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蜗居的小屋，大都小于十平方，从外太空看下来，分布东西半球。

九○年代出国前，特地去北京看望出生的小屋。幼时离开，第一次回故居，小屋居然还未被拆迁的大潮冲垮，里面住着「笑问客从何处来」的陌生人。印象中，屋里被一堵薄墙隔成两间，里间小所以作为卧室，四口人挤在一张大床上。父亲笑言每每我尿床，床单上便多画一个美利坚，此后几天全家辗转反侧，骚得夜不能寐。

文革时，一家无奈中去了青藏高原的小城郊区，住进厕所改成的小屋。记得母亲一来便有强烈的高原反应，不像我流几天鼻血就完事，她不到一年浑身是病，四十出头病退回了在江南的外婆家。兄为了逃避上山下乡运动，连跳两级十四岁高中毕业，进工厂操作车床。

贬为中小学老师的父亲，每年冬季带着学生远赴乡下军事训练数周。此间十多岁的我，拿着一叠父亲给的食堂饭菜票，在门框上大大写下「吃饭喂鸡」四字，提醒自己和鸡，这回没人管了，得潇洒地活一阵。

只是时常在野地里玩得流连忘返、废寝忘食，一旦错过食堂开饭时间，便是饥寒交迫；若忘了喂窗外木栏中的鸡，十几只父亲养的、会下蛋的鸡妈妈们，便用怨恨和饿狼般的目光斜看着我，歪着头嘎嘎地抗议：怎能把我们的幸福生活托付给这自顾不暇的小孩呢？

小屋内靠窗的桌子，每当铺天盖地的沙尘暴袭来时，上面便落满一层来自窗缝的黄沙，厚厚的，可以沙盘推演小学算数，我颇烂的算数就是那时练就的。室内墙上唯一的装饰是一幅世界地图，我用胶布黏上去的，百无聊赖黄沙蔽日时，我把地图上的大国位置记得滚瓜烂熟，特别是那个在梦中憋不住时依然画着的、海豹似的美利坚。

改革开放后，大学毕业了在杭州上班，单位借我一间位于穷巷的小屋，同住的是几本考托福的书，和一辆时髦且昂贵的大红自行车，十二速跑车型，把手像水牛角似地往下弯，很酷很骚，这是对自己打工挣外快的奖励。套着出口转内销的绿衣黄裤，烫卷头发，伏在骚车上，驰骋于西湖的各景区间，或寻找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或找寻可以练口语的外国人。

小屋一个炎热的夏夜，托福单字背完，疲倦地伸展在撑着新买蚊帐的靠窗木床上，正做着专业华侨梦，敞开透风的窗边，传来悉悉索索的声响。朦胧里看见一只伸进的胳膊，半只从铁栏杆缝隙间挤进来的耳朵，胳膊终端的五指火急火燎，用小棍拨着插住的门闩。

华侨梦瞬间惊醒，热汗变成冷汗，紧张思索，是抓住胳膊活捉小贼，还是让他跑了算了，不至于弄坏蚊帐。最后决定边吹气，边在贼耳边爆出一声尖尖的嚎叫，猫打架时才能听到的，贼与我双双吓得魂飞魄散，耳鸣目眩。贼一屁股跌倒在窗下一堆碎砖上，似乎活动了一下腰后，匍匐逃窜。

翌日我报告保卫科，小心翼翼地问，贼不会是来强暴我这个男人吧？军人出身的科长一本正经地告诫我：「贼不惦记你，是惦记你屋内的骚包车。备好木棍，再来打他。还有，你的头发有问题，背后看像女人。」

此后卖了骚包车，数年奋斗后踏进早已画熟的美利坚，住在波特兰极为热情的华人系主任家，攻读免疫学。有着尖顶小塔的别墅三楼上，我住的小屋隔壁，是来自纽约、精神恍惚的碧眼女郎。

她白天在小杂货店上班，夜晚回小屋和自己吵架，一波波的，将我一遍遍拉出梦乡。冬天她把房间温度调到摄氏三十多度，一墙之隔的我，热得满头大汗地往墙上贴满从杭州带来的照片，一张张回味，一条条回忆。思乡情浓时，将张学友的「吻别」磁带塞入随身听，无限循环，小屋里，满满款款的都是思念。

毕业后漂到曼哈顿工作，与男女五人同租五室一卫的廉价小屋。小屋空气里不时飘来淡淡的烟味，有过几年烟龄但在美国早已穷得戒了烟的我好奇，这是什么烟味？美国的万宝路？英国的骆驼？还是古巴的雪茄？都不像。

室友保罗异常友好，常和我闲聊。一日，他神秘地拿出一小包暗绿色「茶叶」，叶片细细的，潮得发毛，要与我分享。我说不客气，此物我有一大铁罐，我们家乡盛产这玩意，质量比你的细腻清新，想尝尝我的吗？我来自龙井之乡，心里着实看不上他的「茶叶」。保罗大吃一惊，用小毒贩仰视大毒贩的眼神上下打量我，收回了他的「茶叶」，谢绝了我的好意。

后来另外室友告诉我，他的「茶叶」竟是传说中赫赫有名的大麻，保罗是贩毒的。几周后，两个破旧的旅行箱，一个跟着我，一个在保罗的帮忙拖行下，极不情愿地、贼一般逃离了大麻味缭绕的小屋。

多年后，我的一大家子在西雅图郊外向银行租了间大屋，远处林色苍翠，蓝波拍岸。浸在山水之中，总想起那些小屋，人生需要很多这样的小屋。

它教会我用幽默抗击平淡、用坚强化解无奈、用镇定转化危机、用包容拥抱敌意。小屋，有过飞扬的梦想，有过徘徊的茫然，更有过执着的追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