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别人的婚姻是靠什么维系的。我只觉得我自己的婚姻象一条多灾多难，饱经风浪的小船。在生活的海洋里颠泊，我和妻子风雨同舟，在一条船上悲欢离合，若即若散的苦苦挣扎了二十几年，只要这条船不沉没，我们俩就无法离得太远。这条船是用亲情和人性铺筑成甲板，是用责任和道义竖起桅杆；是善良和美德撑起了风帆，是宽容和理解消除了隐患。而最主要的是，这条船有一根永远也扭不断的缆绳，那就是孩子，我和她共同的孩子。这根缆绳有我的一半，也有她的一半。
 
历遭劫难后，我的婚姻小船
终于驶回了平静的港湾
                                                      · 庄晓斌·
 
二十六年前，我婚姻的小船从祖国北疆一个名字叫朗乡的林海小镇离岸，开始了风雨人生的航线。
那年，我刚满二十岁，我妻子叫温雅琴，比我小二岁。我们都是朗乡林业局六道沟林场商店的售货员。我卖粮、她卖布，也算是男耕女织的组合。
那时，商店都姓公，物资匮乏，几乎所有的生活物资都配额供应、粮票、布票、肉票、油票各式各样的票证，紧紧的扼住老百姓的喉咙。掌握着凭票付货的售货员，就倍受人们的尊宠。因为，当上售货员，可以时常的不用票证能买到点劣质烟、散装酒、而随便的把这些商品卖给谁，都是一种很贴己的人情。
那个时代，社会上流行的民谣是“听诊器、方向盘，最实惠的是售货员”。
“民以食为天”在饥寒交迫的老百姓心目中生存危机的遇迫决定着价值观念的取舍。
我出身书香门弟，我的父母都受过高等教育。遗憾的是，我生不逢时，等我降临到这人世，家有良田千顷的父母都背叛了有产阶级，他们自己获得了光荣的革命经历，却把一个家庭出身地主的枷锁套在了我的脖子上。象圣经所言与生俱来，就把个原罪之身与我的命运紧紧的拴在了一起。
我妻子是一位出身在工人家庭的女孩，他家姐弟八个，她是长女。
我和妻子是因为一次偶然的碰撞成了我婚姻的契机。
那是一次在林场打篮球，我一顺手，将一个沾满泥水的球抛在场外看球的她身上，把她刚刚上身的一件花裙子弄脏了，球场内外的观众一片嘻笑，我尴尬的上前向她道谦，她却“哇”的一声哭了，捂着脸跑开了。
事后，我很过意不去，中午在食堂吃饭时，我见她没有细粮票，便把二斤细粮票悄悄的递给她。因为我是管粮的，我的细粮票多的是。她受到我的表示，第二天中午把一饭盒用野菜包的饺子悄悄的塞进我的办公桌抽屉里，二斤细粮票和一饭盒饺子为我们的婚姻奠了基。
那时，我独身住在林场商店的办公室里，她便抽空来办公室听我神侃，每次她都在上班前早来半小时，临到其它店员要上班时她再走出去。晚间下了班也是如此，她随别人一起下班，匆匆吃完晚饭，便来到办公室里，有时是伪装清点帐目，有时是织点小东西，她来到办公室不多言语，只是听我口若悬河似的讲叙，时间一长我们便有了默契，连别的店员来办公室，见到我俩在屋，也准找个借口走出去，就这样，在林场商店的办公室里，我们双双沉浸在初恋的爱河里。
我和她谈恋爱的消息在林场传开了，她的父母也假借买粮时机，瞧看了我这个女婿，终于有一天，她父亲找了个介绍人，在一个星期天把我请到了她家里。
他父亲说：“咱山里人心实，你们俩都谈好了，我们家没意见，但要尽快办结婚手续，都老大不小的了，你们又都在一个商店工作，时间拖长了我怕出事”。
老工人的话太坦率，太耿直。
但那时候，我还真的不急于结婚。
她的父亲却不依。她父亲怀揣着林场证明，亲自到朗乡镇去为我俩登记。可跑了一个星期，也没办出个头绪。还是我靠边站了的老爸，一个电话打到林场，问我对这件婚事的态度。
