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之世。如果再能找出第二个还比她遭受到诸般不幸的女人我就不会信这是报应的！
列举出下列事实你就一定瞠目结舌的。
新婚四个月，丈夫受兄牵累入狱。其间她提出过离婚，并江边怀孕的胎儿打掉了。但离婚未被恩准。丈夫十七月后获释，夫妻得已团聚，但甜蜜的小日子不过三月，此间再度怀孕，丈夫却被以前在看守所时曾为某罪犯出谋划策为借口送押到公安局学习班学习。可能这次她亦能意识都丈夫是无辜的所以未提离婚也未在把腹中胎儿打掉。八个月后，她分娩产下男婴的第三天丈夫被学习班放回，可是在放回后的第四天，也就是她分娩的第七天，朗乡公安局政保股白、于两位股长携红头文件来六道沟林场召开职工大会宣布，将其丈夫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  
因受丈夫牵累，她产假期满，由原来的林场商店店员调为林场苗圃女工。因为婴儿尚在襁褓中，丈夫只好把自己母亲由原来的四道沟林场的二哥庄智斌家迁居至六道沟林场为其照料婴儿。此后丈夫接受监督改造，每日下工后还需到林场去担水浇树或打扫公厕，但家中有母亲照料，疲惫之身回到家中还能有口热汤热水，也算有亲情包容尚可忍耐。但是好景不长，未曾过了几个月，六道沟林场公安员郭金业（曾和丈夫是同班同学）却奉林场党总支指令来宣布驱逐令，限令丈夫之母丁敏则必须在48小时内离开六道沟林场迁居会原居住地。
丈夫不服去找同学理辩，公安员郭金业表示这是林场党总支决议，他只是执行者，届时不离开，他只能强行驱离。丈夫回家质问妻子，此事她知情？妻子只好实言相秉说：“林场一把手石书记找她谈过话：“孩子太小，她出工可带到苗圃照料。”至此丈夫母子只好噙泪泣别，此情此景，刻骨铭心，永生难忘！
1976年3月，有北京农林部反击右倾翻案风工作组一行十余人进驻六道沟林场搞试点，带队者为农林部畜牧司丁司长，可能因为是和母亲同一姓氏的缘故吧。受了天大委屈的丈夫以为这是苍天开眼，来了娘家人了，便将一封翻案申诉信呈给了驻六道沟林场工作组，那料想，这哪里是什么娘家人啊！这乃是皇朝御封的血滴子啊！
他们不远万里从皇城赶到这小兴安岭的密林深处，就是来缉拿敢于给那个不思悔改的走资派翻案的逆党的，不知天高地厚的狂悖小子这下可是正撞在了枪口上了，于是乎，厄运接踵而来，大会批斗，小会揭发，竟然还真的掏出了些实锤证据，原来这个狂悖小子自持知识渊博在山场上与职工神侃闲聊时还真的就说过这类话的，说：“邓不可能被再次打到的，他战淮海有功，历史上又清白无暇，所犯只能算是错误，怎么可能有罪过呢？”这话可是大逆不道的！
如此大难临头了，更要命的是当时丈夫人在远离林场十公里的小工队居住，在一天下工后请假回林场说取点干粮，明晨上工前定然返回。时任小工队的队长竟然准假了。就这样丈夫步行10公里赶到家里已经是夜间10点多了，刚刚脱衣躺下，还不及与妻子温存，就听间有个脚步声似乎进了他家院子，林场的住房都是用木刻楞建筑的那类住房，根本就不隔音的，所以在夜深人静之时，门外有一点点声音屋里听得都十分清晰。
当时屋内并没有熄灯，而窗帘又之时低矮的一截。如果翘脚是可以看清屋内的情况的。丈夫躺在被窝清晰可辩脚步来到窗前停住，一会儿又返身走了，心里一惊，也顾不得只穿条衬裤就下炕出门追了出去，那天也巧了，正是十五月圆的日子，月亮光明亮可以看出老远的，我一直追到房头小铁道线上，往场部方向望去每一个似曾熟悉的人影出现在眼帘……
