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说：“穷人的心灵空间完全被日常生活的忧虑占据了，悲惨的人的心灵空间完全被身体的痛苦占据了，所以他们不可能有思想的自由。”
除了这两种人之外，周国平额外补充了一种人，那就是忙人，他认为忙人同样没有思想的自由。
他们两个秉承的观点一致，认为“未被占据的时间和空间”具有最高的价值，举例来说：一个富翁的富，并不表现在他堆满货物的仓库和一本万利的经营上，而是表现在他能买下广大的空间来布置庭院和花园，能够给自己留下大量的时间来休闲。
他们觉得心灵中拥有开阔的空间也是最重要的，如此才会有思想的自由。而他们提到的那三种人，之所以说他们没有思想自由，是因为心灵空间都被占据了，并且用周国平的话来说是出于“逼迫”：穷人是受了贫穷的逼迫，悲惨的人是受了苦难的逼迫，而忙人则是受了名利和责任的逼迫。 6park.com

上面提到的三种人都是现实生活中很常见的人，有的人甚至会集这三种人的特征于一身，比如我曾经的同事嘉嘉，就属于这样的人：本来身残志坚的他克服了自身的困难，已经活得很辛苦了，争取到爱情和婚姻已经很不容易了，偏偏他的母亲还不懂体谅他，总是问他媳妇要钱不说，还不懂珍惜，肆意挥霍，以至于最后不但毁了儿子的婚姻，还让一家人的关系变得很紧张。
虽然他的遭遇值得可怜和同情，但是从泰戈尔和周国平说的那个角度来说，他没能做到给自己留出心灵空间，没能做到让自己思想自由。
或许有人会说，他既穷又惨还忙，哪有时间去享受思想自由。乍一听之下好像没错，但冷静地想一下，难道我们因为穷惨忙，就只能把自己变成机器吗？我们就没权利享受生活吗？我们就只能为别人而活吗？我们就不能一边创造一边享受吗？
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任何人活着的任务之一都是战胜困难，对于贫穷的人，悲惨的人以及忙人更是如此，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必须像个机器一直忙，我们完全可以让自己“忙里偷闲”，具体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去做。

苦中作乐，给自己留出享受的时间和空间。
对于泰戈尔说的贫穷的人和悲惨的人来说，这样的人相较于正常人来说存在先天不足，但我们要明白：既然穷或悲惨已经是事实，我们烦恼也没用，铆足了劲去追赶别人也未必会比别人过得好，既然如此，我们何必要跟别人去攀比，战胜自己就好了，只要今天比昨天过得好，明天比今天过得好就行了。
就像东野圭吾在《时生》中说的那句话：“谁都想生在好人家，谁都想起点高，谁都想抓到好牌，但前置的命运是我们无法选择的，只能说，发给你什么样的牌，你就只能尽量打好它。”
这句话中“前置的命运”就是我们无法选择的出身，我们生在贫穷的家庭，也是没办法的事，我们生来有残疾，悲惨也是没办法的事，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此基础上把我们的这一生过好。而把这一生过好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赚钱和创造，更在于忙里偷闲，也就是抽出时间和空间让自己享受生活。
前文中提到的嘉嘉，就在离婚以后明白了这个道理，在他为以后的生活做规划的时候，暂时不知道他离婚的母亲再次开口要钱：“我没有生活费了，让你媳妇给我送过来！”此时的他再也不像以前一样愚孝了，而是理直气壮回答：“我们已经离婚了，都是拜你所赐，从今往后，咱俩互不亏欠，你过你的，我过我的，谁也不要打扰谁的生活。”
他当然不可能完全不尽孝，他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从今往后，我要学会苦中作乐，先把自己的生活过好了，才有多余的精力去管别人，如果总是让别人的幸福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我宁愿做一个不孝的恶人。”

劳逸结合，该忙的时候忙，该闲的时候闲。
对于追求名利的忙人来说，虽然他们可能不像贫穷的人和悲惨的人一样有先天不足，但他们有可能是心灵上的穷人和悲惨之人，用《当你学会独处》中的话来说就是：“名利也是一种贫穷，一个人的欲望越多就越是容易焦虑，在追求名利的过程中，因为承担各种责任而失去了思想自由，也就与苦难无异了。”
周国平以“写作”为例做了更为具体的解释：忙人是否有心灵的自由空间，取决于从事某种事业的时候，是否能感受到创造的快乐。譬如写作，如果这项艰苦的劳动不能伴随着创造的快乐，就有理由怀疑它是否蜕变成了一种强迫性的事务。如果一个人永远只是埋头写作，不再有工夫和心思享受快乐，就不会有思想自由，从而也就不会有内在的从容和悠闲。
不光是写作，其他各种工种都一样，当我们只是埋头干而没有时间休息和享受的时候，这种状态就是病态的。人生不该如此，不该活得如同机器一般，否则不管你在事业上取得了多大的外在成功，你都只是损耗了你的生命而没有品尝到它的果实，最后有可能落得个“有命挣钱却没命花钱”的结局，不是我们注定无福消受，而是我们把自己的福气给断送了。 6par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