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授权发帖 成都双石 西路军问题再考辩（简版缩写） 由 开水送服 于 2014-12-21 9:54

二、西进河西走廊


红四方面军西进的目的是什么？西进是谁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还是得按“时经事纬”的原则一一道来。

㈠红四方面军独立进取河西走廊最早出自三军会师前毛泽东的动议

三军会师前的1936年8月23日，“因为拿打通苏联的意义来说，占领甘、凉、肃比较占领宁夏更为重要，这是不受日本威胁，有永久保障的一条道路 ”，毛泽东曾提议“以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 ”，这个动议因符合张国焘以及红四方面军一些领导人的心态而得到了他们的积极响应与保证。

中共中央8月25日将这个计划向共产国际做出报告 ，共产国际于9月11日做出答复，将国际援助物资接运地点改在定远营（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旗治所在地巴彦浩特镇），同时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 。

于是，中共中央不得不对原计划进行了修改，将红一、四方面军分取宁夏、甘西，改作两军“合取宁夏”——也就是后来的“宁夏战役计划”，将红四方面军原拟从兰州以西永靖、循化、河州一线西渡黄河的地点，改在了兰州以东靖远、中宁一线 。张国焘对此改动极不满意，曾经推翻西北局会议决议，在红四方面军一些高级将领的支持下，擅自调动红四方面军部队，拟从兰州以西的永靖一线西渡黄河，但因气候地理条件等等原因，被迫折返。

㈡红四方面军三个军西渡黄河后，徐向前、陈昌浩再次动议西进

红四方面军三个军西渡黄河后，原拟沿黄河向中卫攻击前进，与红一方面军从宁武、金积方向的渡河部队相互配合，夺取定远营，取得援助物资后进取银川。但因张国焘破坏了海打战役计划，河东红军主力被迫东移，与已渡河的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的联系被切断，敌军主力长驱中宁、中卫，宁夏战役濒临流产。

可以说，张国焘破坏海打战役后，不仅使河东红军主力陷入被动，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也处境尴尬，因中卫一线正被敌关麟征部占领，河东红军主力被迫东移，已无法按原计划由此渡河，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再出中卫已无意义，返回亦很困难。只有向西向永登、凉州方向扩展占领区，视情况再作取向定夺——这是对徐、陈心理于最有利的角度做出“无过推定”的分析。

然而在数十年后这个“无过推定”却被一位历史当事人自己否定了：“过河后，中央决定打定远营。我们调查一下，定远营在阿拉善旗，是沙漠上的绿洲，地方那么小，这么多部队到定远营，吃、住都很困难，无法解决，那里四面都是沙漠，往哪里走啊！所以打定远营是不行的。我那时是积极主张西进的。 ”
张国焘当然不在“无过推定”范围之内——在流亡海外后他的回忆文字是认了账的：“……四方面军的同志，也觉得河西走廊将是未来西北抗日局面的交通要道，正是我们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而且因此也不致与一方面军挤在一块，再发生磨擦”，“关于解决党争端问题。多数（人）认为我此时不能去陕北，应该集中力量。先执行西进的军事计划，然后再谈党内问题，……我也说到共产国际已知道我们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又批准了我们的西进计划．两个中央对立的形势也已解除了，四方面军如果能在河西走廊立住脚，莫斯科仍会照原议支待我们，并不会将我们视作是反共产国际的分子。” 

11月2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中央军委，提议：“以大部向平番、凉州、民勤方向发展，开展甘北苏区”、“决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而后带（待）必要时，再转来接主力过河” ；毛泽东、周恩来当日复电：“你们率四方面军主力，暂以现地区为中心，向三面扩大占领区域，以一部占领永登，一部出通[皋]兰，大的方向仍前不变 ”；3日22时，再电徐、陈：“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电台，以利交通后方行动 ”——这也是中央在提醒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首长预留东返退路。

当时中央正筹划在海打以北击破胡宗南部，以争取继续实施宁夏战役计划。

㈢共产国际改变物资援助地点，张国焘指示徐陈“独立不受一切牵制地”开展局面



11月3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将接济地点从宁夏的宁远营（今属内蒙古自治区）改在了新疆的哈密 。

4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要求四、三十一军“过河增我方”，再提“如情况不利时惟有放弃现地区，集兵出大靖、凉州方面” 。

