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雨晴出生于1997年8月。尚在襁褓中时,“介绍人”4800块钱把她卖给了漳河北边儿的刘家。妈妈从外地被拐卖到河北,生下她就跑了。养父刘沐恩,头脑不算灵光,常年吃低保,打了一辈子光棍,多靠大哥帮衬。长到十来岁,她从邻居的闲言碎语里得知,她不是亲生的。
刘雨晴嫁了两回。按现在的婆家人的说法,最初的起因是她“不给碰”,才想到要送她去精神病院瞧病,回来后却被发现怀了身孕。“没人逼我。”她对警察说。可家里人不让她这么说。现在,被问起那件事,她就一律说“不知道”,或是“吃药迷(糊)了”。
丈夫杨刚一家上医院找理,男护工郭某竟主动站了出来,揽下责任。“就是玩玩儿。”婆婆张云说,这是她在现场亲耳听郭某说的。两个男人,老家相隔二十里地,某种程度上却是同病相怜:郭某31岁还打着光棍,杨刚22岁还没要上小孩,在农村是同等的“耻辱”。
年初,杨刚就有过抑郁情绪。因为彩礼和操办婚事,背上十多万外债,却没能迎来正常的婚姻生活,他越想越气。小臂上留下数道密集的刀疤,手腕也有浅浅的一道,甚至两次有过跳楼的冲动。
婚育在村里,是头等大事,也是许多大悲大喜的来源。就在不久前,附近乡里有个老太当街被车撞死,传闻肇事司机当时正去相亲的路上。没有驾照,车是借的,不这么充门面,在当地几乎别想讨上老婆。
六年前,这里发生过“越南新娘集体逃跑”事件,轰动全国;2020年11月9日,媒体的聚光灯再次投射到这个贫苦的角落,故事的主角刘雨晴,却长久失语,成为镜头远焦的背景板,无处可逃。
杨刚展示医院给妻子开具的每日服用药物,均用粗粝的草纸团包裹。另有一个小药瓶,贴着写有“一天”字样的胶布,撕开显示,原包装就是胃药。
11月9日,在杨刚舅舅杨磊的努力下,本地都市报介入报道。两天后,杨刚终于领着刘雨晴父女俩,走进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司法鉴定中心。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刘家亲戚不乏微词。他们在意小雨的隐私,更纳闷,“要说受害人,也应该是小雨本人吧?”
杨家耿耿于怀的是另一件事。院方称,事发后,医院曾两次去刘家慰问看望,基本得到患者娘家谅解。“怎么说他俩也是合法夫妻,不应该到我们家来谈吗?”当时在家的刘沐恩及其大嫂,特别向亲家解释,否认“谅解”一说:医院只是来家里问了问病情、有没有继续吃药,没谈“强奸”这码事,更谈不到损害赔偿。
在这番角力背后,牵扯到精神障碍者的一大疑难问题:民事行为能力认定。
“在《民法总则》时代,只要你有精神病史,即使病情处于缓解期或者已经恢复,你都会被理所当然地认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明年1月1日起即将生效的《民法典》,在立法上有所进步,精神病人只要不在发病期,理应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一位不愿具名的意定监护公证专家说,上述两部法律都规定,配偶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的第一监护人(顺位高于父母和子女),因此,在《民法典》正式生效前,杨刚确实有权利代表妻子刑事报案、起诉或申诉,这些都属于监护职责范畴。
