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授权发帖 成都双石 西路军问题再考辩（简版缩写） 由 开水送服 于 2014-12-21 9:54

四、西路军为什么在高台、临泽附近停止西进？

这个问题也是一些历史当事人纠结于心的问题，做出解读需要以原始文献为依据。

㈠西路军继续西进占领高台后，徐向前、陈昌浩在三天之内报告了迥然相异的情况

1937年1月1日，西路军前锋相继占领抚彝（今临泽县蓼泉镇）、高台。
1月2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军委，报告中呈现的是一派乐观：“连日西路军全部已行军通过沙漠滩地，且战且行，虽极艰苦，各军圆满达其任务，均无伤亡”，“如敌无大力压迫，即以大部留高、抚休整；如被敌迫时，即准备部署肃州，以一部诱敌进展” 。
然而两天后的1月4日，他们的口气却为之一变：“高台以下人粮极富，以上则甚荒凉，据点少且远，正值天寒，如主力控制高、抚，如进则齐（进），道路、粮、房、敌骑均不许可，打则齐打，亦只有坐待消耗，灭敌不易，驱敌不易，此方六千骑兵，决非番骑或陕骑兵可比”，“西路抱最大决心□？空前困难，不怕牺牲，从战役政治打敌上，求得最大进步，当自照前电完成任务，但如何以外力帮助我，或以外交武力扼阻二马，或令三十一军、四军过河配合，则我损失必少任务更易完成，或则我们即均在高台战敌，远方资物用外力送下，亦属必要，望采纳下见，情报消息多，有供给，任务多指示，问题多有答复，只是（说）占领甘、肃二州并取安西是不够的” 。
高台以西的情况，其实中央在年前的11月18日就已经向他们通报过了：“肃州到安西有八天坏路，人烟稀少，安西亦荒僻，将来只能去一部 ”——这与年前12月9日西路军上报的“安西风大，沿途有人、房、树林及煤 ”有微妙出入，西路军首长却仍然是一派乐观，现在却又突然报告了“西进”不利的消息，又提出了“以外交武力扼阻二马”、“令三十一军、四军过河配合”及“远方资物用外力送下”这样难以实现的要求，还抱怨“只是（说）占领甘、肃二州并取安西是不够的”。

㈡中央电令根据徐、陈报告的情况令西路军“暂勿西进”

1月5日20时，军委主席团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再西进”，“全靠你们自己团结奋斗，取得胜利，不要靠任何外面的援助” 。

徐、陈于1月6日电复中央，提出意见和要求：“近来各方情况此间甚不明，究竟整个战略企图如何，西路军基本任务怎样，据历次来电变更很大，致西路军遭受一些不可避免的损失、并影响到今后行动”，“究竟前电所称远方货物到达时间是否属实”，“既不能希望任何外力援助，则建议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 。

军委主席团在年前（1936年）的12月27日已经给了他们“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情况决定 ”的自主之权，他们也兴冲冲地选择了继续西进，现在却反过头提出意见。西路军的基本任务原来就是他们年前信心满满打包票要来的，其间中央要他们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本来也是为西路军在远方物资到达之前求得生存着想，怎么现在反到成了中央的不对？四军、三十一军远在数千里之外，正在准备应付“西安事变”后内战再起的危局，远水又怎么能来解他们的近渴？况且，路途阻隔敌军重重，就不怕这支援军再陷危局？

值得注意的是，徐、陈此间对中央的要求，并不是停止西进（这是他们自己感觉西进困难了），而是要求外援。


㈢中央回电说明情况，徐向前、陈昌浩坚持要求河东四、三十一军驰援

1月7日，军委主席复电徐向前、陈昌浩：“军委并没有变更你们的基本任务，也没有要你们久停不进，仅要你们暂勿西进，暂在原地休整，这是根据你们四日来电所述的情况而指定的。二马根本反对西安事变，希望同二马成立统一战线是不可靠的。远方物资只送至安西，送致肃州是不可能的。四军、三十一军已集中长安附近，也不可能策应你们。因此，目前你们只能依靠自己团结奋斗，不要依赖任何外力” 。

