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业已烂尾，中国事实上已经处在社会动乱中。我们几乎不可能断定这场动乱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你说始于习近平时代旷日持久的反腐败运动，完全说得过去。你说是文化大革命死灰复燃，同样有道理。事实上，改革开放也并非是在四平八稳中度过的。你要说这一场动乱从1946年“国共内战”就开始了也说得过去。要再往前追究，追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也是没有多大问题的。但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眼下这场动乱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是文化大革命卷土重来吗？
习近平时代长达十余年的反腐败运动很难说不是这场动乱的近因。几乎没有人怀疑反腐运动直接重创了中国经济。但是对于这场动乱而言，反腐运动还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不但复活了意识形态斗争，还重新树立了政治优先的坏榜样。
这种恶劣影响正好投合了中国社会日渐高涨的极端民族主义——这种极端民族主义是1990年代中期的所谓“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养蛊为患的结果。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辱华”很少被中国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拿来充当排外借口。在毛泽东时代，“反革命”和“资产阶级反动派”远比什么“辱华”更有时代主流“咒术”特点。但1990年代中期以后，“辱华”开始被狂热分子捡起来充当煽动仇外情绪的工具。2024年初，吵得沸沸扬扬的“南京旭日旗事件”和眼下正在发生的“农夫山泉风波”表明，“辱华”也在被拿来充当加剧社会内斗的工具。近年以来，“辱华”指控已经汎滥成灾，甚至于连积极支持中共官方意识形态的诺贝尔文学奖作家莫言也被冠以“辱华”罪嫌提告。就更不要说此前几年胆战心惊的外资企业会因为各种离奇原因被上纲上线骂成是“辱华”。比如苹果公司2023年在官网上贴出一名编著辫子的美洲原住民优秀员工（跟中国或华人没有半点关系），也被中国网民捕风捉影冠以“辱华”罪嫌大加挞伐。
与“辱华”同样升级成中国人容易神经性过敏字眼的，还有诸如“港独”、“台独”、“疆独”、“藏独”等等指控。起初这种指控是用来针对当地人言论的，但后来连毫不相关的外国人也会遭到同样指控。比如2020年一名泰国女网红遭到中国网友翻墙出征。起因是该女子在2018年去台湾旅游时拍照留念，自称自己模仿“台湾女孩”装扮风格。该言论在2020年被中国网友扒出旋即引发轩然大波，中国网民大肆痛斥其“辱华”和“台独”。尽管单就其言行本身来看，跟“辱华”和“台独”扯不上半点关系。
“南京旭日旗事件”、“农夫山泉风波”和“起诉莫言辱华案”也与“台湾女孩事件”如出一辙：捕风捉影加上大肆煽动，就形成群情激愤。尽管国家喉舌媒体央视和《环球时报》前主编胡锡进前不久才公开痛斥炮制“南京旭日旗事件”的博主是“望文生义、夸大事实、生搬硬套、胡乱联想”，并要求对这种恶意举报行为进行惩处。在这种教训之下，仍然有网民前仆后继地捕风捉影，用同一种套路把农夫山泉公司又列为新的全民猎巫对象：其产品包装被怀疑有“日本文化元素”。
突遭这种“被辱华”的无妄之灾，网暴铺天盖地而来，农夫山泉公司五天内销量大跌超过90%、股价跌幅超过6%、市值缩水超过200亿港元。比起“南京旭日旗事件”来说，这无疑是更严重的扰乱市场行为。但是到目前为止，除了胡锡进跳出来指责网民无事生非之外，国家喉舌媒体却反而装聋作哑了。
看起来，与文化大革命自上而下地发动有所不同，中国现在所处的动乱像是民众自发的（甚至有倒逼政府的倾向），即使是受到政府纵容或默许，政府至今较少直接公开出面牵头发起大批判运动，尽管党国喉舌也可能亲自动手带风向。
事实上，中国政府才是率先利用“辱华”达到政治目的一方。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府开始利用“大中华”认同来吸引外资，尤其是在香港和台湾之间建立商业纽带。¹澳大利亚华裔历史学家王赓武注意到，最初海外华人（包括华族）对“大中华”认同有一定矛盾态度。比如东南亚地区，华人不再信任共产主义，但对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表示欢迎：他们不但希望跟中国做生意，还相信中国的共产主义会逐渐消亡。这些华人一方面重新燃起对中华语言、文化和习俗的认同，另一方面还希望在所在国家振兴自己的文化属性；与此同时，这种“大中华”认同还使得年轻人抗拒融入所在国文化以保存自身的中华文化属性。这种情况尤其适合那些对华裔群体存在较严重歧视的国家，华人对自己的族群认同有较强的防御性。²2002年中共宣传部门出版的一本书《新时期对外宣传论稿》对中国大外宣策略提出了新思考。该书作者黄泽存（时任山东省外宣办副主任）认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待华人群体的轻慢态度，使海外华人心理上或情感上更亲近中国：这些人更希望中国强大起来，这样华人社会地位也会得到改善。这样的观念被认为是外宣政策的重要依据。³就这样，通过操纵和鼓动“辱华”指控来团结和拉拢海外族裔就成了中国“大外宣”部门工作重心之一。⁴其中，将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在巴黎传递时遭遇海外流亡群体抗议事件炒作成“西方媒体辱华”，是中国对外宣传部门早期大手笔之一。⁵
但是在2008年以前，民族主义野火就已经烧起来了。其中1999年美国误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导致中国继1989年以后首次全国性大规模学生运动，可以视为是对1990年代中期发起“爱国主义教育运动”的一次成果检验。紧跟着2005年，因日本扶桑社历史教科书事件，中国政府趁机大肆煽动全国性大规模反日示威游行，以阻挠日本入常。这种冲突在2010年和2012年更是变本加厉。在习近平正式接任以前，民族主义的野火就已经多次烧成全国性规模。在这种背景下，对于“辱华事件”的过度敏感和神经质反应成为常态已经毫不奇怪。于是到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民族主义野火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任何质疑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国产品和中国人权问题的行为都被定性为“辱华”，更不要说直接或间接声援香港当时正在发生的社会运动——这种行为被视为“港独”，即使外国人只关心香港政府无视人民诉求对社会运动进行残酷镇压，但其实对于香港独立不独立毫不关心，甚至根本就没有外国媒体或政客鼓吹“香港独立”这种论调。
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一系列子虚乌有的“辱华”指控（包括针对国外厂商的横加指责），显然全民猎巫在其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全民猎巫的结果是所谓“辱华事件”上升为外交事件、经济胁迫和政治迫害。
那么，我们怎么来认识这一场让我们想起文化大革命动乱的新动乱？他们有什么不同，又有哪些相似性？这场动乱最终会去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