当时我如果不是只穿一条衬裤，如果不是想到自己还年迈的母亲，想到自己此时还是个带帽管制的阶级异己分子，可能就会不顾一切冲上去揪住那人问问清楚的。
但是诸多的顾虑，还是让我逐渐地冷静了，这算什么，算抓奸么？我就是上前把他胖揍一顿，最后倒霉的一定是我。就这样，只好又慢慢地回了屋里。回到屋内，脑海似乎就成了一团浆糊，黏稠得怎么去料理思路却总是紧黏在一张长着眯缝眼的丑陋的脸上。我妻子此时似乎很胆怯，她悄声对站在地上大口吸着关东烟的说：“别胡思乱想了，快睡吧。”
妻子的话一下子就点燃了我的怒火，我一把揪住她就像一只老鹰用利爪抓住了一只雏鸡，厉声问：“他是谁？”妻子很惊恐，她慌乱地辩解：“这我怎么知道，可能是走错门……”
走错门？在明亮的月光下，能走错到一个虚掩房门的少妇窗前这不明明就是鬼吗？我暴怒了。把无涯的怒火发泄在了一个我曾挚爱过的女人身上了，这是我们结婚以后我第一次对她施暴，也是我这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对女人动了拳脚。发泄过后，我似乎也后悔了，呆呆地坐在炕边一声不响，还几次下意识地看着自己的拳头。妻子低声哭泣着，低沉的泣咽声更像有一只纤手在揪住了我的心，我的眼泪也不知不觉就淌了下来……
妻子见我也落了泪，竟也止住了哭泣，而把一只手娟递给我，小声说：“别瞎想了，快点休息吧，明天一早你还要赶回小工队去呢。”
妻子的话似乎是在提醒我注意自己此时处境，经过这一番折腾，此刻时间已过午夜，而明天凌晨四点我需再走10公里山路才能赶回小工队去上工。误工和迟到对一个正受着群众监督劳动改造的反革命分子当然是不可宽恕的罪过了。
不知妻子是有意回避还真的是心疼我，她竟起床不再睡了，说道：“你不是回家来取干粮吗?我干脆去给你烙些油饼吧！”
就这样，第二天凌晨四点，我就怀揣着妻子亲手烙的十几张热腾腾的油饼赶回小工队去上工了。这一天是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六日。这日子我会永生都铭记不忘，因为就是从这天起，我从此踏上一条艰难坎坷的人生救赎之路啊……
当日下午三时，我在山场和工友一道做打枝丫作业，小工队左风亭指导员来到工作现场通知我，厂部公安员在山下等我，说驻场工作组有事找我、不知是妻子脸上伤痕暴露了反革命分子无辜殴打贫下中农女儿的罪行了，还是早就有预谋？我随林场公安员和小工队另加派的两名党员共四人走了十公里山路赶回到林场后，迎接我的却是一副亮晶晶手铐和一纸逮捕令，至此我命运似乎已经无可挽回了。
当夜我就被押解到了朗乡公安局监押，但这次监押的地点可不是什么学习班了，而是直接就进了小号，也就是朗乡公安局看守所。我的罪行显然是升级了。仅仅是如此，当然还不能足以引起我恐惧。一九七六年的九月九日下午，我正在小号里贪婪地喝着那下午三点才发下来的一碗大碴子粥（既玉米粥），朗乡公安局预审股股长王志国在号门外向囚室里窥视，我觉得那目光似乎很特别，便不禁对视，不料王股长竟示意叫班长把号门打开，然后他挥挥手说：“你出来。”
