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幼仪的四哥张嘉璈任浙江都督的秘书时，有一项公务是视察当地的学校。1913年，他视察杭州府中学堂时，发现一大堆作文中，有一篇文章文质俱佳、出类拔萃，作者是徐志摩。得知徐志摩是一位富裕人家的独生子，他当晚就修书一封，替自己的妹妹求亲。徐父立即回信答允，这桩婚事就这么定了下来。
　　张幼仪生于诗书世家，但七岁时遭遇变故，家里的经济状况一度急转直下。有一群男孩的学业足够父母操心，作为女孩的她，在最需要接受教育的年龄，自然地被忽视了，只跟着私塾先生读了点《小学》《孝经》之类，粗通文墨。1912年，渴望去新式学堂念书的张幼仪，看到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招生广告，费用非常低廉，才求得父母准许并考入此校学习。三年后，她因结婚而退学。
　　张幼仪十五岁，徐志摩十八岁，一对新人确实太年轻。他俩婚前相互只看过照片，他跟她原本陌生，她的容貌气质又极端不合心意。她既有初为人妇的紧张，又有受丈夫冷遇的不快活，更不具备改善处境、调节气氛的弹性或技巧，是个沉默枯燥的小媳妇。
　　后来，据徐家佣人转述，徐志摩当初第一眼看到张幼仪的照片，只撇嘴嫌弃道：“乡下土包子。”任何女人听了丈夫的恶评，心里都会梗着一个比“土包子”硬得多的包块吧。
　　1920年冬，张幼仪征得公婆同意去欧洲与徐志摩团聚。她明显看出，在岸上张望着接船的所有人里，他是唯一不情不愿的那位。她并不迟钝，对徐志摩自始至终的嫌弃、厌烦心知肚明——他是那么忧郁和焦躁于跟她厮守的命运；他每天回家，看到她还待在那儿，都无比失望。
　　哥哥们都说徐志摩才气纵横，前途无量。他从小就有神童之誉。张幼仪的资质，当然逊色于他。何况，张幼仪出嫁后便囿于家庭，虽然也曾努力读书，但与一路升学、留学，在北平、美国、英国沐浴新风、新知的丈夫相比，在学问上的落差和观念、趣味上的分歧不可以道里计。而徐志摩越是觉得她索然乏味，她也就愈发显得呆板无趣。张幼仪痛恨这种局面，却又无计可施。她知道自己陈旧、贫乏，她愿意改变、追赶，她不愚笨也不顽固。但他对她唯有不耐烦，从不正眼瞧她。这段姻缘，可谓“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张幼仪并未缠脚，但在徐志摩眼里，思想守旧、性情拘谨又没什么学识的她，跟小脚女人并无二致。而小脚与西装，当然是不搭调的。徐志摩按捺不住，非得跟她离婚，这便是重要理由。
　　徐志摩逃逸后，张幼仪不再只凭过去的价值观行事，要拥有自我，做“未来新式女子中的一员”。她也自我激励，作为一个没有缠脚的女人，一定要有张家人能够摆脱耻辱、重整旗鼓的志气，自立自强。
　　离婚后，张幼仪独自在德国呆了三年，学习幼儿教育。她将自己的一生分成德国前、德国后两个阶段，“去德国以前，我凡事都怕；去德国以后，我一无所惧”。她对张邦梅说，感谢徐志摩，如果不是离婚，她可能永远没法找到自我，没法成长，也不可能变成另外一个人。
   　张幼仪回国后，在东吴大学教了一学期德文，后来出任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副总裁，同时担任云裳制衣公司(此公司为张幼仪的八弟与几个朋友包括徐志摩合办的)总经理。副总裁之类职位，起初固然得益于哥哥的人脉与帮扶，而张幼仪的独立要强，也帮助她成为干练而有担当的职业女性。她不乏自豪地跟张邦梅忆起，自己甚至在世道颠簸时，投资股票和染料、棉花、黄金等，还赚了大钱。
　　张幼仪一直气馁于自己没能像徐志摩迷恋的林徽因、陆小曼那样，念一流学校，接受良好教育。虽然她俩只比她小三四岁。她任职银行时，请了一位教师，每天下班后来办公室给她上课一小时，讲授国学经典。
　　因为林徽因是徐志摩离婚的导火索，所以张幼仪很难对她有丝毫好感。尤其是，徐志摩飞机失事遇难，是为了赶赴北平为她的建筑讲座捧场。张幼仪觉得，徐志摩深爱的那两个女人，其实待他并不够好。1947年，卧病多年的林徽因托人捎话给张幼仪，说想与赴北京参加一场婚礼的她见一面。虽然心中犯嘀咕，张幼仪还是带着儿子、孙子去赴约。后来她揣测，林徽因尽管嫁给了梁思成，却也是爱徐志摩的，所以多年后仍想看看他的孩子。当然，张幼仪觉得林徽因对徐志摩的爱也有限，否则“为什么她在他离婚以后，还任由他晃来晃去？那是爱吗？”