我说：“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自己同意。”
我父母未加否决，我老爸的一张纸条，便从镇里负责登记的民政助理处取来了一张空白的结婚证书。
我和妻子结婚没有亲自去登记，一个普通老工人跑了一个星期没办成的事，我老爸一张纸条就办成了。
那时，我那位在文革中曾被肝沥胆，冲锋陷阵的大哥庄彦斌受派性迫害，正躲藏在朗乡，他就隐藏在我父亲的地窖里。
我结婚那天，我大哥将一封写好的信交到我手里，嘱咐我和妻子旅行时替他把这封信邮了。
旅行那天，我背着妻子，把我大哥托我寄给香港一家电台的信放在邮筒里就是这封信，酿成我家破人亡的惨剧。
 
我结婚刚四个月，一辆警车开到了林场，两名警官将正在粮店付粮的我，找到林场办公室。对我说：“朗乡公安局有件事情，需要你去核实。”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我被押上了警车。
此时，我还不清楚，在此之前，我的家已经厄难降临，我大哥和我父亲早在两天前即被公安局逮捕入狱。
刚抓我时，我还天真的认为，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不就是替自己的亲哥哥往邮筒里投放了一封信吗？天地良心，我都不曾违背，我的妻子不能因此弃我面去。
岂料，这只是我自己善减的意念，随着我问题性质的严重升级，一顶反革命的帽子压在我这个刚刚二十二岁的年轻人的头上，这比一座沉重的大山还重啊！我、我妻子，我的婚姻小船，绝对承载不起。
离婚是女人逃避株连的唯一选择，在那个阶级斗争弦绷得紧紧的时代，男人一沾上反革命的边。很少有妻子不离婚的，别说象我这样结婚不到半年的，就是相濡以沫几十年的患难夫妻，也在“反革命”这大如山的罪名面前望而怯步，不得不违心的选择划清界限这唯一能自保的途径。终于有一天，当我长拖重镣被提解到接见室，我见到妻子一脸凄容，在两名冷漠、威严的警官的注视下，把一纸离婚诉状递到我眼前，我别无选择，只有签字同意的义务了。
男儿有泪不轻弹，我是个刚强的人，平时几乎很少落泪，我自以为掉眼泪是男子汉的耻辱。但是，那一刻，我情不自禁的眼里溢满了泪水。
我望着妻子那已隆起来的腹部只说出了一条不算苛刻的请求，我说：“离婚，我同意，但我唯一的请求是，希望你能保护你腹中的胎儿，你知道，我这一去，恐怕很能再回来了，今生今世，我不会再有生育的机会了，你如果还念及咱们之间的情份，请你千万要保住我留在这人世间的唯一的一点骨血，你能答应我，即使明天就判了我死刑，我也可以无憾无悔的走上刑场了“。
我妻子没有流泪，不知道她当时是麻木了，还是心死了。她只是郑重的说了一句，“这你就放心吧，不管怎样，这也是我的孩子，我会把他哺养成人的。”
这以后，我常忆起与妻在一起的一幕幕往事，甜蜜的往事象遥远的钟声磕扣心扉，留下一串串用真情凝成的诗句。
我曾这样写道：
     几回回梦里觅芳踪，
     但觉着莲步轻盈。
     悄悄语，诉衷情，
     十载相思一瞬倾。
     天涯海角魂飞苦，
     坎坷人生身浮萍
     同是多情种，临难分飞
     唯有余梦慰伤衷……
我虽然与妻离婚了，但妻在我心中并没有抹去，我心里铭烙着她的影子。
 
一九七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是我大哥被判死刑的日子。我被判处了无期徒刑。我父亲被判八年。在暗无天日牢房里，我产生了无比强烈的创作欲。对于一个年仅22岁年青人，无期徒刑真是太惨忍了。无期徒刑，意味着终生牢监，如此美妙的年华，将面对高墙电网，白白的流逝，我心不甘啊！我要把我对人生的感悟写出来留给后世。