我只好放下手里的粥碗，钻出小号，班长一声厉吼：“趴下！”我就被几位班长按在小号的走廊里了，看守所的张所长把一副重十几斤的吧镣铐拎过来，直接就要小号的走廊里，用铆钉把这副镣铐死死地铆在我的双腿上了。然后又让我回到囚室。我的心霎时就像压上了一座大山，因为我知道在看守所里是只有死刑犯的脚镣才是被铆钉铆死了的。只有在上刑场前，铆死的脚镣才会被换成锁，我曾羁押了十七个月的伊春看守所就有这样的俗语：|铆钉换成锁，阎王不判活。”这句话的涵义就是只有在执行枪决前才会把囚犯腿上的脚镣的铆钉换成用锁头锁住的。这大约是黄泉路也挺坎坷，戴着一副脚镣会磕磕绊绊，使得牛头马面也不好押解了的缘故吧？而我的大哥庄彦斌则正是在临刑前才被卸掉铆钉的，而那卸掉的两粒铆钉却被我无意间捡回来了，后来交到我母亲手里让她收存的。（此细节在赤裸人生小说中有描述）
而今 一条死刑镣却铆在我双腿上了，历历往事在心头掠过，怎能不有一股凉气寒心彻骨啊！
苍天啊！孺子何辜？难道我就真的罪无可恕么？这期间经历了几次提审，开始一两次是驻场工作组丁局长带人来审的。可见此时我案子还未移送给司法机关，追问的罪行当然都是些可要人命的。诸如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替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扬幡招魂、还有我书写的大量的反动诗词、日记等等……，这时候我已经能感念到，我挚爱妻子的灵魂似乎已经押给魔鬼了，因为这些日记也只有和我生活在一起的妻子才能找到的，这是连我母亲也不曾知晓的秘密啊！挚爱文学和写作竟然给我留下巨大罪证，现在我才理解为什么沈从文在49年以后就再也不敢写小说了。
再次见到妻子已经是一九七六年的冬天，她是和一个朗乡镇民庭一位姓迟的审判员一起来看守所和我离婚的。这次我哭了，可她却没有一地眼泪。当然我的眼泪也不是祈求怜悯。我依然很洒脱，不仅毫不犹豫地就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而且公然宣布双方共同生活的全部财产都通通地归女方。我什么也不要。但我有一个要求。
我当时眼噙热泪说：“我的罪行有多么严重，你心里很清楚，恐怕小即昕就是我遗留在这人世上唯一的骨血了，今后你无论嫁了什么人，能不让我的儿子凍着、饿着，把他好好地抚养成人，九泉之下我都会感激你的……”
我殷情切切，令在场的迟审判员听了都不禁动容。我的妻子当时说：“这一点你尽管放心，儿子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会善待他，把他抚养成人的。”
就这样，迟审判员就在看守所的接见室拟好了判决书，并且当即宣判。此判决内容主要有二条，其一是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全部归女方持有，其二是，生育一子庄即昕暂时由女方抚养，其归属权待丈夫庄晓斌服刑期满另议。
我和妻子在一九七三年二月结婚到一九七六年十一月终结。夫妻关系持续了3年另九个月，但实际生活在一起的时间也不过才17,个月。既新婚4个月我被捕入狱，释放后又过了三个月的自由生活再次被送进学习班羁押，再有她分娩产下婴儿后又被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监督改造的这10个月。她几乎就没和我过上几天舒心日子，第一次怀孕她做了流产，提出过离婚未被恩准，以后战战兢兢地又在一起生活了一年多时间，这次提出离婚竟然如此顺利。只见一面，法锤就这样敲定了。我当然该是感恩戴德的，不但要感谢这位迟审判员，他拟定的判决似乎留给了我一丝希望，更应该感谢“党的宽严政策”，没有此举我那里能奇迹般地得到了一个儿子。这是我庄家祖上有德？还是上帝的怜悯和体恤？就不好去解析了……