8日，徐向前、陈昌浩再电中央：“再请求将三十一军、四军向凉州进，以便彻底夹击此敌。不然，单靠西路军恐难完成其任务。但此地有其特点，不可忽视”。与此前不同的是：他们不再坚持西进，而认为“单靠西路军恐难完成其任务” 。
同日，军委主席团两电徐向前、陈昌浩，要求他们“应从信赖本身力量动员全军在临、高地带以消灭敌人来完成创造根据地的任务” ，大概是中央也知道现在是说什么徐、陈也不可能入耳，除非满足他们提出的那些没法满足的要求，所以只好又请出了“张主席”这尊菩萨——当日，军委主席团副主席张国焘以个人名义再电徐、陈：“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如果还有因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留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 ”（朱德、张国焘已于1936年11月30日到达陕北保安与中央会合。可以认为，从此时开始，张已失去对西路军的指挥权。）

结论
西路军进至高台停止西进，是在西路军首长自己通报的困难情况后中央做出的指示。而且，西路军首长自己也认为继续西进已不可能，所以并没再象此前那样坚执西进之意，而转而向中央提出了一些无法满足的要求。这个责任，只能由西路军首长自己担戴。

但数十年后，一本回忆这段历史的回忆录（下简称“《历史的回顾》”）这样说：“多事之秋，变幻难测。军委这时又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甘州、肃州地区建立根据地。我们不了解上面的意图所在，左思右想，想不出个所以然来。继续西进吧，没有中央的命令；留在现地吧，四面受敌，处境确实艰险。怎么办？我们电请中央派四军、三十一军来援，东西合力，夹击马敌，争取灭敌主力一部，为建立甘、肃二州根据地创造条件。但是，军委认为，河东抽不出部队西援我们，令西路军团结一致，紧缩编制，人自为战，坚决歼敌，独立完成任务。张国焘也出面打电报来强调‘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如果还有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存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事情到了这般地步，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只能坚决服从命令，令部队就地坚持。后来才知道，当时军委令西路军停止西进，是因为河东形势又发生变化。蒋介石出尔反尔，破坏和谈，调集四十个师的兵力，拟进攻西安。局势异常紧张，需要西路军待机策应。” 

这部回忆文字的编撰者们，选择性地遗忘了西路军首长1月4日给军委的电报：中央1月5日要他们“暂勿西进”的命令，正是根据西路军首长在该电报告的情况做出的。他们在该电中报告了西进的困难情形，要求外力援助，要求四军、三十一军千里驰援，要求援助物资“外力送下”，这些要求中央都无法办到无法满足。那么，中央除了令他们“暂勿西进”外，还能怎么指示他们？况且，西路军首长1月4日给中央的电报中，不也提出了“或则我们即均在高台战敌，远方资物用外力送下，亦属必要”作为选择之一么？他们又怎么可能“我们不了解上面的意图所在，左思右想，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哩？更何况，在临、高地区建立根据地的始动议者，本来就是西路军首长自己：“我们拟在山丹、永昌、凉州线上，争取三十到四十天休息，一月中须以九军、三十军移甘州以西，抢占抚、高，以此带为根据[地]，建议五军届时直出安西，连休息时间约二月十五以内到达安西，无论情况如何变动，五军可按时到达目的地” （1936年12月9日）。他们对中央“暂勿西进”的指示，没有任何感到意外的理由！

至于“后来才知道，当时军委令西路军停止西进，是因为河东形势又发生变化。蒋介石出尔反尔，破坏和谈，调集四十个师的兵力，拟进攻西安。局势异常紧张，需要西路军待机策应”，也只不过是一种揣测。军委此时部署河东部队配合东北军、十七路军的作战准备中，根本没有任何要求西路军“待机策应”的内容，也根本没有把西路军考虑在内——甚至根本就没有“西路军”的文字出现！
这应该是一个常识问题：蒋介石要进攻西安，困在高台附近的西路军能策应什么？
就在徐、陈发出此电的同日，在西安的叶剑英与东北军、十七路军拟定的作战方案是：
“在东线渭南的赤水直至长安构筑七道防线。在张学良未回来之前，由杨虎城统一指挥。红军秘密集结后视情况或参加渭北决战，或从蓝田突击中央军李默庵部，然后以主力向潼关迂回。陕南陈先瑞部及杨虎城两个旅依托秦岭，以运动与游击动作相配合，迟滞李默庵部队前进。西线红军一小部积极监视钳制胡宗南部后尾。 ”