院方向媒体透露了三个版本的病情,包括小雨“因出现精神分裂症状入院治疗”、“刚来的时候医院判断她是间歇性精神病”,以及最后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既有抑郁又有躁狂发作的一种精神疾病,严重时影响患者的生活及社会功能),“具体表现为孤独、不接触人等,事发时已基本康复,因此对她管理比较松。”院长张付章说,经过三个月的治疗,小雨已经恢复得非常好,基本康复,并据此否认“强奸”一说。他同时承认,“发生这样的事情,确实是我们管理存在漏洞。”
值得注意的是,“间歇性精神病”并非临床医学专业术语,而是刑法中的法律术语。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1984年颁布的《当前办理强奸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指出,“明知妇女是精神病患者或者痴呆者(程度严重的)而与其发生性行为的,不管犯罪分子采取什么手段,都应以强奸罪论处。与间歇性精神病患者在未发病期间发生性行为,妇女本人同意的,不构成强奸罪。”不过,这一司法解释已在2013年被废止。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张钦廷教授2019年发表论文建议,出现上述两种情况,只需鉴定受害人的精神状态,不必对其性自我防卫能力进行判定,以免人为造成案件审理复杂化。
在精神司法鉴定实践中,性自我防卫能力鉴定,只针对疑似强奸案件中被性侵的女性精神障碍者,评定其对两性行为的意义、性质及其对自身后果的辨识能力。刘雨晴接受的司法鉴定,就包括了精神状态鉴定、行为观察和治疗、性自我防卫能力三项,只有最后一项是单独进行的,其余都有家属陪同在旁。
司法鉴定结论出炉需要一个月,公安部门将据此决定是否对郭某涉嫌强奸罪进行立案侦查。
杨磊回忆,“医生说,脑部CT扫描看不出什么问题,但智力测试下来,还不如十岁小孩。别人哄她两下,她就信了那种。这谈得上什么自愿?”
不过智商低,不等于没有性自我防卫能力。杭州市公安局安康医院的一份性防卫能力鉴定案例分析论文显示,有的被鉴定人智商只有55,但是社会适应能力良好,仍被判定为性自我防卫能力存在,“因为测定智商的结果,可能与被鉴定人受教育程度、社会环境、当时的心理状态等因素都有一定关系。”
02//// 娶一房媳妇五十万:宁愿生的是女娃
“我都23岁了,怎么还把我当小孩儿?”后来,单独谈及智力测试结果时,刘雨晴腼腆地笑了,她不觉得自己有精神病。她说只是讨厌婆婆“抓挠”她。她拿手提拉着胸口的衣服示意,“还会脱我衣裳,扒我裤子,这不是玩儿人吗。”而婆婆张云的解释是:儿媳老是乱丢衣服,新买的衣服,穿过一次就扔。她干脆锁进衣柜里,拿什么,小雨就穿什么。
做司法鉴定时,法医问刘雨晴,有没有受婆婆“虐待”,她什么都没说,丈夫就站在身旁。眼下,怀孕和要做妈妈意味着什么,她也答不上来。张云还说,发现有孕不久时,刘雨晴曾随口说,“孩子已经没了。”
奔波了三天,从石家庄回到魏县家中,刘雨晴脱掉黑短靴,照常往床上一钻。手机落在邯郸丈夫家亲戚的车里,她几乎无事可做。她说,夜里漆黑一片,听到房梁上有声响,好像有人在上面打洞。她睡不着,害怕极了,想起小的时候,有一次被噩梦惊醒。真想跑去隔壁爸爸住的小屋,往床边的沙发上一躺,“可爸爸是男的呀。”她挣扎了一番,还是作罢。
她说比任何时候都想见到妈妈。她想象着和妈妈躺在一个被窝里,在她的胳臂弯里入睡。家里人不是没有帮她打听过,可是当年的“介绍人”早就病死了,茫茫人海,线索全无。