5日14时，朱德、张国焘电复徐向前、陈昌浩，指示他们将行动方向左旋90度：“你们之河北纵队目前最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乘敌人尚未十分注意你们的时候，站稳脚根，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地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敌人可能隔断你们与河左面主力之联络。你们尽可能派一部带电台保持黄河五佛寺附近渡口在我手，但不可因此妨碍你们主力的行动，不得已时不必留兵力守渡口，如有必要当由三十一、四军负责来接通你们” 。

因当时河东正策划与胡宗南部决战，以再启宁夏战役计划，所以张国焘在该电特意指出：“宁夏战役能否实现，决之于明后日之决战[注：指河东部队正筹措间的与胡宗南部的决战]，你们应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去完成你们的任务”——也就是说，不必受宁夏战役能否实现之“牵制”。


次日（6日），徐向前、陈昌浩即提出“平大古凉战役计划” ，同日17时，再电朱、张，拟放弃一条山、五佛寺渡口 ——自断东返后路。

7日，徐向前、陈昌浩电请中央给予独立开创局面之名义，并提出军政委员会名单 。

同日，林育英、朱德、张国焘复电徐向前、陈昌浩，批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为迅速执行为好，兵力集结应稍提前” 。

㈣中央拟将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组成西路军并电询徐向前、陈昌浩，徐、陈信心满满打了包票

这个时候，因河东胡宗南等部敌军齐头并进，河东部队与胡宗南部决战计划一时难以实现，河东红军主力被迫继续东移。而据徐、陈通报的河西情况，河西部队的现状与前景比河东主力更阳光更灿烂，故彭德怀于11月8日1时半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对徐、陈西进动议表示赞同：“徐、陈之三个军应自己努力解决冬衣，乘敌薄弱扩大占领地域，以袭占镇虏、凉州及其以北为目的，估计目前单独出宁夏不利 ”。

同日，中共中央复电共产国际，因“哈密、安西之间是1500里荒无人烟的沙漠”，请求将援助物资接运地点改在河西走廊西端的安西（今甘肃省酒泉市瓜州县） 。


同日，中共中央就拟授予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以“西路军”名义电询朱德、张国焘 。
同日，因河东主力与胡宗南部决战不果而日趋被动的局面，中共中央提出“作战新计划”：拟将河东红军主力南下作战，并提议“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要求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林育英等集会商议，提出意见 。

11月10日，朱德、张国焘复电中央，同意给予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以“西路军”名义 。

同日晚，西北局书记张国焘在同心县王家团庄南四里彭德怀住处召开的了“五兄秘密会”（朱德、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与会者们原则上同意了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林育英人等提出的这个“新的战略方针”即“作战新计划” 。
11月11日10时，中央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正式将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命名为“西路军” 。
1小时后，中央致电徐向前、陈昌浩，通报河西情况：“由于河东还未能战胜胡、毛、王各军，妨碍宁夏计划之执行我们正考虑新计划，但河东主力将与西路军暂时的隔离着”，并提出三个问题征询徐、陈意见：“⑴你们依据敌我情况有单独西进接近新疆取得接济的把握否？⑵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情形？⑶你们能否解决衣服问题？” 

12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报告大靖附近“气候、水、柴、人、粮极丰富”的好消息 。

同日，中央再电朱德、张国焘，同样的问题又问了一遍：“依据西面情况，他们有单独前进接近新疆的把握否？如遇困难要重返河东时有可能否？ ”

同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中央，信心满满地打了包票：“大靖、凉州地区人粮较丰，以后筹资扩红都有大的办法。现时即不能与主力互相策应，依据现在敌力我力估计，我们可以完成任务”，“主力拟进占甘州、肃州地区、并准备接通新、蒙和远方。现决甘、凉、肃、永、民创立根据地，不在万不得已时不放弃凉州” 。——西进“打通国际”，“建立根据地”，两个任务一肩挑。
对中央所询“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情形？”、“你们能否解决衣服问题”，未作只字回答。
13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报告西路军准备西进的情况 。
14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中央军委：“你们之敌现马步芳、青两部，又分散，又（便）于你们各个击破”，“夺得甘、凉、肃根据地和打通远方任务，这是你们独立可能完成的”，“你们须独立完成打通远方任务” 。
同日，毛泽东、彭德怀等就河东主力南进部署进行磋商，彭德怀提出南进的同时拟以一部向北调动毛炳文部以“声援西路军，否则西路军陷于孤立” ，同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彭德怀，要求河东红军主力消灭胡宗南一部，即或要南进也要“打一仗再南进” 。
河东红军主力即准备就地坚持，打击胡宗南，南进计划暂缓——实际上，那个被人揣测放大曲解以作“阴谋论”依据来忽悠的“作战新计划”， 在中共中央正式同意西路军西进之前，就已被暂时搁置，而且最后还干脆予以以放弃。
15日13时，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同意西路军西进 。
这是西路军第一次东返的机会——如果西路军首长认真考虑中央之询的话。