需要说明的是，数十年后有些人编纂的历史文电中，将徐、陈1937年1月2日～4日三天内从乐观到悲观大翻转的两份电报，选择性地“遗忘”了！

五、西路军再次东返动议为什么被放弃？

西路军停止西进后，每况愈下。
1937年1月12日起，高台、抚彝相继续被围攻，西路军陷入困境。于是，西路军“东返”之议，再度被提出。

㈠西路军准备东返

这次“东返”是谁动议的，《历史的回顾》的陈述是从1月16日开始的中央一系列指示，这当然与该书“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 ”的结论相吻合。然而笔者查询1937年1月16日中央指示电后发现，中央在这个通报形势、指示西路军“提高政治工作和红军纪律”的指示中提到的关于西路军行动部署的内容是：“同意西路军在现地休息一个时期，集中全力乘机向东打敌，尔后以一部西进。在这种条件下，并大大向东扩张甘北根据地 ”。

中央“同意”谁的意见？“同意”自己的意见？

由于目前收集公布的电报并不完备，所以这个动议究竟出自何方何人，至少根据现在史料是难以定论的。虽然这次“东进”的确是别无选择的选择，细究谁为始动议者意义并不大。但作为一部重要历史回忆录的编撰者来说，如此落笔，虽然配合和呼应了这部回忆录中“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结论，但却不幸触犯了史家大忌。

1月20日，敌军攻破高台，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红十三师师长叶崇本、政治委员朱金畅、红三十九团团长吴岱期、红三十九团政治委员何志余、原红三十一军二九五团参谋长张静波等指挥员相继阵亡，红五军主力三千余众也损失殆尽。
1月21日1时，西路军首长致电军委主席团，报告当晚即开始东进的决定：“以乘绥东进击敌，相机配凉、古，接通兰州，增加抗日所联军之目的。决今晚全军集结出动，走南大路，以十天行程到达古浪、土门地区，尔后向平番或靖远集中 ”。

1小时后，毛泽东即电周恩来、博古，要求他们与东北军商洽配合策应的事宜：“西路军在高台、临泽一带不能立脚，西进有穷十八站，二马步骑又向西堵击，二十日晨攻破高台，董振堂同志牺牲，五军损失两个团，他们从本日起转向东进，望速商于学忠准备派一部策应，并与交涉红军离开河西抗日，勿加干涉” 。

该电中提到了红五军高台失利董振堂牺牲的情况，这在1小时前徐、陈来电中并没有提及，毛泽东很可能是从二局截获的敌电或其他渠道的获知敌息中得知这个信息的（1月20日《青海日报》有短讯：“一月二十日讯 高台战斗，击毙匪五军军长董振堂、政委杨克明、二十四师师长、三十一师师长、参谋长、特务团长、匪军共被我击毙三千五百人 ”。

由此也可见毛泽东等如何密切关注西路军情况的。

当晚20时，毛泽东甚至已在与周恩来等商洽西路军东返后的驻节地点了：“西路军东进，徐、陈电士气尚旺，十天可达古浪，如该军不再遭挫折，尔后当位于文、武。成、康地区。为此，我主力在陕南、甘南便可破坏南京把联军围困于渭水以北之计划 ”。

1月21日、22日，驻抚彝（今临泽县蓼泉镇）、倪家营子的西路军主力相继突围而出，开始东进。

㈡中共中央授予西路军“行动方向自决”之权

几天后的1月24日，军委主席团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再度授予西路军行动“自主权”，而这回更大，是“行动方向的自决权”：“你们行动方针以便利击敌保存实力为目的，行动方向由你们自决”，“如你们决定东进，我们是赞成的，当派三十二军、二十八军适时到靖远河边策应你们过河” 。
“如你们决定东进”？这至少也间接证实了，此次“东进”之议不一定是出自中央。