在看守所的牢房里，即没有纸笔，也没有书籍。要搞创作，只能是打腹稿，任想象的思维活跃，用强健的记忆录制。一部长篇小说的创作雏形，就是这样开始。
后来，同监的犯人外出劳动，带回来一截铅笔，我是用两个窝头和同犯交换，才得到这一截铅笔，而这窝头是我从嘴里省下来的。
有了这一截铅笔，我虽然饿了肚皮，确获得了工具，没有纸，看守所每月发给犯人用来揩屁股的手纸，成了稿纸，为了省下这可怜的手纸，我不得不把被子里的棉絮掏空，为了和同监犯人交换手纸，我只能从自己的嘴里节食，两个窝头一张手纸，而那两个窝头是犯人一天的伙食呀！
人世间，有哪个作家，有我这样的创作经历？
在执着的追求中，我忘记了苦楚，忘记了冤屈，忘记了人世间的恩怨，忘记了自己还是个身着褚衣的囚犯。十年，我用整整十年的时间，用血泪写成了一部长篇。
当我完成了《赤裸人生》这部长篇小说的第三稿，已经是八十年代的第四个春天了。在监十余年，无家庭之累，无衣食之忧，淡泊的心静如死水，倒沉淀了我的文学天赋，当我望着用心血凝成的厚厚六大本，七十余万字的手稿时，心里有一股子说不出的喜悦。我写这部书时，还是个囚犯，不敢奢望这本书什么时候能够出版，但象一个分娩的产妇一样，终于为人世间添了一个鲜活的生命，我有一种创造生命的快感。
是笑星黄宏的父亲，黄枫老人在我最危难的时刻给予了我关爱，他老人家指派黄宏到狱中取走了我的文稿，那时，黄宏还没成为笑星，只是位二十几岁的小青年。
黄枫此后，从各方面关怀我，不顾年迈体弱。亲自去黑龙江省革志监狱探望我，给我鼓励，给我关怀，并利用他的声望，通过监狱领导，为我创造较好的创作环境。
黄枫老人鼓励我说：“你这部书，先不急于发表，有价值的，即使放上十年，照样有价值，你要争取获得自由，获得公民权，你的书才有权发表”。
在黄枫老人的热情鼓励下，从八四年开始，我又艰难申诉了五年。
在监狱的最后一年，有一位叫淑君的奇女子，和我有了一段令世人惊叹的奇缘。她认识我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九八九年三月，我妹妹去探监，在监狱的招待所里，和淑君共住一个房间，淑君从我妹妹处了解了我的一些情况，第二天，我妹妹走后，她便以表妹的身份来接见我，我俩一见面，就很投缘，后来，她向我射来了丘比特神箭，一箭中的，又焕醒了我久违了的对美好生活的企盼。
一年间，她去探监十九次，每次都给我无限的关爱和慰勉，是她用一颗金子般的心灵滋润了我那颗伤痕累累的心。我们书信往来，感情与日俱增，这位蔑视世俗、勇敢的向大墙里索爱的奇女子，她所给予我的情愫，是我心灵里永远珍存的那一份最珍贵的感情。
 
一九九0年元月四日，我获释的第四天，回到了离别了十五年的故乡，我母亲早在八年前就含恨逝去，我二哥住在朗乡一个叫二道口的小村落里。
那天，天正下着茫茫大雪，我正和二哥在屋里畅叙别情，一阵扣门声惊扰了我们，二嫂推开屋门，门外站着一个人，满身披着洁白的雪花，右手还牵着一位十三四岁的男孩。“是亚琴”二嫂在门外喊出声来。是前妻拎着我从未见过门的儿子寻上门来。
因为她和我离了婚，伤害之深，无以复加。此刻我有理由将她拒之门外，便刻薄的说：“是你，会不会搞错呀？你还能走进这道门坎？”
二嫂把我推开了，她嗔责我说：“晓斌，你干什么呀，这是二嫂的家，人家亚琴冒着大雪走了十余里路，你干嘛挡着不让人进屋”。
岂料我这一让，却使我迈进了尴尬的深渊。
原来，我的妻子当时虽然在社会和家庭的压力下和我离了婚，但她并没有再嫁。
