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震旦职业学院教师宋庚一在课堂上发表错误言论的事，几天来在网络上引发了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不是宋庚一，而是所谓的“告密”，一些人将举报宋庚一的行为定名为“告密”，并对此发起猛烈的攻击，据说当事学生已经遭遇到了严重的网暴，而支持举报学生的一方则积极为之辩护，由此形成了不可忽视的舆情风潮。 6park.com
其实，围绕着所谓“告密”要不要、该不该、对不对等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早在2015年毕福剑事件的时候，针对这个“告密”问题已经发生一场激烈的辩论（参阅笔者当年的文章《公开毕福剑的视频能算告密吗》、《不让再炒毕福剑风波，这是为了谁——评〈毕福剑风波再接着炒就变味了〉》）。到2019年的时候，围绕中国人民大学某教授《不告密是你们应坚守的人生底线》的讲演以及《××日报》一篇《不告密不揭发是道德底线》一文，拥护者同反对者再次大打出手，一时间闹得不亦乐乎（见笔者文章《炒作告密问题背后的逻辑值得关注》）。现如今又因为宋庚一事件把所谓“告密”问题再次炒得沸沸扬扬，令人感到这里面的“水”真的很深，事情实在并不简单，很有必要继续进行一点辨别剖析。 6park.com
首先，要进行概念分析，究竟什么是所谓的“告密”    告密当然是一种行为，但这一行为的核心不是行动者本身，而在于有所谓“密”的存在，即所告之事具有秘密、隐秘与保密的性质，举凡具有这样性质的组织、活动、言论，需要针对特定的对象加以隐瞒，如果有谁将这些事情举报揭露到这个特定对象那里，则对于这些事情的从事者而言，就算遭遭遇到了“告密”，遂行这一行为者，也居理所当然地被定名为“告密者”矣。 6park.com
所以，“密”的属性是基本前提，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所谓的“告密”也就不复存在了。 6park.com
其次，要进行性质分析，即所谓“秘密”的性状与属性 6park.com
众所周知，从幼儿开始，男生女生都有自己的秘密，从小到大都是这样，这基本上属于个人秘密。一个小朋友到幼儿园老师那里去告另一个小朋友的个人秘密，就算是告密；个人秘密之外还有集体的秘密，比如银行、企业等，都有自己的内密，都不可泄露与不该泄露，如果有谁将其告诉给不该告诉的人或单位，这也算告密；在上述两种秘密之外，更高层面的就是政治、经济、军事等的秘密，这些秘密或者是国家的，或者是组织的，或者是某个意识形态阵线的，如果有谁将其告诉给对手、敌人，无疑也是货真价实的告密。 6park.com
上述几种告密性质完全不同，其作用与影响也大相径庭，完全不是一回事。因此，对于所谓的“告密”，切不可囫囵吞枣，一概而论。 6park.com
最后，对“告密”行为还要进行辩证分析 6park.com
一是“密”之本身的相对性。秘密从来都相对而言，对有些人是秘密，对有些人而言则完全不是什么秘密，比如像宋庚一这样的事儿，其实在如今的中国很多、很常见，也很流行，但却需要对当局保密，不能让他们知道，知道就糟了；二是告密者的相对性。关键是同谁站在一起、对谁忠诚的问题，如果是自己阵营的人当了告密者，那就是叛徒、内奸，如果是对方打进来的，则属于卧底、间谍，如果自己的人把敌对者的秘密拿到手，那就成了秘密战线的英雄。所以，对此进行道德与道义评判，则来自不同阵营的褒贬就完全是天地之差、阴阳之别了。 6park.com
基于这样的原因，所以，围绕上海震旦职业学院教师言论被举报争论是不是“告密”，完全没有意义，争论这种行为对不对，立场不同，结论也将完全不同。 6park.com
既然道理如此明白清楚，那为什么还有人激烈反对所谓的“告密”，甚至为此大动干戈地从历史、人文、哲学、政治乃至情感等各方面、各角度，挖空心思去论证这种行为不对、下流乃至可恶与可耻呢？ 6park.com
因为他们害怕中国的老百姓都这样醒悟起来，果如此，则中国就将没有他们的藏身之地了，甚至连容身之地都将不复存在。曾几何时，中国的老百姓是不关注、不在乎、不理会他们这等行为的，不仅如此，甚至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此相当欣赏、赞许与支持，这就一度使得他们生龙活虎、如鱼得水一般。但后来情况却越来越糟糕，中国老百姓越来越多认识和了解了他们所作所为的性质，越来越对这等行为感到厌恶愤怒，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当然，对于这种政治变化，绝大多数中国人将其视为觉醒，是伟大的政治觉醒。这样的觉醒，给上述那些猛烈攻讦“告密”的人以沉重的打击，这就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他们连续遭遇政治滑铁卢的根本原因（参阅笔者文章《中国公知集团遭遇一场政治滑铁卢》）。说句实话，从根本上讲，中国公知集团真正所害怕的不是什么行政处理，不是官方社论，也不是领导讲话，更不是政府文件，他们真正所害怕的恰恰在这里。 6park.com
正因为这样，所以这些年来，一些人屡屡发起讨伐“告密”的舆论浪潮，其用意就是抗拒和打压中国老百姓的这一觉醒，具体把矛头指向所谓的“告密者”不过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而已。 6park.com
毫无疑问，这是相当严峻的意识形态斗争，也可以将其视为新形式的战争，而且这种战争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同中国内外经济社会条件紧密相关联的（有关这个问题，请参阅笔者2018年文章《中国意识形态对立面的现状与出路》）。据此还可以认为，今后这样的斗争还将越来越激烈，这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