还有两个细节也该是作以交代的。一件事是一九七六年正月朗乡公安局政保股要我局里汇报思想改造情况，因此我有一次可顺便探望母亲的机会，临离家是因为是隆冬季节，母亲便把一件父亲的猞猁皮大衣让我穿回六道沟了。此后此件大衣一直未给母亲退回。在当时，这应该是比较高档的一件衣物，我离婚后，我母亲曾亲自去了一趟高台沟（我妻子父母居所），想取回此件大衣。但我的曾经岳母大人只把我的离婚判决给我母亲出示，言称一切财物均由女方持有，这是法律依据。我母亲只好悻悻而归。但是母亲却来看守所谴责我说：“你离婚了，你的财务你都给她了，我不争可这件大衣是你爸爸的呀，你怎么也给她了？　”
我无法安抚母亲的愤怒，也只好说：“妈妈算了，眼珠都没了，还计较眼眶在那里有什么意思？就算儿子对不住您吧。”
还有一件事是让公安局的铁血警魂也看不下眼了。考虑到将来我可能会去监狱服刑，朗乡公安局便指示让妻子送一套完备的行李来。过了几天，真有套行李送来了，是我曾经的岳父亲自送到看守所的。可这是一套什么样行李啊！薄薄棉被几乎就是个丝网，褥子还是用粗布新缝制的。预审股的王治国股长真的看不下眼了，他指示手下警员说：“给温雅琴打电话，叫她三天之内再送套像样行李来，不送来，我就下令拘留她！”
我在此叙述的事实是千真万确的。这就我曾经挚爱过的妻子做出的事情。我之所以断言她是受到了报应而天道轮回。还不仅仅是这件事。以后发生在她身上的几件事都可证实世间里确实是有这样的报应的。
一、如她和我离婚后再嫁给吴家又生育一子。这个孩子小名叫老肥子　却在她和吴离婚后回到我身边生活整整一年的日子被火车撞死。当时我正在绥化妹妹家处理生意上事，绥化人民医院值班人员到妹妹家通知说：“刚才接到从朗乡纤维板厂打来找庄晓斌的电话，让他速返朗乡说家里有急事。”
当时已是午夜，我不知道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大事，但我知道朗乡纤维板厂是我内弟的工作单位，如果不是急事，是不可能用这样的方式通知我的。那时通讯不像现在发达，我的家也未有固定电话，而手机那时在中国大陆还没有人见过。况且现在夜深人静到哪儿去询问消息呢？好在我妹妹够聪明，她说：“三哥咱们去市里长途电讯局，那里可查到外地打进的长途电话记录的。”
就这样我和妹妹各自骑一辆自行车赶赴绥化市长途电讯局，值班的工作人员很配合，很快就查到了半个多小前朗乡拨进来的长途，但显示的对方的电话却是从朗乡林业医院里打过来的。医院？一听到这两个字，我的头大了，这可非同小下了，因为我的老父亲此刻也在我家呢，连我妹也紧张了，她马上对值班人员说：“可不可以回拨这个电话，我们付费只要能拨通就行。”
值班人员允诺　，当即就回拨医院的电话，还好真接通了，妹妹在电话里问：“本个多小时前有人用此电话拨打了绥化市长途，您知道这是谁打的吗？”医院值班人员真还知情，她告诉我妹妹说：“是位三十多岁小伙子找她姐夫，他姐夫家孩子出车祸了。”在一旁倾听的我一把就夺过电话大声问：“那你知道现在孩子的情况么？”电话那端说：“孩子已经死了，现在已经送进医院太平间了。”
我的头嗡地一下，立刻就觉得天旋地转，都站立不住了。这时候我不知道出了车祸的孩子是老肥子还误以为我的即昕呢。