随着一声声凄情泣调的哭诉，道出来的事实更叫人触目惊心。她父亲逼她离婚，她为此投过河，上过吊，几次寻死，只因为有这无人照看的孤儿，她才忍辱活下来。她不离婚，她大弟弟考大学便不能录取，她二妹谈婚论嫁便遭唾弃，襁褓中幼儿别说进托儿所，连找个保姆也没有人愿意。甚至她不离婚，儿子连种牛痘的权利也没有，因为林场来的疫苗是给贫下中农的。在那个浩劫时代，在社会的档案中还设有社会关系一栏时，人心就是这般冷酷，人们躲避反革命简直比躲避瘟疫还利害。她如果不和我这个反革命丈夫离婚，那么离婚的将是她的大弟弟和二妹妹。这种强大的家庭压力，叫一个心地存仁的弱女子怎么承受，她只有牺牲自己。
天啊！对着这样的事实，叫我怎样面对，怎样舍取？
在我低头不语的时候，我那年仅十四岁的儿子把我推到了无法再犹豫的境地。他用尚含着稚气的大眼睛望着我，怯生生的说：“爸爸，我问你，你如果再组织家庭，你都为谁考虑？”
“我当然首先为自己的幸福考虑”，我没有思索说脱口而出。
“那么，还有呢？”孩子满脸稚气的问。
“当然了，我还要为你”我也怜情切切的说：“因为你是我唯一的儿子”。
“那么，爸爸，我求求你”，孩子扑通的跪在了我面前，仰着脸，眼里噙着泪，殷情切切地说：“答应了吧，让我和妈妈回来吧，你不答应，我……我和妈妈就只有一条路了，那……那就是死！”
孩子跪在地上，重重的磕头求我，我的心被孩子的小手揪住，在汩汩的流血，好疼好疼啊！眼泪象涌泉一样淌出，那里还容得了犹豫。
两天以后。
在我妹妹家的客厅里，淑君和我前妻为了我这个并不出色的男人展开论争，淑君说：“你虽然是庄晓斌的前妻，但你们已经离婚了，这就证明你们没有感情，我不是第三者插足，希望你尊重我们这一年的感情”。
我前妻说：“你才一年的感情，我和庄晓斌已经有了十五年的感情。做为女人，我敬佩你，但做为妻子，你也该理解，丈夫是不可能馈赠”。
淑君说：“你可能是生活上有困难，很需要帮助，我给你二万元钱，你别再纠缠了，你回去好好的哺养孩子，因为你和庄晓斌之间没有爱情。”
“不！”我前妻立即反驳，“我不是因为钱，因为穷，爱情也许以前我不懂，但是今天我懂了。况且我们有儿子了，从今天起，我带着儿子和他重新开始，重新恋爱，我坚信，我会获得爱情”。
在这时候，又是我那鬼精灵似的儿子，替他母亲取得了胜利。
我儿子对淑君说：“阿姨，你想和我爸爸结婚，你想过我吗？你能对我好吗？”
淑君对我儿子说：“阿姨会对你好的”。
“你能对我好，你能赶上我亲妈妈吗？”我儿子又使出他的绝活，他扑通地跪在了淑君面前，用手拖着淑君的裤角，仰着脸，眼含泪水的说道：“阿姨，我求求你，让我有亲妈亲爸，我的好阿姨，我给你磕头，我永远感激你”。
孩子说着竟不断磕头，那头碰地的声音很重，淑君不忍了，她泪水涌出，弯腰扶起了孩子，抬起脸来，眼睛里的泪水已经汇成了小溪。
淑君长长的抽泣了一下说：“别磕了，孩子别再磕头了，阿姨……”她没有再说下去，便捂着脸失声哭泣。
后来，淑君对我说：“晓斌，咱们真是有缘无分，我看清了，我能战胜你的前妻，但战胜不了你的孩子。我真想不明白，天底下会有这样的孩子！”
淑君冷静下来对我说了一句叫我刻骨铭心的话：“晓斌，因为我们真心相爱过，我只希望，将来你的书发表了，能寄一册给我，好吗？”
 
我和妻子又破镜重圆，为了亲情我扼杀了真爱，把一个完整的家奉献给自己的孩子。
我曾宽洪的想过，过去的都让他过去吧，我们重新开始，彼此心都不留梗芥，然而，现实生活却和我善诚的愿望相差甚远。
尽管，男子汉的胸怀应该象大海一样的广阔，但大海也狭隘的航道，这航道有时甚至都通不过一条小船。
我和妻子分别离散了十五年，这十五年成了我意识中的一个盲点，我心里总是有一抹阴影，阴影压抑着我的激情和灵感。