婚后,刘雨晴常往娘家跑;事发后,她又想回夫家。有时是因为孤独,有时则是念起杨刚的好。不过,只要婆婆在家,她说还是不敢住下去。
父母生前留下的水泥房,刘沐恩住了大半辈子。讨不上老婆,自然也就没有翻新的必要。红砖裸露在外,大门就是光溜溜的铁丝网。木柴堆在土院子里,生火的煤炉靠着墙角,熏黑了一小面砖墙。
杨家原本也好不到哪儿去,如今盖起了两层楼房,大厅里铺满瓷砖,天花板吊顶雕花也很考究,四角还挂着去年10月新婚时的大红挂饰。杨父做建筑工,两次摔坏了腰,为了儿子的婚事,亲自盖房。
可光是买这些材料,就差不多掏空了家底。
“邯郸市几个县如今彩礼都流行‘三斤一响’,即百元人民币要称三斤,算下来大概12万,然后再买一辆价值最少四五万的小轿车。还有的彩礼要‘万紫千红一片绿’,即一万张面值五元(紫色)的钞票,一千张面值100元的大红票子,加上一堆面值50元(绿色)的钞票,共约15万。除了‘三斤一响’和‘万紫千红一片绿’,还必须有一套房子,再置办上家具,这样算下来娶个媳妇至少要花费50万元。”
六年前有关“越南新娘集体逃跑事件”的报道中,详细介绍了邯郸农村的彩礼习俗,到今天也没有过时。“我真得觉得亏欠家里太多了,如果我们家只有我妹妹,绝不会过得这么辛苦。”杨刚说。张云也感叹,“现在都宁愿生女娃娃,也不想再生儿子喽。”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显示,魏县10~14岁年龄段的男女性别比接近159:100,男性比女性多出11854人,如今他们正值适婚年龄;当年统计的10岁以下性别比也超过125。
而联合国明确认定出生性别比的通常值域为102~107之间。
杨刚家卧室墙面上的结婚照。
读到初中,杨刚跟人打了一架,就此辍学,出去打工。几年前,他还对结婚这事没概念,每个月的工资都花得七七八八。可转眼,身边的同龄人,孩子都两三岁了。男孩子一到十七八岁,家里就在忙着张罗了。在妈妈的催促下,杨刚也相过好几次亲。女方要的彩礼至少二三十万,他刚见完,后面排着队的男孩少说也有七八个。
第一次见到刘雨晴,他看她文文静静,还怕自己配不上她,“能成也不容易,就想着赶紧结婚。”她家条件不好,彩礼要得也少,只有14万,在村里算是最低档了。杨刚许诺,“嫁到我们家,你不用做任何事,我们全包了。”就因为这句话,加上给她买的零食,刘雨晴觉得他人好,动了心。
第二天,杨家准备了一些水果礼品,第三天就上门定亲。去年10月,双方办了婚宴,正式进门。可杨刚说,媳妇就是不让他碰,“男人都接受不了这种事,说出去太丢脸了。”他跟妈说,也跟老丈人说,都是干着急。有时候,小雨睡到半夜一两点,也会突然跑去他妹妹的房间睡。不久,两人就进入分房状态,她跟婆婆合睡。
小雨在家从没干过活,婆婆叫她扫地洗衣服,她不愿意,常常闹得不欢而散。她赖在床上的时间越来越长,她说是因为无聊和困。后来饭也不想吃,光拿零食填肚子。有时也发脾气,说胡话。除了玩手机上的小游戏,看电视,她没有别的娱乐。“她玩的是汤姆猫那种小游戏,教她玩稍微有点操作难度的,她就不会。”杨刚说。
婆婆张云说,打从她嫁到家里,里外的衣服都是她给洗的,把她当小孩一样哄着,觉得忍忍也没什么。儿子能有个媳妇,生个娃,一起把日子过下去,就够了。无论如何,传宗接代是农村里天大的事。
“讨外地媳妇还是没有本地的好,生完孩子跑了的太多了,”她随口就举了周边好几户人家,“虽说孩子也不用他妈带,都是我们老人操心。”
03//// 医院里发生了什么?