　　同样，陆小曼如果足够爱徐志摩，为何会让他婚后的日子，那么凌乱不堪？张幼仪心情复杂、沉痛至极地感慨，无论徐志摩的思想多么西化或多进步，他终究是中国人，“他所追求的西式爱情最后并没有救他一命”；到了晚年，张幼仪了解到他后期的生活情形——为了维持陆小曼的庞大开销，忙乱得焦头烂额——仍然非常难过。徐志摩那时候的确拮据，经常向朋友告贷，也找过张幼仪借钱。她掏钱给徐志摩时会说：“这是你爹的钱。”她不想让他为此发窘，足够体贴。离婚后，徐志摩的父母在经济上对张幼仪与孙子也确实非常尽责尽心。
　　在张幼仪看来，“爱意味着善尽责任，履行义务”。所以，离婚后的她继续善待公婆。当婆婆过世后，她还回到徐志摩的硖石老家，妥帖、圆满地料理了婆婆的丧事。徐志摩去世后，徐父暮年的十三年都由张幼仪照顾；1944年徐父去世后，尽管陆小曼早已跟翁瑞午同居有了依靠，据张幼仪说，她仍会每月继续存三百元到陆小曼的户头。直到四五年后，翁瑞午来跟她说，他的财力足以供养自己和陆小曼，她才不再继续寄钱。张幼仪认为，她是伴随传统价值观长大的，无论环境或她自己变得比从前多么西化，还是要守礼。儿子的爷爷、奶奶和继母，她有责任帮着照应。
　　当年签下离婚协议时，张幼仪曾心有不忿地对徐志摩说：“你去给自己找个更好的太太吧。”
　　什么是好太太呢？若以传统的“贤妻良母”标准，张幼仪无疑相当合格。问题是，徐志摩对她无动于衷。要一个人动心或者不动心，真是没有办法的事。好比林徽因、陆小曼，各有各的才调和风情，追求起来却也各有各的障碍、险阻，但他甘愿那么神魂颠倒、奋不顾身。有时候，一言之投契，一举之熨帖，一瞥之心动，都可能滋生爱恋，“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张幼仪的所作所为，多么扎实，多么恒久，但是对于轻灵、飘浮、浪漫的诗人来说，又显得多么笨拙、无谓，真是千斤都拨不动四两。
   　有一次，胡适请了徐志摩夫妇和张幼仪等人去他家做客，张幼仪注意到陆小曼的确美艳。关键是，她讲话时有一股子能迷住所有男人的魔力。张幼仪听徐志摩跟陆小曼相互甜腻地“摩”“摩摩”“曼”“眉”地叫个不停，看到他待她那么亲昵、耐心、尊重，想到他当年对自己的不屑一顾、敷衍了事，不胜感慨。
　　自从与陆小曼结婚后，徐志摩反倒与张幼仪相处不错，来往密切。他回到上海时，经常到“云裳制衣”去看她，或去定制衣裤。他们的相处轻松起来。张幼仪毕竟是他们唯一儿子阿欢的母亲(幼子彼得夭折于德国)、他父母的媳妇。更重要的是，他们成了朋友，而徐志摩对朋友，向来是友善而活泼的。
   　假如没有离婚，她或许还是那个又局促又乏味又碍眼又绊脚的原配。曾经胆怯心虚的张幼仪，必须经历婚姻破裂，从阵痛中蜕变，在欧洲留学，拭去“小脚女人”的满面尘灰，才可能身着职业装笃定地坐在办公桌前。
　　张邦梅问张幼仪爱不爱徐志摩，她说自己也很迷惑——“因为每个人总是告诉我，我为徐志摩做了这么多事，我一定是爱他的……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的家人可以称为‘爱’的话，那我大概爱他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
　　无论如何，当“五四”新潮驱逐千年旧浪，个体生命不同程度地领略并承受着时代剧变带来的欢欣或惶惑、新生或衰飒。曾经不知所措的旧式媳妇张幼仪，也不幸被激流狂涛打懵、击倒。幸运的是，她有力量将一颗残碎的心缝合、修复，重塑自我。除了家族支撑、个性坚韧，她也受益于新风尚的滋养和妇女解放的时代机遇。
版主:Maddog于2016_09_18 3:06:06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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