而同一天里，因日前东进受阻，西路军首长自己开始犹豫起来，自己改变了“走南大路，以十天行程到达古浪、土门地区，尔后向平番或靖远集中”的原计划，转为就地休整，当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军委主席团：“东进按原定计划，本以急行军先敌抢到永昌为口号，但因抚彝部队撤退，五军部队急须整理，未能脱离敌人，反被敌拦头，西路军全集中西洞堡，进行整理动员军行动”，“敌集团骑兵行速，我则笨重至极，即用急行军、夜行军亦难摆脱敌人，敌住下则守堡寨，不易攻击，这带地道路少粮有限制，调动敌亦难，西路军欲完成东进任务，必须克服情况地形上的诸多困难，延长时间以达黄河后”，“我方基本上坚决执行东进计划，但因情况变化可能折转西进或取民勤抢占定远营，或绕道大通再到西宁或平番” 。

这个时候，除了打气鼓劲，毛泽东等已经没法就其行动方向和路线再作“指示”了：再说什么都难以符合徐、陈自己的判断和决心！如此，才有了如前所述军委主席团致徐、陈的“西路军自决行动方向”的“指示”。

虽然没有“指示”，但军委主席团在1月25日复徐、陈电中，仍然有委婉提示，如“在骑兵追堵下，欲图急行避战达到东进，危险较大，集结全军、切忌分散，用坚决的战斗，来完成东进”，“杨旅只一团余，在永登，难能给你们大的阻碍，在兰州附近渡河，于学忠亦给你们相当的渡河援助，据调查黄河在靖远中上段和兰州上游部是结冰的，解冰当在一个月以后，但你们仍须自己确实查清……” 。

㈢西路军首长举棋不定，实际上自主选择了“就地坚持”

两天后的1937年1月27日21时，徐、陈来电却是举棋不定：“敌已备于东，马上东进时[不]易，于[宜]在甘州以西周转一时，求各个击敌，争取与进□，万一东北地区受阻，可否即在现地区争取时间。东进外务[援]必不可靠，可否再从远方从新疆方面应援”，“实情望今夜速实告，以便可东则东，可西则[西]，接济无望，即不能到安西” 。

“西路军行动方向自决”的权力刚授予他们，他们又要选择“就地坚持”了？
《历史的回顾》关于这个选择及其理由却仅有简单的一句陈述：“二十七日，我三十军在西洞堡地区溃敌骑兵旅，歼敌宪兵团，缴枪一千二百余支及大批军用物资。但因东面有敌重兵围堵，决战不利，我军复折回临泽以南，进驻倪家营子 ”，可这又与该书稍前段落阐示他们准备东进时所称“因为谁都明白，要么西进，要么东进，蹲在现地被动挨打，绝无出路”的理由相悖而难以互洽 ——想想月初吧，军委刚根据他们报告的情况要他们“暂勿西进”，就惹发了他们一大通的意见。

《悲壮的征程》中《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大事记》中说得稍微详细一点：“28日，马元海李部集中防堵，西路军不能自救东返。军政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决定：集中兵力重返临泽倪家营子。西路军五军、九军、三十军及总指挥部二进倪家营子，布防于方圆10里之地的43个屯庄。马元海即调集兵力，从四面形成对西路军的包围，伺机发起进攻 ”。

其实他们停滞不前的真正原因是西路军刚打了一个胜仗：1月26日～27日，程世才、李先念指挥红三十军主力在西洞堡、龙首堡地区反击进攻之敌，击溃马步芳第一○○师手枪团韩玉龙部，全歼青海省宪兵团，缴获枪支1200余支以及大批军用物资——这是西路军西渡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全歼马家军团级建制单位的胜仗。