按娘家人的话说,小雨的精神状况一直挺正常的,只是不爱跟人说话,嫁人之后才发现她眼神呆呆的。“现在谁家的媳妇还会干活啊,都是男人家供着,有的还是‘扶弟魔’,三天两头往娘家拿东西,没有那种结婚过日子、把男方家当作自己家的想法。”刘雨晴的堂哥刘威自己也有苦难言。
在农村,管那些不肯跟男人同房的女人叫“桃花女”。张云四处打听擅长做法事的人,每次带刘雨晴上门,都要准备一大堆贡品和元宝,至少花掉两千块钱。他们上上下下地“瞧”,往她身上撒东西,叫魂驱鬼。甭管出了什么意外,好像都能让他们“瞧”出来;有人生病不吃药,光看这个,他们家能跟医院一样,挂满锦旗。先后跑了三家,可还是没见起色。其实她心里也明白,顶多是求个心理安慰。
杨刚反对“封建迷信”,他只是建议带小雨去邯郸大医院看心理咨询。他说自己从没往精神病方面去想,“早知道会发生这种事,绝对不会选这种封闭管理的医院。”
是刘家和杨母张云商量下来,决定就近在魏县选一家。魏县精神康复医院因为医保报销比例高、家属不用陪护,被认为是最方便的选择。
而刘雨晴说,她是被“骗”去医院的。起因是几天前,在自己家,和婆婆起的冲突。爸爸喊她一起吃饭,她不吃,婆婆又来“抓挠”她,连爸爸也在一旁帮着婆婆。刘雨晴气头上来,拿起棍子,差点打到爸爸的眼睛,“其实他们跑得快,打到身上也不痛。”没多久,她就后悔了。
今年4月6日,在爸爸、大伯和婆婆的带领下,刘雨晴住进了魏县精神康复医院。他们交了一千多块押金,说好三个月一个疗程。刘雨晴原本以为,那是看各科的综合医院,住了一阵子才发现不是。医生怎么给她诊断的,她没有印象,“只记得一进去,屁股上就被打了一针。病房里只有我一个人,疼得我在地上直打滚。”
还有一个女病人,曾经无端端在她背后踢了她一脚。但除此之外,她没觉得医院有什么不好,每天下午有唱歌跳舞的活动时间,她想睡觉,也没人非拖她起来不可。
十几天后,杨刚和妈妈、大姑一起去看望了她一次,觉得还好。第二次,医院就不给见人了,只管接收零食,说是封闭管理,否则会影响病情恢复。想办出院,医院不让,押金也不给退,只好算了。整个疗程下来,总共花了六千多,杨家坚持说,病情比进去之前反而加重了。
11月11日,官方通报称,魏县精神康复医院已对男护工郭某(右一)解除聘用关系,当地卫生健康局已组建专项调查组,进驻魏县精神康复医院依法依规开展全面整顿。16日上午,全现在记者看到,医院一楼至二楼通道铁门关闭,已经上锁。但院长张付章(右二)与部分工作人员仍在坐诊。图片来源:网络
院长张付章的微信朋友圈显示,6月21日和25日,他曾重复发布两条消息,“急招护工五名,男女不限,年龄50岁以下,身体健康,勤劳有责任心。”医院大厅里公示的工作人员宣传板显示,全院仅有两名男护工、一名女护工,还有一位男性负责生活管理。
根据医院提供媒体的一份情况说明,郭某的日常工作就是分管患者家属送来的食品、零食,及其日常用品,同时也负责患者的日常服药等。
他和男病人同住二楼,女病人则住三楼,中间以铁栅栏隔开,上着锁,只有医护人员才能打开。
“2020年7月19日,所有患者和护工人员等,都上三楼活动场所娱乐期间,小雨从三楼下来到二楼找郭某要零食吃,郭某对小雨说别人的零食你别拿是谁的谁才能要,这时,小雨非要拿,并且用双手抱住了郭某,两人抱了约两三分钟,之后便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医院的上述情况说明写道。
04//// 外面的世界
刘家院子。
在自家的时候,刘雨晴会骑上电动车,去镇上逛街买零食。爸爸对钱比较糊涂,也宠她,就往她手里塞一卷红红绿绿的票子。手机前前后后买了4部,400块到1300块不等,有丢了的,也有被夫家拿去用的。
从小到大,刘雨晴都没交过什么朋友。印象最深的是有次在小卖部偷东西,被打了。村小读到五年级,学校的男孩也没少欺负她,说她是“没妈的孩子”。爸爸只好带她去基督徒姊妹办的家庭学校,也没读下去。“学习别提了,成绩不太好。”刘雨晴拿笔写下村名,一边不好意思地说,“这个字写得太丑了。”