㈤敌毛炳文军西渡追尾，徐向前、陈昌浩提出西进与建立根据地的主次问题

11月16日，敌毛炳文军开始西渡黄河，拟追击西路军。张国焘致电毛泽东、周恩来，一改两日前的乐观态度，称“我西路军已无再东渡可能”，“我们须急设法帮助和策应他们，因他们太孤立，并须急打通远方，得到接济至关重要” ；20日后，朱德、张国焘、周恩来开始动身去陕北保安与中央会合。
17日8时，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中央，同样一改几日前的信心满满，提出“是否我们控制肃州、甘州在手，由远方负责与我们打通，还是我们主力进行玉门、安西或到新疆才有办法。如打通远方为主要任务，我在现地区创造根据地不能不居次要地位。如遇特别情况时，是否我们将去打通远方” 。

几天前“建立甘、凉、肃根据地”的保证突然变了，敌毛炳文军西渡追尾是重要原因。

17日，河东红四方面军四军、三十一军在甜水堡地区重创胡宗南部精锐第二旅。
18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张国焘：“只有战胜胡军才便开展局面，才是策应河西的好办法 ”；同日18时，中央致电徐向前、陈昌浩，通报西进途中地理及远方物资准备情况：物资“恐准备不及，运输也来不及”，“肃州到安西有八天坏路，人烟稀少，安西亦荒僻，将来只能去一部，安西、哈密间是一千五百里沙漠地，绝无人房，货物要用汽车送，正办交涉中”，要求西路军“现地区留住一时期”以解决援助物资到达前的生存问题 。

19日9时，徐向前、陈昌浩电告，决意“到永昌再向甘州进，决用力巩固丰乐堡、永昌地区，以甘州为重点，争取休补与执行党与军委所给予的任务” ；同日，林育英、朱德、张国焘致电中央：“西路军已占永昌，拟以主力在凉、甘之间发展，拟以一部西出肃州、安西” 。

同日，林育英、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转达周恩来就西路军行动提出的意见：“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根据地”，“远方对于经哈密接济你方已原则上同意，物资经济均可接济，正设法解决交通运输，拟技术手续，大约以明年开春后可望大批接济，现正急谋小部接济，大的于我占领安西后即可实现”，“你方须在甘州以东建立根据地，决不可将主力位置于甘州以西，更不能有到新疆去的表示，唯远方路图，也须调查清楚” 。

19日17时，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中央军委，报告九军古浪失利情况，并提出“估计毛敌推到大靖后，马敌必更集兵犯永昌、甘州，我势必与之决战，方能巩固甘州、凉州” 。

20日，中央致电徐向前、陈昌浩：“主力在永昌、肃州之线，坚决保持东边回旋地区，以小部进占安西敦煌 ”。

21日，河东红军主力取得山城堡战役的胜利，歼灭胡宗南部精锐第七十八师第二三二旅，迫使胡宗南部全线停止进攻，一战而改变河东局面。

22日，徐向前、陈昌浩电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报告敌情，提出：“估计毛敌未到前，二马可能以主力续犯，并以一部速向甘州集结，拦头扰肃州；毛到后更是迫马前进。我们目前战线甚长，人少弹虚，有减无增，必要时决集主力在甘、永线上至肃、甘线上击敌，不然敌向我拦阻，顾虑实大” 。

23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徐向前、陈昌浩，通报情况并指示作战方针：“远方来电正讨论帮助你们，但坚决反对退入新疆”，“你们作战方法应改变一下，集中最大兵力包围敌之较弱一部，而消灭之。另以一部兵力箝制敌之余部，如此方能从敌取得补充，方能予敌以重创，根本消灭其战斗力，方能使敌知所警戒，应该力避如过去一样的消耗战，提倡集中兵力包围消灭其一部的消灭战，如此方能解决问题”，“因河东胜利，毛炳文有东调消息”，“着重在凉州、永昌之间，各个消灭马部，西面仅以五军占领之”。

