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中国人结婚的意愿越来越低了。民政部近日发布的《2017 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7 年我国依法办理结婚登记 1063.1 万对,比上年下降 7.0%。结婚率为 7.7 ‰,比上年降低 0.6 个千分点。
结婚率是反应结婚意愿最直观的指标,它的测算方法是,用办理结婚登记的对数(2006 年前的统计口径是人数,也即对数乘以二),除以总的人口基数。所以 7.7 ‰的含义是,在过去的 2017 年,每一千人中,共有 7.7 对办理登记结婚。
结婚率下降,不是 2017 年才开始。2010 年以来,中国的结婚率在 2013 年达到阶段性的最高值 9.9 ‰之后,便开始持续下降。巧合的是,正是这一年单独二胎放开。
结婚率下降对应着离婚率上升。去年办理离婚手续的有 437.4 万对,比 2016 年增长 5.2%,离婚率为 3.2 ‰,就是说每一千人中有 3.2 对离婚。不同的是,离婚率没有像结婚率那样,有一个先升再降的过程,而是一路走高,从 2010 年的 2 ‰,提升到 2017 年的 3.2 ‰。
为什么中国人不爱结婚了?为什么离婚变得更加普遍?结婚率和离婚率有什么地域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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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自由度大大提升
影响结婚率的因素,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观念,一是人口结构。
观念变化容易解释。比如社会更开放,女性地位提高,传宗接代的婚姻功能减弱等,如果结婚可能牺牲生活品质,那么选择不结婚或者晚婚的人,自然会越来越多。
改革开放早期,除了传统的宗族观念残余外,政策层面对婚姻也持保守态度。比如在 1987 年的统计公报中,有一段这样的描述:
贯彻新《婚姻法》,人民群众的恋爱观、婚姻观、生育观都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但有些地方早婚早育、不登记就以夫妻关系同居、婚事大操大办等婚姻陋习相当严重,在婚姻家庭领域里,改变旧的封建传统观念和抵制资本主义思想影响,任务还很重。
非婚同居的多了,结婚率反而下降,这些在今天都是婚姻自由度的象征。
不过观念变化对结婚率的影响,往往还要通过人口结构反映出来。所以,结婚率并不是线性下降的,而是有涨有跌。
为了便于系统观测,西部君将民政部有统计数据以来的结婚率进行了梳理。走势如下:
制图:西部君1987 年以来,中国的结婚率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87 年到 2002 年,缓慢下降;2003 年到 2013 年,处在快速上升状态,结婚率一度逼近 10 ‰;2013 年至今,则迅速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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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率的两个阶段性拐点
上个世纪 60 年代,有一次比较大的婴儿潮,20 年后这波人到了结婚的年龄,按道理 1987 年到 2002 年阶段的结婚率应该提高。为什么现实反而下降?
