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冠状病毒肺炎发源地，来自武汉的那处海鲜市场，我们在现场看，相当多（卖）的并不是海鲜，而是野味。”——钟南山院士
　　钟南山院士的这番话被报道出来后，舆论一片哗然，“又是野味？！”是的，这次的“武汉肺炎”的起源又是野味，就像17年前的SARS一般。钟南山院士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很可能来自野味，可能性比较大的比如说像竹鼠、獾这类的野生动物。
　　中国人能吃闻名世界，中国人爱吃也是世界上的人都知道的。中国素来有“民以食为天”之说，把吃看成是人类的第一件大事。也有相当一部分国人十分喜欢吃野生动物，特别是珍贵稀少的野生动物。于是，在武汉的那家海鲜市场才有这样的价目表。
　　

　　野味，已经成为一项中国人特有的饮食偏好，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土里钻的一律都吃。野猪麋鹿果子狸只是入门，敢于直面猴脑熊掌穿山甲的才是老饕。吃法上则继承传统——炒爆蒸煮熏酱熬，烘炖焖煎炸煸烤，实在不行就泡酒喝。
　　打野吃野味，在古代算是生存技巧，在丰衣足食、食材丰富的今天只能视为一种陋习。古代社会，食物来源不够稳定，遇到灾荒需要靠打野来补充。但是，野味在很久以前就被先人排斥到了餐桌边缘，这是文明发展的成果。
　　先秦到汉代，野生动物在食物还能在食谱上占有一定的比例。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汉代以猫头鹰作羹，口味真重。
　　到公元七世纪的唐代以后，绝大部分野生动物已经退出了餐桌。传世的食谱里记载的食材都是常见农牧产品，并非古籍中脑洞大开的光怪陆离。最有代表性的要属唐代韦巨源留下了《烧尾宴食单》。此公出身赫赫有名的京兆韦氏，在唐中宗时官拜尚书左仆射，顶级名门和顶级高官，加上那桌“烧尾宴”是进奉唐中宗的顶级宴会，其菜品能够代表当时的豪华水准。五十八个菜品的原料主要是鸡鸭鱼肉各种蔬果，和今天也没什么不同，算得上野味的也就是鹿、熊、兔、鹤四种。其中鹿和兔有人工饲养的历史记录的，真野生假野生不能定论。而鹤的出现，多半也是装饰性的。这种奢靡炫耀的大宴不过如此，日常饮食可想而知。
　　清代文人袁枚的《随园食单》中记载的野味比重不大，也不过是野鸡、果子狸这类寻常之物。《红楼梦》中饮食相关的内容也不少，涉及野味的也就黄羊兔子野鸡之类的常见品种，而且在餐桌上的比例微乎其微。

　　由此可见，爱吃野味、常吃野味在真实的中国饮食传统中是不存在的。明清餐桌的实际情况和工业化之前的欧洲差不多，野味中仅有羊、鹿、兔再加一些野禽可能出现在餐桌边缘。出镜率较高的特色野味，也就果子狸了。
　　且不说捕杀、食用野生动物会对野生动物造成灭顶之灾（事实上，野味成为仅次于毒品军火的全球第三大走私对象）。就从我们人类自身的角度，自私的想一想，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
　　


　　野味好吃吗？
　　武汉肺炎爆发后，街头巷尾都在讨论疫情的种种。我的一位同事今天分享了自己早年在中国南方吃鳄鱼的经历，结论就是：鳄鱼肉一点也不好吃。
　　其实在野味党看来，肉也分三六九等。所谓家养的不如散养的，散养的不如野生的，野生的不如珍稀的，珍稀的不如濒危的。总之物以稀为贵，味以稀为美。然而美食界早就粉碎了这一谣言——野味并不比普通肉好吃。野生的动物，比如野猪，野鸡等等，它们的第一任务是在自然界生存下去，所以皮糙肉厚，根本不是常规的美味；且野味缺少烹饪传统，只能满足猎奇心态，美味一说实属YY。
　　野味有营养吗？
　　不好吃？那就跟你谈营养！国人向来迷信以形补形，尤其爱把珍奇异兽当成食补圣品。比如穿山甲爱钻，就以为吃了能变金刚钻。还有熊掌，凑齐了一对吃，分分钟能练就铁砂掌。还有吃猴脑补脑，吃虎鞭补鞭，吃鹰翅…呃…大概能上天。四个字概括就是，吃啥补啥。然而这种歪门邪道除了能壮大保健市场外，一文不值。现代营养学早已证明，对于现代人来说，能吃啥补啥的，只有肥肉！
　　吃野味的人都在吃什么？
　　广东省林业局之前做过一次调查，至少有三种心态：
　　第一种，认为“食野味可以大补，营养丰富”，占比45.4%（基本等于早些年吃人血馒头治肺病那群人，鸿茅药酒还没喝够吗？还是说一边吃野味一边喝药酒？）。
　　第二种，好奇，37%。
　　第三种，炫富，12%。炫富是自然冲动，缺什么，炫什么，而且比例不少。“民以食为天”，好像在中国除了吃，就没有更重要的事情了。有需求，就有供应。为了配合广大勇敢食客们的需求，很多农村都已经形成了完整的野味走私产业链。很多当地农民没有正当职业，全年在四处搜寻野味，满足食客们挑剔的嘴。
　　不管专家、官方怎么说，依然阻止不了部分人用野味调剂生活花式炫富。他们频繁出入酒店会所农家乐，不光自己吃还请别人吃，价格不菲动辄上万，这吃的哪是饭，是面子和路子。在部分地区，吃野味还是一种高级的行贿手段。往往野味越少见，领导就越有面儿，办事自然快人一截。这算是继送钱送房送车送古玩之后的又一送礼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