然而这个姗姗来迟的胜利起到的作用却是负面的——这个胜利不合适宜地解除了西路军此前一直就有的对“就地坚持”的游疑不定，他们又不愿意马上东进了！他们又放不下“西进”获取援助物资的期盼了，又开始指望中央已经再三相告不能指望的“从远方从新疆方面应援”了。

这基本上是西路军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东返的机会，虽然不是最好的机会，但却是最后一次机会。

而就在当天，毛泽东还对西路军东进存有一线希望，要周恩来、博古与东北军方面协商，拟调动红三十二军、红二十八军和骑兵第一团准备接应：“请与王以哲交涉罗炳辉、宋时轮所部开至平凉附近策应，防胡宗南大军由天水东进。和平解决后，罗、宋可由平凉向兰州以西策应西路军” 。
西路军最后一次获得生机的机会，在徘徊犹疑中丧失了。
陈昌浩后来也承认：“在高台以后，我们的信心确是缺乏，必须指出之 ”。这话，应该不是违心之言。

结论

这次“东进”之议，实际上是西路军脱离困境的最后一次机会。手中有了“行动方向自主”之权，但犹豫不定，就地徘徊，使他们丧失了最后一次东返的机会。

六、陈昌浩动用了“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一意孤行了吗？

从上述考证中，笔者已将西路军渡河后西路军首长与中央之间往来的重要电报俱列出了，也把《历史的回顾》（如今有3个不同的版本）有关内容列出来了。那么现在是否可以对“陈昌浩动用‘政治委员最后决权’机械执行中央指示”的“错误”，给出一个客观负责的结论哩？
根据《历史的回顾》所述，西路军渡河后共有4次重大行动选择——实际上是5次，那么在这5次重大选择中，陈昌浩是否动用过“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一意孤行过哩？让我们一个个地来作一剖析。

㈠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决定西进并非陈昌浩个人意见

先看第1次。
1936年11月11日～16日，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被授予西路军名义后，毛泽东、周恩来曾电询西路军首长，向他们征询是西进还是东返的意见。根据《历史的回顾》记载，陈昌浩“拿不定主意”——也就是有东返之意，而徐向前认为西进比东返好，建议召开军政委员会讨论研究。会上，徐向前提出了西进的种种好处，大家都同意他的意见。于是决定，按会议形成的共同意见回复中央。1936年11月12日，徐、陈首长按这个决定给中共中央和军委回电，电文信心满满对西进建立根据地打通国际的任务打了包票，而且是建立根据地在前，打通国际在后 。那么，这个西进决定，并不是陈昌浩一意孤动用了“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的结果！这个结论，应该没有问题吧？

此后，直到11月16日，西路军首长向中央报告的，都是建立根据地的利好消息 。而张国焘也信心满满认为西路军能够独立担当这个任务，这个时间段里向中央通报的也是西路军方面的利好消息，而且还鼓励西路军首长“独立”完成建立根据地的任务 。此间，除了对西路军去向放心不下的毛泽东周恩来外，只有彭德怀于11月14日提出了河东部队应该“声援西路军，否则西路军陷入孤立”的建议 。

㈡“任务次序”是个伪问题，陈昌浩坚持的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集体决定

再看第2次：任务次序之议。
西路军方面信心满满的利好消息于1936年11月16日嘎然而止。

11月16日，敌中央军毛炳文部西渡黄河追击西路军，朱德、张国焘提出了“西路军孤立”问题，要求“须急设法帮助和策应他们”，“并须急打通远方，得到接济至关重要” ——这就是西路军首长向党中央提出“任务次序”之询的由头。而就在同一天里，尚未得知敌毛炳文军西渡追击西路军消息的徐、陈首长向中央报告的，仍然是“占领古浪”的捷报 ——还是利好消息。

17日，徐、陈显然已得知敌毛炳文军西渡黄河追击西路军的信息，也感到了来自屁股后头的压力。于是向中央发出关于“任务次序”的询问电 。同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陈首长，提出了“你们兵力应相当集结，速打通远方为要着” ——也就是改变任务次序的指示。而中共中央回电说物资准备不及，西路军应该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并保持东边回旋余地，并且通报了从肃州到安西的道路等情况 。

