我们对中国人民犯下许多罪行。悲剧的一幕幕至今在我脑海中反复出现，我的心中充满着对中国人民的深深歉意。”
　　上田明确表示，自己参加了侵略战争，犯下罪行，他的道歉不是“已经结束”的过去式，而是持续的，且至今不变。
　　石田指出，上田的观点是其他亲历二战的百岁老人所没有的。上田作为曾经的战犯，已释放回国65年，这些年来，他一直参加中日友好活动。“上田所传达出的，始终是一种对日中关系和日本社会现状的忧虑与责任感，以及自己不到人生最后一刻绝不放弃努力的紧迫感。” 6park.com

　　▲日本战犯磕头谢罪（沈阳晚报）
　　“我发誓要努力更努力，将余生献给中日友好事业”
　　“全面承认自己的罪责并非一件易事。”石田说，这些战犯原以为参加了保卫本民族的“圣战”，结果却是侵略，是恶魔般的战争犯罪。要认识这一事实，他们经历了复杂曲折的过程。
　　不少战犯表示，当年认罪后，精神上感到一种不可思议的清爽，仿佛获得了重生。由这一批经历过新中国审判的前战犯组建的和平组织——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中归联），多年来坚持不懈地从事反战和平活动。
　　“中日两国未建交时无法直接往来，中日友好协会成为民间外交窗口。”石田说，很多中归联成员也加入了协会，积极开办中国特产展览、书画展览等，让日本人接触中国文化。1965年，中归联受中国政府邀请，派访华团参加纪念全体战犯归国的交流活动，还在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二战后，日本社会对中国缺乏了解甚至敌意很强，中归联作为中日友好团体，在这样的背景下不断开展友好活动，在‘草根’层面为促进日本社会对新中国的理解而奔波。”
　　上田则留在岛根县，数次接待来自中国的访日团体，长期参与友好活动。1991年，他70岁时结束了议员工作，积极地投入到中归联活动中。上田在信中提到：“我把毕生在中国学到的东西用在日本，我发誓要更加努力，为了和平，将余生献给中日友好事业。”
　　石田介绍道，尚健在的其他4位归国战犯，也都不同程度地参与着友好活动。“玉村和今川两位老人直到90多岁还在同一支部从事和平活动。玉村至今仍接受采访，和今川一道在年轻一代日本人面前，讲述自己在侵华战争中的罪行及回到日本后的活动经历。稻田（98岁）身体不好，依然在90岁时自费出版了自己反省反战的记录。” 6park.com

　　▲前731部队少年兵在中归联建成的“谢罪碑”前（日本“全日本民医连”网站）
　　“日本战犯认罪悔罪绝非‘洗脑’，而是‘自主反省’”
　　曾经的战犯为何在回到日本后，用大半生岁月，向日本社会传达对战争的反思？在日本保守的政治文化中遭遇强烈抵制和攻击，他们为何还能够无怨无悔坚持至今？
　　“这些战犯由恶鬼般的犯罪者转变为反战和平力量，正是由于新中国宽大的人道主义战犯政策。在战犯回忆录中，以及我对在世战犯20多年的调查采访中，这些当事人都浓墨重彩地讲出了自己如何在宽大的人道主义政策下实现了这一转变。”石田说。
　　从东京审判等其他国际法庭来看，新中国关押的1100多名日本战犯显然应受到严惩。当时，每一位参与审判的中方人员心中都有纠结，不少人都或多或少表露出对“鬼子”的愤恨，认为应该严惩。但负责教育工作的中方人员首先从自身开始学习、转变思想认识，弄通了改造日本战犯工作的历史和国际意义，明确最终目的不是报复，而是将战犯教育改造成和平的维护者。工作人员控制自我感情而产生的理性、宽大姿态，是世人将新中国的战犯政策称为宽大政策的原点之一。石田表示，自己采访过的前战犯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对管理所人员的宽大与坚定信仰表示折服和感谢，对受到的教育永生难忘。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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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田特别指出，管理所并非完全放弃严厉管制措施，实际上，整体的方针是以严厉为主基调的。在严厉的基础上，做到自我控制去面对战犯，来实施教育改造，这是新中国教育改造战犯的基本方法。面对战犯们的诡辩，工作人员既不简单粗暴地否定，也不情绪化愤怒相对，而是以理性的态度，有理有节地反驳、教育。
　　最终结果不言而喻：这批侵华战犯回到日本后，始终保持对侵略战争及自身犯罪的深刻认识，一生开展和平活动，向日本社会传达历史真相及战争责任归属，作为认罪悔罪的主体，始终实践着新中国的和平理念。
　　2021年，中国共产党已走过不平凡的百年历程。石田希望在今年这个特殊的年份，从追寻侵华战犯足迹入手，揭示新中国对日和平政策与实践的内涵。“我希望通过了解这一批绝非受‘强制’‘洗脑’，而是‘自主反省’的战犯，及其他们回国后的反战和平活动，去阐明新中国对日战犯审判既非‘外交交易’，亦非‘霸权主义’，而是追求‘和平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实践’，并以此为线索，与大家一道思考当下日中乃至东亚实现和平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