秋收过后,家家户户门前,玉米堆了老高,有的扔在地上晒,尖尖头已经生了霉斑。田里只剩低矮的青草,三三两两有人采着辣椒,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二三十岁的壮劳力,早就不会干这些农活了,不是跟着亲戚外出打工,就是做点小本买卖。
刘雨晴也想去看外面的世界,但是爸爸不让。在本地,她找不到活干。
原本说好,结了婚,就跟着丈夫一起出去下厂子,可是今年3月杨刚走了,也没喊上她。上一次出远门,还是十四五岁那年,拿着远房亲戚家孩子的身份证,去了青岛的服装厂。做的是出厂前的质检、包装,家人说她手脚慢。但她至今想起三千元的月薪,还是眼神放光。
她喜欢青岛干净的街道,琳琅满目的橱窗,还有海边的气息。她买了很多新衣裳,短裙、短上衣,爸爸觉得不好,怕她小小年纪交男朋友学坏。那时,一个亲戚家的孩子要跟她处对象,她还很懵懂,后来却发生钱被他冒名领走的事。
少女时代的往事被尘封起来,家里人都语焉不详。“骗钱骗色”,大概是最言简意赅的说法。回家后,大人们担心影响不好,也没对外声张。后来对方来家里订亲,也就一口答应下来。过了一两年,刘雨晴觉得实在不喜欢他,这门亲事才算告吹。
19岁那年,媒人给介绍了一个老实人,比她大6岁,对她挺好,也不让她干任何活。但她一开始就不情愿嫁给他,跟爸爸吵了好久,爸爸总算同意她离婚。刘雨晴说,这也是一段性生活不和谐的婚姻,她把它归结于前夫在性方面欠缺知识和经验。
与杨刚说“她不让我碰”相反,刘雨晴说,她没有不愿意。反而是她弄不懂,为什么他老要赶她走,“把我撵到他妹妹屋里去睡。有一次还往我脸上吐唾沫。”
“你说的是出院前还是出院后?”饭桌上,大伯家的堂姐刘兰问她。
“出院后。”刘雨晴说。
“那你不冤。”刘兰恨恨地说。
05//// 自主还是保护:智力残障者性权两难
刚结婚时,杨刚也会带着刘雨晴,和要好的发小、同学一起玩,但她有几次突然不高兴,非要闹着回家。一位交游甚广的有钱朋友后来告诉他,你媳妇是二婚啊,好一阵子他都接受不了。“早知道是二婚,那我肯定不结啊。”杨刚往他妈身上撒气,“我可从来没对小雨动过手。”
可事实上,“村里二婚的女人不在少数。”堂哥刘威说。而站在女性的角度,堂姐刘兰则说,农村人都是婚后才开始培养感情,但男人三天两头在外打工,相处的时间其实很有限,这两年农村离婚率也居高不下。
7月25日,三个月住院疗程一满,家人接了刘雨晴出院。最早发现她有孕吐的人是杨刚大姑。婆婆带她验过B超,发现胎儿已经8周左右。据她称,那段时间,小雨在跟一个男人微信聊天、打电话,随后证实就是郭某。这部手机,一度被他们家给没收了。
11月10日,接受北青报采访时,张付章评价郭某,“平时负责照顾病人,工作上还是挺耐心细致的。”杨刚称,报警后中途他们再找过医院,竟发现郭某还在正常上班,张付章当时也坦然地说,他就是我们的员工,在这干了三四年了。11日晚,官方通报才证实,郭某已被医院解聘,警方也对他采取了监视居住措施。
“你想想,一个正常人,就是给他钱让他强奸精神病人他会干吗,这次是两个人自愿发生的关系,只有病治愈了两方才有沟通,这是感情爱情来了。”张付章说。这番话一经发布,在网上引起极大非议。
可是要问刘雨晴对郭某的印象,她很犹豫,“这个人,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
在2017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主办的两岸残障人权益保障论坛上,该院博士研究生张强介绍,联合国2006年通过的《残疾人权利公约》,是保护智力残障者性权利的重要依据,中国是履约国之一,《公约》在中国也有直接的法律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