24日23时，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林育英、朱德、张国焘和中央领导人，报告西路军战况，表示：“我们现无能集优势兵力，弹药太少，难在甘东地区灭敌，如何速示”，“现仍拟将九、三十军在永昌附近寻机击敌” 。

25日，徐向前、陈昌浩地、王树声致电中革军委，报告敌情并表示：“现正寻机用伏击战以各个击敌，拟将山丹、甘州敌消灭一部后即乘胜向甘州袭击，我受永昌正面之敌压迫不便灭其一部时，即将三十军直转到甘州以西袭临泽、肃州，五军及九军只留山丹阻敌” 。

同日24时，毛泽东就西路军作战部署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地，指出：“毛炳文东撤利于你们发展。在你们打破马敌之后，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远方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凡打两团以上之敌，二兄均宜亲自指挥，亲自看地形，亲授干部以机宜。并须十分注意隐蔽，避免无益牺牲” 。

26日，敌毛炳文军被迫开始东返，至29日，全部东返 。毛泽东开出 “只有战胜胡军才便开展局面，才是策应河西的好办法” 的支票兑了现。

同日，毛泽东国际国内形势和红军任务致电彭德怀：“徐、陈西路军力量虽减至一万八千人，但面前无大敌，打通远方局面大体已定”，“红军能在定、环地区熬过一个月就好” 。

结论

宁夏战役旨在扩大苏区、得到国际援助物资以解决三军生存发展问题，却因张国焘的破坏濒临流产。在这样的严重环境中，徐向前、陈昌浩首先提出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西进以解窘境，属合理建议；张国焘刻意扩大了徐、陈建议西进的范围，让徐、陈“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地开创局面”，是因为他久已纠结于心的小九九。而这个要求得到了徐、陈的响应；在共产国际改变物资接运地点而河东主力处境较河西更为窘迫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同意徐、陈所请，赋予他们西路军的名义，并向徐、陈电询有关情况，徐、陈打了包票，“西进”与“建立根据地”两个任务要一肩挑，对中央“东返”之询，未作答复——这是西路军第一个脱离困境的机会；敌毛炳文军西渡黄河追击西路军时，徐、陈和张国焘开始改变，张国焘提出了西路军“太孤立”的问题，徐、陈则提出了“西进”和“建立根据地”孰轻孰重的问题；毛泽东在河东主力即将被迫南进的关键时刻，提出就地坚持，“只有战胜胡军才便开展局面，才是策应河西的好办法”，最后取得了山城堡战役的胜利，迫使已西渡追击西路军的敌毛炳文军东返，为西路军西进解除了“后患”。
关于有人对中央提出“作战新计划”又未通知西路军而颇有意见，认为中央让西路军甘凉建立根据地是因为要西路军牵制敌军，“造成河东红军将与西路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掩护河东红军主力实施“作战新计划”！这属于没有根据的无端揣测。这是因为：其一、“作战新计划”是一个酝酿中的征求意见案，征询意见的范围包括了三个方面军的代表人物，张国焘亦在被征询意见之列，并主持了朱、张、任、贺参加的秘密会议讨论这个计划并予以“原则同意”，张本人也未提出任何异议反而还继续要求西路军“独立开展局面”；其二、“作战新计划”并没有要求西路军配合的内容，反而是彭德怀、毛泽东提出了以河东胜利来策应西路军；其三、西路军在河西建立根据地起不到掩护河东红军主力南下的作用，“马家军”是地方军阀，不会轻易为河东局面的改变而所动；其四、“作战新计划”实际上并没有实施，即或付诸实施，河东防堵西路军东返的敌军部队也会被为之调动，对西路军西进和建立根据地反属有利；其五、河东红军主力与西路军之间不仅隔着一条黄河，还有敌大军重重人墙，西路军在河西建立根据地，难以“造成河东红军将与西路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