尔后，毛泽东指出，只有战胜胡军才便开展局面，才是策应河西（西路军）的好办法 。

河东红军主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山城堡战役的胜利，迫使追击西路军的敌毛炳文部掉头东返，29日回到河东，为西路军大大减轻了压力——《历史的回顾》对中央给西路军以极大策应的这个事件，未有只字陈述和评说。而且还认为，陈昌浩以“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高举“尚方宝剑”否定了徐向前改变任务次序的意见，一意孤行要就地建立根据地 。

然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是“打通国际”的前提，而且也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几天前的集体决定——而且并不是陈昌浩“以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的身份压迫下作出的，那么陈昌浩维护的，实际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集体决定，而不是他作为西路军政治委员的个人决定。

所以，这次“任务次序”的责任，很难归咎于陈昌浩个人。

㈢西安事变后西路军西进还是东返的问题

接着说第3次：西安事变后西路军东返还是西进的选择。

根据《历史的回顾》，陈昌浩当时是主张东返的，而徐向前不同意。于是，徐、陈首长再次召集军政委员会开会，会上，“绝大多数同志”同意的是徐向前的意见 。会后的1936年12月23日，徐、陈首长按这个“大家同意”的共同意见给中央回电：西路军西进没问题，东进则需新疆和兰州同时出兵策应 。而此前，根据军政委员会提出的西进计划是：物资能够按时到的情况下，1937年1月中旬抢占高台、临泽为根据地，派出五军去安西。物资不能按时到的情况下，就地休整以度过严寒之3月。 

这次西进还是东返的讨论的最后结果是：中央根据西路军首长的意见，西路军继续西进，同时授予了西进时机自决之权 。

那么这一次，陈昌浩动用了“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一意孤行了么？陈政委最后是遵从了徐向前和军政委员会“绝大多数人”的意见哩，还是自己的意见？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至少在这一次关于西路军西进还是东返的重大抉择中，陈昌浩并没有动用“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而“一意孤行”。

㈣高台失陷前后，西路军首长关于西进还是东返的抉择

再看第4次耶？
这一次，是指红五军高台被围及失陷前后这个时间段里（1月16日～2月中旬）。
按《历史的回顾》记载，自1937年1月16日起，中央连续来电要求西路军东返 。
但目前查阅到的中央16日来电，提到的是“同意”西路军地休整一段时间后东进扩大地盘并以一部西进 ，与《历史的回顾》严重不洽。1月21日，徐、陈首长致中央电中报告提出的是准备东进，以十天急行军赶到古浪 。而军委主席团24日回电，是“同意”徐、陈首长的决定，并授予了徐陈首长“行动方向自决之权” 。
那么徐陈首长是怎么自决的哩？

1月27日，西路军在西洞堡歼灭了马家军宪兵团。尔后，西路军首长即在东西两个方向之间徘徊辗转，游疑不定。那么这一次究竟是谁拿的大主意哩？《历史的回顾》中没说，但也没指责陈昌浩一意孤行动用了“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那么我们姑且可以认为：这是徐、陈首长都认可的决策，并不是陈昌浩个人的行为——这个结论，应该没有问题吧？


㈤1937年2月中下旬西路军东返还是西进的选择

现在讨论最后一次——也就是第5次：1937年2月中下旬西路军东返还是西进的选择。
在《历史的回顾》中，这是指责陈昌浩动用“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一意孤行的重头。但关于这段这个史实的陈述却存在着两个版本：1984年版本和1989年版本。在这两个版本中，陈昌浩固执已见一意孤行并动用“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的由头，是不一样的。

1984年版本陈述的梗概是这样的：2月21日，西路军从倪家营子突围东进，向西洞堡、龙首堡转移。27日，歼灭马家军宪兵团，缴枪1200支及大量军用物资。于是陈昌浩提议重返倪家营子，执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徐向前为此跟陈昌浩吵了一架，陈昌浩动用“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和中央“固守五十天”的“尚方宝剑”，影响军政委员会否决了徐向前的建议，作出了“重返倪家营子”的决定。于是，“注定了西路军最后失败的命运”…… 