心有楚痛，又无法明言，我只好躲避着，把一个个凄清，孤寂的苦夜扔给妻子。
有一天，妻子对我说：“你可能是坐牢留下了病根，你应该到医院去看一看”。
我苦笑了，迎着妻子幽怨的目光，我没有说话。但是，我知道，我愧对妻子的原因不是我身体有病，是心已缺残，缺残的心是无法修补的。就象一条被人遗忘在死港里的旧船，虽然有根结实的缆绳把船拴岸边，但旧船是不能再撑起风帆的，它只能泊倚在无风无浪的码头上，任无情的岁月消磨，寂寞孤独的度日如年。
感情上的缺憾只有用事业上的辉煌去冲淡。
九0年，我承包了家乡一个濒临倒闭的酱油厂，苦心经营了三年，我有了钱，成了拥有十几万资产的小老板。
这时候，我心中最强烈的希冀就是把我用十年心血凝成的长篇小说出版。
九三年六月份，经过一位朋友推荐，我把文稿送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周献明编辑对我的小说充分肯定，他用电话约我来北京面谈。
接到电话，我欣喜若狂，毅然的辞掉承包的工厂，只身来到北京，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周献明老师的帮助下，历时二年，我对小说又修改了五遍。遗憾的是，小说虽然在军艺出版社获得较高的评价，三审通过，却没有通过社长这一关。
九五年四月份，解放军出版社社长朱亚南一言九鼎，还是把我的文稿给否决了，朱亚南社长在审稿单签署了，“我社是军事出版社。此类题材在我社不宜出版，考虑到作者和我社会作时间较长，退稿时可将三审意见和作者见面。”
我在北京修改小说历时二年，不但全神贯注，而且耗费了大量金钱，到头来，还是落了个退稿的终局，只得到一纸复印的三审意见。
那天，临离开北京时，在北京车站的月台上，我望着飞驰而来的列车，一刹那间，竟感到人生是如此艰难。也就是在这一刹那间，我眼前浮现了妻子和儿子的身影，他们在家乡望眼欲穿的将我企盼，我又怎能就这样悄声无息的走了呢？
我没有做傻事，我又回到了妻子和儿子身边。
我的妻子没有抱怨，她对我说：“别灰心 ，这算不了什么，你不是说过，男子汉站起来是一座耸立的高山吗？ 这点小挫折，算什么，只要你有决心坚持下去，你的书一定能出版”。
正是这一般语重心长的慰勉，使我又坚定了信念。
解放军出版社的一审编辑周献明，二审编辑吴振录， 这二位老师对我的书未能出版，始终很关注，特别是吴振录老师多次向其它出版社推荐，我的书稿在全国各地转了十余家出版社，终究未获出版。九六年秋天，吴振录给我打来电话说“看来你要想尽快出书，只有找书商帮助了，吴主作为我推荐了一位名叫袁杰伟的书商，他看好了书稿，并予付了五千元定金，但后来也未能如逐我愿。后来我的书稿又委托给了一位叫冯静的女书商，冯静又拖延了将近一年。
九七年八月份，冯静给我打来电话，说书在内蒙古出版社已经审稿通过，但要想尽快出书，要我予投三万元，如果资金到位一个月后即可上到样书，获此迅息，我一筹未展，我原有的积蓄，这几年已经耗完，三万元予投款，我到那筹集呢？这时，我想起去妹妹家借钱，但有家资百万的妹妹并不支持我冒险。
这时，我的妻子把自己的金首饰全部卖给了金店，筹集了一万元，还缺二万元，我妻子说：“要不，把咱家的房子卖掉，也要成就了你的心愿”。
和妻子复婚七八年了，我心第一次如此感动，这时，我才有领悟，婚姻这条船上，承载着的有比感情和性爱更深刻的内涵。
我没有卖房，而是承担了更大的风险，我借了一笔高利贷，借二万还三万。借期半年，半年后，如不能如期还债，将按五分利计息，每个月还要加上一千五百元的利息钱。
人生能有几回搏，这一次，我几乎是把身家性命都豁出去了，我把筹集到的三万元钱给书商邮去。