事实是，河东红军主力的山城堡之捷，直接调动了毛炳文军东返。

应该指出：在西路军西进的酝酿和决策中，中共中央亦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毛泽东在三军会师前夕的对河西走廊“能够造成巩固的根据地”之乐观估计，而徐、陈此间通报的乐观情况和他们对完成任务的乐观态度，以及对取得国际援助物资的希翼，强化了中共中央的这种认识误区，山城堡之捷迫使敌毛炳文军东返后他们还认为“西路军面前已无大敌”，这使得他们没有如同年前张国焘执意南下那样，发出“南下是绝路”的喝止之声，断然命令西路军克服一切困难返回河东。

这就是西路军西进河西走廊决策过程的真相。


三、东进？西进？——“西安事变”后西路军的行动方向选择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曾经有过西路军东进的动议。
这个动议是东北军方面的要求，由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的，其背景及过程大致如下：

㈠“西安事变”发生前，徐陈建议“主力西渡”并提出西进日程

山城堡战役后的12月6日14时，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常会联名致电中央及朱德、张国焘，报告当面敌情及“粮不成问题，惟筹棉衣甚难”等情况，建议“主力西渡”，并表示：“在此争取时间过冬与适时策应主力。如主力不来，我们再移主力向甘州逼进，总要争取在甘、永、凉线过冬。如何请示。主力方面活动若需要电告此方各战斗条件时，请即复。”

同日14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远方可于二个半月后，将货物送达安西”，“你们第一步相机夺取甘州，第二步夺取肃州，并调查肃州至安西道上各天是否便于行军，计算占领甘、肃两州，包括休息补充时间在内共需多少天，并计划西路军全部包括五军在内、在甘州地区集中训练一、二星期，休息体力，恢复力气”，“我主力在保卫苏区消灭胡敌的任务下，暂不西进” 。

同日15时，徐向前、陈昌浩致中央领导人和朱德、张国焘，再次表示了“希望主力西渡”的意愿：“依据形势估计敌我情况，主力在河右岸暂时出击难能站稳脚跟，取大的胜利。只有先在有力的准备力量，再图有决定意义之发展”，“蒋不能移大兵到甘北，二马实力夜战削弱，我主力可单独箝制之”，“主要集中组织力量均增强，因此，我们主张主力速来，黄河结冰迅速向甘北古、大、凉、民进。主力西进时，主力于宁、卫方面实行取道凉、靖、卫段渡河；或另行先移主力于宁夏中卫地区，争取时间过冬，而后或经定远营到民勤” 。

9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中共中央领导人，报告情况，继续建议“主力西渡”，并提出西路军西进的计划日程：“由永到安西，步行约十九天。永、丹、安、西气候同甘泉，抚、高、肃较暖，敦煌最暖，安西风大，沿途有人、房、树林及煤，须日行军。肃以上须皮衣，盖厚棉亦可。我们拟在山丹、永昌、凉州线上，争取三十到四十天休息，一月中须以九军、三十军移甘州以西，抢占抚、高，以此带为根据[地]，建议五军届时直出安西，连休息时间约二月十五以内到达安西，无论情况如何变动，五军可按时到达目的地”，“主力最好在开春前西来较妥当，统一战线工作及各方情况望时见告” 。

这个计划日程的要点为：西路军“拟在山丹、永昌、凉州线上，争取三十到四十天休息”，1月中旬，以主力占领抚彝、高台地区建立根据地，尔后派出五军直出安西，争取于2月15日前到达安西。
几天后，“西安事变”爆发。

㈡“西安事变”发生，徐向前、陈昌浩提出河东主力一部速占宁夏并与甘北打通

“西安事变”爆发后，西路军军政委员曾提出建议：“争取将马鸿逵、马鸿滨调开，由河东红军以一部主力速占宁夏，与甘北打通，并与新疆取得联络 ”。
这个要求显然脱离实际，“西安事变”后，张、杨面临巨大的军事危机，大规模内战一触即发。而于情于理于利害关系，河东红军主力也不能坐视不顾，原拟再战胡宗南后续图宁夏的计划也不得不搁置。而“争取将马鸿逵、马鸿滨调开”更不是共产党能做主的事情。
当时，中共中央也曾考虑请驻兰州的东北军于学忠部以一部出兵西进，疏通二马并接应西路军，同时给西路军以物资帮助。