而1989年版本的陈述梗概则是这样的：2月21日，西路军从倪家营子突围东进到达威狄堡（今新华镇），遭敌所阻。陈昌浩因为没有中央的东进命令而顾虑重重，于是于是陈昌浩提议重返倪家营子，执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徐向前为此跟陈昌浩吵了一架，陈昌浩动用“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和中央“固守五十天”的“尚方宝剑”，影响军政委员会否决了徐向前的建议，作出了“重返倪家营子”的决定。否决了徐向前的建议。于是，“注定了西路军最后失败的命运”…… 

两个陈述中相同之处是：陈昌浩一意孤行要返回倪家营子建立根据地，中央“固守50天”的来电给陈昌浩撑了腰，于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按陈昌浩意见返倪家营子（仍然是集体决定的意见）。于是，“注定了西路军最后失败的命运”。
不同之处在于：西路军歼灭马家军一个宪兵团的历史事件，在1989年版中，凭空蒸发了！

实际上，歼灭马家军宪兵团的历史事件，并不是发生在2月27日，而是一月前的1月27日 。也就是说，这个历史事件，与徐、陈首长此间关于东返和西进的争论，毫无关系！这个“硬伤”被人指出后，《历史的回顾》的编撰者仍然不愿意更改原书中的结论，只是简单



地将这个事件作了“蒸发”处理……

然而，这种处理简捷倒是简捷，却露出了更大的马脚。
上图是威狄堡-倪家营的相对位置的图示：倪家营在威狄堡（今新华镇）的东南，威狄堡在倪家营的西北。根据1989年版《历史的回顾》叙事，徐向前的建议是从倪家营子突围东返。可既然如此，为啥实际的行进方向又是西北方向的威狄堡哩？这究竟是要东返哩还是西进？而陈昌浩要求重返倪家营子，又是东返哩，还是西进呢？如此这般，所谓陈昌浩“为突围东返还是就地坚持”与徐向前相争最后以“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来压人的故事，还能成立么？那么所谓陈昌浩信心满满要建立根据地并与徐向前争吵之事，还能成立么？所谓“东进没有中央命令，陈昌浩本来顾虑就很大……”还能成立么？

最重要的：所谓陈昌浩“一意孤行机械执行中央指示”的罪过，还能成立么？
需要提示的是，早在一个月前的1月24日，中央就已经授予西路军首长“行动方向自决”之权了，还特意说明了“以便利击敌，保存实力为目的”。

那么当年的徐陈首长放弃“突围东进”而改取“就地坚持”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哩？
其实，他们当年的电报说得极其清楚明白——2月24日，西路军在威狄堡西进受阻后，马上报告中央：“我们（二）十一日晚移威敌堡，敌定明即接近，因地形堡寨太多敌易封锁，又于当晚仍回集倪家营，天明敌骑又接近，接连三次敌猛力炮击进犯，夜在野外四面伏击不便出击，必在此时打，如天（明）有机即东进，无机另想办法”，“敌骑日夜接近，步、骑、炮集中日夜交战，西路军不战胜此敌，必有极大牺牲。西进不可能时，但东进亦不可能……” 

于是军委主席团根据他们报告的情况，指示他们“固守50天待援”。 
西路军首长报告东进西进俱不成。那么中央除了让他们固守待援，还能怎么指示他们？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否设问：所谓陈昌浩信心满满要建立根据地并与徐向前总指挥争吵之事，还能成立么？所谓“东进没有中央命令，陈昌浩本来顾虑就很大……”还能成立么？所谓陈政委“一意孤行机械执行中央指示”的罪过，还成立么？请问，在这5次重大选择中，陈政委遵从的是徐向前总指挥和军政委员会的意旨，还是按“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贯彻了自己的意图？

这个问题，恐怕不难回答吧？

最低限度，最保守的回答也只能是：陈昌浩动用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一意孤行的说法，是缺乏充分的依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