还真不错，一个月后，我的书如期出版，但遗憾的是，书商并没有兑现书出版后，三个月内偿付我稿费和予投款的诺言，书商给我寄来了六千册书，抵偿了我的稿费和予投款。
望着象小山一样码在家里的六千册书，我的心里说不出是苦、是辣、是酸，是甜？还是解放军出版社的周献明老师了解了我的困境，他给我打电话说九八年四月份北京有特价书市，是一个售书的好时机。周老师为了我联系到一家在书市上有摊位的书店。于是，我把书发往北京。
在特价书市上，我的这部《赤裸人生》定价是26.8元，书商是以20元一本售出，10天书市下来，书商卖了300多本，最后结帐，每册只给我8块钱。
书商的心太黑了，我之所以落到今天的地步，不都是书商把我坑的吗？
此刻，我已是倾家荡产，为了出这本书，三万元高利贷象大山压在我身上怎么偿还？
书市结束后，我无计可施，被逼上梁山，只好流落在北京街头，混迹在卖消字灵、剃须刀的小商小贩之间，走上了自作自“售”的街头卖书生涯。
我这个奇特的商贩为首都街头增添了一个奇特的风景。作家签名售书在今天的市场经济大潮里已不是新鲜事，但绝没一个作家甘心沦落到街头去做一个违法商贩。然而现实生活就是这样严酷！我撕掉了作家这张斯文的脸，用自己的执着去捍卫自己人格的尊严。作家卖书，农民卖菜，这是一样的道理，我们的劳动就是作品。作品的价值在于读者们的肯定，而不是在于什么宣传炒作、名家评点。
不到半年，我的六千册书售完，我不仅还上了高利贷，也从这卖书的生涯中，体会了当一个作家的悲凉和辛酸。
苦难是一笔财富，我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作家，但我肯定是世界上最艰难的作家之一。写书十年，是在狱中用牙齿做铅笔刀，用草纸，香烟盒做稿纸，戴着镣铐向文学山峰登攀。出书五年，历经坎坷磨难，最后毁家负高利贷才得以出版，出版后，又自作自售，在街头摆摊卖书。
敢问文坛，现今中国还有那位作家有我这般艰难？
我写过这样一幅对联“当作家太艰难，用牙齿做铅笔刀，身着褚衣，肩负桎梏，戴着镣铐闯文坛；做赤子不轻松，剖肝胆为丹青引，心怀夙愿，情系神州，语不惊人死不休。”这幅对联，道出了我的悲凉和辛酸，也昭示了我的追求和夙愿。
成名之后，一顶知名作家的桂冠罩在了头上，全国几十家媒体为我做过报道、宣传。各地读者纷纷给我写信，除了对我作品的肯定和赞叹之外，对我执着精神予以了鼓励和慰勉。
我的妻子现在对我愈发警惕起来，我所有的信件，都要由她先拆封，先玉览，逢是有人给我打来电话，她不仅在一旁监听，而且要是逢上女青年的电话，我一旦聊得时间长了，她便会沉着脸说一句：“烦不烦？”
我真不知道该怎样来形容，评价这位与我风雨同舟二十几年了的妻子。我只能这样写，我的婚姻这条小船，在经历了多灾多难，风雨飘摇之后，终于又驶回了平静的港湾。
船体依旧，船上的水手确在无情岁月的剥蚀下，历经苍桑的脸上皱纹铺满，满头秀发也被霜涂雪染。
我不能料想，平静是不是幸福，但平静似乎是安全。对于一个有过太多太多的坎坷，历遭了一个又一个磨难的人说来，安全已足够了。况且，这条船除了被一根扭不断的缆绳牵系着，四围都是足以淹死人的舆论大海，我们古老民族的道德观念是比大海还广袤无边。没有纵身跳海的勇气，你就只能萎缩在甲板上望洋兴叹……
在深沉的凝想里，我悟识了，婚姻这条船，除了承载着感情、性爱、责任、道义之外，还承载着更为深邃，更为丰富的内涵，这内涵也象这大海一样猜不透，填不满！
因此，多愁善感的人类啊！就万劫不复的注定了，心会有缺憾！生活里会有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