12月15日，军委主席团电告西路军徐、陈首长，指示：“西路军应在现地区加紧休整，进行政治动员，一面争取凉州之补充旅和二马到抗日方面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和准备一部适时占领安西地区。总之，西路军是负责奠定抗日后方和接通远方之重大使命 ”。
然而已赶赴西安与张学良会商协调处理“西安事变”的周恩来、博古却于当晚20时传回了一个坏消息：“于学忠与回民关系比我方更坏，对二马不能派人疏通”，“因于军与二马部队之间隔着补充旅，于军以一部西进，不起威胁作用”，“目前时局于军须集力守兰州，不便分兵西顾” 。

18日，军委主席团致电徐、陈：“你们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夺取甘、肃二州”，“除开远方，暂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直接援助你们” 。
22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军委报告战况，并再次提出“逐渐西移”的日程：“拟于明年一月中计九、三十军抢临泽、高台，五军全部约明二月中旬直到安西。远方货是否按时能到，请示。如不能按时到，则拟全部在甘西多休整几月，度过严寒之三月” 。

这个日程基本上是两个星期前的12月9日徐、陈向中央报告的计划。所不同者，作出了“远方货物不能按时到达”的准备，即“拟全部在甘西多休整几月，度过严寒之三月”。

㈢东北军希望西路军一部东进牵制胡宗南，周恩来向中央提出西路军“东进”动议

因南京政府大军压迫西安，东北军方面希望“河西四方面军能以一部击靖远，威胁胡敌，并协同河东各军侧击胡敌”，20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朱德、张国焘，提出：“我意徐、陈目前应立即出一部绕过凉州，逼近兰州与于军打通。张（学良）答应令于军援助子弹，同时以一部骑兵向靖远游击” 。

从现有的档案文献看，中央对此似乎没有马上表态。而当时西路军正根据两天前的军委指示精神和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于12月9日作出的日程安排准备西进：“我们拟在山丹、永昌、凉州线上，争取三十到四十天休息，一月中须以九军、三十军移甘州以西，抢占抚、高，以此带为根据[地]，建议五军届时直出安西，连休息时间约二月十五以内到达安西，无论情况如何变动，五军可按时到达目的地”。22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军委，：“拟于明年一月中计九、三十军抢临泽、高台，五军全部约明二月中旬直到安西。远方货是否按时能到，请示。如不能按时到，则拟全部在甘西多休整几月，度过严寒之三月 ”。

同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表示了与徐、陈在远方物资“不能按时到”的前提下做出的选择一致：“可否暂留西路军在原地，待春暖后西进” ，而中央在此前的12月6日得到的信息是“远方可于二个半月后，将货物送达安西”。

但在同一电里，周恩来在通报了“于学忠对四马关系较我方犹坏，其兵力只能退保兰州，不能西出策应我们”的情况后，再次委婉提出“东进是否能达到凉州以东，待到古浪、永登后尚可设法要于策应” 。

毛泽东于23日12时复电周恩来，基本同意其所请：“准备调四方面军向兰州、平凉，由兰州补充其被服弹药。如何盼复 ”——驻兰州的是东北军于学忠部。

㈣徐向前、陈昌浩主张西进，对东进之议也提出了相应前提条件

与此同时，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建议“西路军仍首先坚决按期执行打通远方任务，不过为牵制二马，可以设法在兰、丹线上多活动一时。永昌城重要，惟现存粮极少，只要粮食有法，可尽力控制。如果必须我们东开，则必可东移”，同时也对“必须东开”提出了相应的条件：“兰州友军至少以六个团及其骑兵进到古浪，与我方先夹击消灭两马于凉州一带”，“促新疆以抗日名义至少出六个团，并带货物一直进到甘州，以维持后方及远方交通” 。