从电话局出来，我已经不能骑自行车了，我兄妹只好推车回家，我当然必须立即返回了，我妹见我这样状态，当然不放心，便陪同我一起去朗乡。在火车上，我的眼泪几乎就没有断过。我不知道苍天为何就对我如此苛刻。
车到朗乡的时刻已是黎明时刻，那天初生的太阳就像一张娃娃脸悬挂在东方的天际上，可我却觉得这张脸似乎也是哭泣着的。我的家是朗乡东山上的木材加工厂的住宅区。是一栋有院子的红砖房，我和妹妹来到家后，院门虚掩家里很静，似乎屋内没人，推门讲了屋内，发现了房间里只有我的老父亲在呼呼大睡，我的妻子和儿子都不在。妹妹轻轻唤醒了父亲，询问出车祸的事。父亲睁开眼睛，见到我和妹妹，反问：“你们怎么都回来了？”我当时的心情依然很沉重，边说：“不是家里出了车祸，小纪子他……”
父亲见我说出这话，才知道我们兄妹为什么这么急匆匆地赶回来了。说道：“你们搞错了，出车祸的不是小纪子，是老吴家的老肥子。”
人其实都是很自私的。对于自己连心连肝的骨肉噩耗的伤痛和对自己并无血缘关系的另一个孩子命运怜悯这是不会一样的。爸爸的话无疑就是一个特赦令，压在我心头的一座山终于坍塌了。
原来，温雅琴回到了我身边生活以后，却把她在吴家生产的另个一个孩子老肥子遗弃在了吴家，这个孩子那年才12岁，吴家住在铁道北。我家在东山，孩子思念母亲，当然也就不时回来东山找自己的亲生母亲的。其实我这人还很通情达理的。我对这个十二岁的男孩一直很好的，每逢他来找母亲我都会叫他的哥哥小纪子给他拿来好多好吃的零食给他享用。但这个男孩对我好像有点怕，几乎都从来不敢和我对视的。我还多次主动示好，只要我在家时，见到他来，我还会给他些零钱的让他带着，因为我知道吴家的生活很拮据，而且吴父酗酒，我其实对这个十二岁的男孩心里是有一分愧疚的。
没了妈的孩子当然心情也不会太好，就这样，在一九九一年四月二日这天中午，他放学后想来东山看望母亲，在穿越铁路是却被一辆飞驰的列车撞到，一条年仅十二岁花蕾般的年华就此戛然而止……而这一天的日子也太巧了，恰恰是这位男孩的母亲由吴家妇又回做庄家妻整整一年的日子。一天不多，一天也不少。这难道又是一种巧合？
其实要在其他人家，际遇了这档事是没有必要在深更半夜里给我这个也许连养父也算不上的毫无血缘关系的人拨打长途电话的。也许是我的妻子真的就把我当成唯一可以依仗的保护人了。便在确认孩子没有救了情况下，让其大弟弟第一时间就拨通绥化的电话通知我了，以至于险些造成乌龙。其实这样急恐恐地唤我回来，无非也就是要我来料理这个孩子的后事的。
此等艰责，我当然不可辜负。就这样，我从孩子的抢救医药费一直到吴家从朗乡松乐商场赊购的衣服、杂物甚至冥纸，包括下葬的棺木算起的一切支出，通通照单和欠据给付结账，那天照实是充了一把土豪的，朗乡松乐商场共三层，我从一楼卖蜡烛小百货摊位结算开始，一直到三层的卖衣服柜台，十几张欠条收回了，总支出也不过就几千人民币。因为是铁路火车撞的，公家是不负担一点费用的。这些白花花银子，当然就该由我这个体户来承担了。也许连吴家和我妻子都是这样认为的。而我心里还认为这或许是上帝体恤我才有这等劫难的。因为一次性付出毕竟会比一世间的付出要节省许多，否则等这男孩长大结婚，我总得送一份像样贺礼吧？恐怕是这份贺礼也是几千元人民币都打发不了的。
我用如此轻藐口气来叙述这件事，实在有苛责之嫌，但议论天道轮回，却不得不如此严谨和实话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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