这是因为在八十年代末,又出现了一次更大的婴儿潮,作为分母的人口基数变大,导致结婚率跟着下降。比如在 1990 年,出生人口达到 2621 万人,是中国历史的最高点。
同样受这波婴儿潮的影响,中国的结婚率在 20 年之后的 2013 年左右,达到最高点。因为当年出生的婴儿到了法定结婚年龄。巧合的是,《婚姻登记条例》正好也在 2003 年颁布,婚姻登记管理转变为婚姻登记服务,政策的人性化,同样促进了结婚率的提高。
中国的结婚率 2013 年之后开始下降,观念之外,人口结构老化也是重要原因。2011 到 2016 年,中国 20 — 40 岁的人口比例下滑超过 2%,适婚年龄段的群体数量减少。结婚率的变化,计划生育的影响不可忽视。1982 年,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它不仅影响到出生率,还会对婚姻意愿产生影响。一旦不需要像以往那样生育三四五个孩子,结婚时间完全可能后推。
比如,2002 年的民政部统计公报提到," 我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已显示出成效,登记结婚对数连续 6 年呈下降趋势 "。
在结婚率下降的同时,登记结婚的主要年龄也在发生变化,晚婚晚育成为主流。2012 年以前,办理结婚登记的群体中,20 — 24 岁一直都是占比最大。不过等到 2012 年开始,25 — 29 岁的群体,成为登记结婚的主流,2016 年的数据显示,其占比达到 38.2%。
03
落后地区的结婚率,往往更高
由于发展水平和人口结构不尽相同,结婚率还显示出很强的地域特征。我们不妨看看 2017 年各省的结婚率。
2017 年中国的整体结婚率是 7.7 ‰。以山西为分界,高于全国水平的有 14 个省区。其中贵州、安徽和西藏排在前三,换算成千分号,结婚率分别是 10.9 ‰、10.8 ‰和 10.1 ‰。排在最后三位的地区为上海、浙江和天津,分别是 4.5 ‰、6.1 ‰、6.1 ‰。
引入人均 GDP 的对比可以发现,结婚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大体呈负相关。经济越发达的地区人均 GDP 越高,结婚率越低。
比如结婚率排在前三的贵州、安徽和西藏,都属于相对落后的地区,人均 GDP 低于全国平均水准。而那些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省份,像两大直辖市天津、上海,以及浙江,结婚率远低于贵州等地,上海甚至只有 4.5 ‰,不到贵州的一半。
经济发达的地方,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越高,对不婚族和晚婚族越包容,单身男女不会贸然开启一段婚姻,所以结婚率与人均 GDP 的负相关很正常。
再就是人口结构层面的原因。结婚率的统计以常住人口为口径,像上海这种一线城市,是外来人口的集中流入地。2017 年末,上海的常住人口总数为 2418.33 万,其中非户籍常住人口就高达 972.68 万,这接近一千万的外来人口中,年轻人是占比很大。
对他们来说,在户籍政策和高房价之下,上海是工作地,但未必是安家落户之所,等到登记结婚时往往会退守到二三线城市。庞大的未婚青年数量,稀释了登记结婚人数占比,导致上海结婚率在全国倒数。同理,北京也低于全国水平。
在众多省区中,也有一些特殊的例子。比如江苏经济相当发达,但结婚率高居全国前十,这与它作为计划生育执行最严格的省份息息相关。所以经济发达的影响,更多只能通过婚姻年龄体现出来:
近 5 年来,江苏人的平均结婚年龄每年大约增长 1 岁。2017 年,平均初婚年龄达到 34.2 岁。
与江苏相反的是江西,它的经济并不发达,存在感相当低,但是结婚率全国倒数第四,全国闻名的高彩礼水平,提供了一种解释。
04
经济不景气如何影响婚姻观
观测婚姻观念的变化,要看结婚率,更要看离婚率。考虑到二者都受人口结构影响,西部君用离婚率除以结婚率,将人口的因素剔除,以此来衡量婚姻态度的地区差别。
2016 年离婚率进入前十的省区,有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天津、安徽、重庆、内蒙古、四川和新疆。这些地区离婚人数和结婚人数的比值,也处于全国前列的水平。
东三省的离婚率,在全国是出了名的高。以排在第一的黑龙江为例,2017 年登记结婚 286732 对,而办理离婚的竟然达到了 175277 对,占登记结婚人数的 61.1%。
高离婚率,以及高离婚 / 结婚比,解读为东北人对婚姻更加恐惧,并不算太离谱。在分析东北人离婚率高时,很多论者提到,这里的城镇化程度全国领先,而离婚率又与城镇化呈正相关的趋势。此外,还有移民文化也导致整体的宗族观念较弱,离婚率上升。
还有一个颇为巧合的细节,离婚 / 结婚比排在全国前五的地区,黑龙江、吉林、天津、重庆、辽宁,上半年的经济状态都不算好。虽然这只是一个巧合,但经济对婚姻状况可能的影响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