这个表态可以简要解读为：西进没有问题，东进则需要……等等前提条件。
24日，周恩来向毛泽东发出了一个“万万火急”电，估计可能是东北军方面催得很急，周的口气也很急迫：“无论谈判如何，军事部署即照你二十三号十二时电执行，四方面军主力即向兰州进，但请留一部于永昌，以便打通安西” 。
而毛泽东还是在考虑对西路军实实在在的帮助，遂于当晚24时复电周恩来，将西路军首长的要求转告了周恩来并要他与张学良协商：“徐、陈因永昌至古浪只一条路，气候白天零下三度，夜间零下三十度，马敌集中主力在凉州、永昌线，东下有许多困难，子弹又极少，提议仍执行打通新疆计划，否则要求于学忠在古浪与之夹击马敌，并问兰州究竟（有）弹药、被服补否”，“向张商量派四个团突然袭占永登、古浪，策应徐、陈，并为准备棉大衣一万五千件，鞋袜各一万八千双，子弹带一万五千条，补充子弹十五万发，是否可行，盼复” ，同时也电告徐向前、陈昌浩：“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来，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只要二十天至三十天内到达静宁、德隆地区，便可与于学忠、王以哲之八个师配合作战，至少可以箝制胡、毛、曾、关，而利我主力在东边放手打仗。张学良极盼望你们来，答应在兰州补充子弹、被服”，“你们在接电后两天内，准备一切意见电告。正式决定的命令，明天或后天电达” 。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于25日10时致电军委主席团，表示“目前时局的开展，西路军利于东进，我们当坚决执行此任务”，同时再陈此前提及的东进条件：“此间二十三号十二时致军委电中所述各节请予考虑”，“由友军方面派兵力运送一批弹药到永昌城，同时由兰州友军最少出二、三团兵力配合一部炮骑向古浪出动，配合我们东进，使我们减员更少” 。

㈤因张学良陪蒋介石返回南京，东北军方面的配合难以落实，“东进”之议被放弃

25日，张学良陪同蒋介石离开西安返回南京。可能是东北军方面对西路军首长所提出的配合条件难以落实，当时24时，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四方面军主力既不便东下，仍以留原地并打通安西为妥”，因张学良已陪同蒋介石返回南京，所以“于军西去和棉衣、鞋袜、弹药，候张回商后定告” 。
没想到张学良却一去不复返了。
27日，军委主席团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取消西路军“东进”之动议：“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情况决定” 。
周恩来的“东进”之动议，遂告放弃。
这是西路军第二次东返的机会，也是最好的一次机会。

结论

因西路军首长原本就有“拟全部在甘西多休整几月，度过严寒之三月”的打算，这与周恩来及军委主席团取消“东进”之议的命令并不矛盾，而且中央还给予了“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情况决定”的自主权，所以从周恩来提起到放弃前后只有几天的“东进”之议，对西路军的行动实际上并无重要影响。而数十年后把“任务和行动方向飘浮不定”作为西路军失败的成因之一，既没有依据也没有道理。东进计划从提出到胎死腹中，对西路军领导层力主的西进日程，并无太大影响。

这个时间其实很短暂：从12月20日周恩来首次提出东进建议，到25日放弃这个计划，不过5天时间。要再把账做得细一点，从西路军领导层22日就周恩来建议提出东进所要求的配合条件开始算起，也不过3天时间；要从西路军领导层明确表示准备遵令东进开始算起，就连一天都不到。而西路军领导层9日预计的西进行程是：“我们拟在山丹、永昌、凉州线上，争取三十到四十天休息，一月中须以九军、三十军移甘州以西，抢占抚、高，以此带为根据[地]，建议五军届时直出安西，连休息时间约二月十五以内到达安西，无论情况如何变动，五军可按时到达目的地”；22日预计的西进日程是：“拟于明年一月中计九、三十军抢临泽、高台，五军全部约明二月中旬直到安西。远方货是否按时能到，请示。如不能按时到，则拟全部在甘西多休整几月，度过严寒之三月”。

据甘肃人民出版社《悲壮的征程》中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大事记》载：“（12月）26日，西路军总指挥部根据军委主席团24日电示，决定调集部队东返，派出人员侦察、勘探道路，命令水昌、山丹各军集结待命，准备东返。同日傍晚，又撤销上述命令，部队撤回原地 ”。

西路军领导人的东进命令从决定到撤销，都在一天之内。

徐、陈当时做出的自主选择是：即刻西进。而且这个时机仍然在他们12月9日、12月22日给中央的两电中提出的日程范围之内——甚至还刺激了西路军首长将对原定日程予以了提前。

其实这是西路军第二次东返的机会也是最好的一次机会：西路军东进，兰州东北军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会予以配合，河东胡、毛、关、王各路敌军因“西安事变”且蒋介石返回南京是战是和一时难定之情势，正处于徬惶之中，西路军各个击破安全东返的机会也是有的。虽然风险也不小，但全军覆没的可能性不大，至少骨干队伍能够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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