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龙应台炮制了一本注水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堪称贩卖悲情批量发售的扛鼎之作。全书充满了“隐忍不言的伤”、“孤军深不见底的悲愤”、“一上车就是一辈子”、“历史长河中的哀伤和荒凉”、“那么恸的生离死别，那么重的不公不义，那么深的伤害，那么久的遗忘，那么沉默的痛苦”一类半通不通的词句，用琼瑶式的眼光和理解力诠释了中国二十世纪翻天覆地波澜壮阔的历史。信手拈出一处，讲的是一九四九年渡江战役后，林彪帅第四野战军横扫中南，国军华中部队兵败如山倒，纷纷起义投诚投降以避免被歼灭的命运。但有一支部队，充分发挥了“转进千里，共军追之不及”的作风，一直逃到了中越边境。这支部队的司令官是黄杰。

　　黄杰，又见黄杰。这位在兰封会战中曾经弃商丘城而逃，导致国军围歼日军计划功败垂成的黄埔一期，此刻面临巨大考验——背后解放军已经追赶上来，而面前是盘踞越南的法军。

　　咦？法国不是在二战中六个星期就被德国打败占领，于是远东的殖民地比如越南都已经丢了吗？怎么法国人又回来了呢？

　　原来二战结束后法国复国，在英美庇护下重返印度支那，试图用武力恢复殖民统治。从1945年到1954年，法军与胡志明领导下的越南人民打了十年，最终在奠边府彻底败给了共军指导下的越军，法国被迫认输撤退。而黄杰带着三万败军逃到中越边境时，正逢法军为了对付越军的游击战分兵四处扫荡，陷入兵力分散和被动挨打的境地。法国人告诉黄杰：允许借道入越，转进台湾，条件是分五百人一组，武器集中封存，由法方负责运输到港口再转交国军，路上安全由法军负责，国军必须保证纪律。

　　向任何一支毛泽东麾下的军队提这种要求，都只会得到武器的批判。有自尊心的国军将领也无法接受这种侮辱性的条款——1942年国军第一次远征缅甸以大败告终之后，大部分将士随杜聿明执行总裁命令愚蠢地进了野人山，三万多人葬身原始森林，只有三千多人活着回到祖国；唯有新38师师长孙立人违令西撤印度，成为仅存的较完整的部队。进印度时，英国人告诉孙立人，这里是大英帝国的领地，要进来，只能放下武器，接受收容。孙立人的反应是吹向军号，集合部队，拿起武器，严阵以待。当英国代表前来谈判的时候，全师精神抖擞威风凛凛，根本不像一支败军。英国人怕把事情闹大，赶紧安抚，第二天就送来了补给，代发了薪饷，请孙立人好好操练人马，准备一起反攻打回缅甸去。军人间只能用实力说话，而当你放下武器的时候，就变成了充满悲情的待宰羔羊。
　　黄杰竟然答应法国人的条件。三万国军放下武器，等待法国人履行承诺。

　　法国人把他们全部送进了集中营。

　　从1949年底到1953年，这些国军和追随他们的眷属、百姓、警察们，先是被关押在越北，后来又被转移到南方的富国岛、金兰湾，生活在法方的软禁监管之中。“法军常来搜抄，银元手表亦夺取。主食法方供每人每天仅米四两，水土不服多病少药，死亡不断。”《大江大海》里说，“营养不良，疾病流传，一病就死，每天抬出去十几个尸体，天气很快就开始热起来，尸体的臭味一阵一阵传来，令人晕眩。”直到三年半后，蒋介石终于乞得美法同意，派船来把他们接到台湾。一千多人死在了越南。这一经历之屈辱、痛苦、无助、悲情，数十年后台湾还有人在倾诉不已。

　　黄杰有没有过这样的念头：如果不放下武器，而是以武力为后盾，强行进入越北，逼迫法军履行承诺，情况会是怎样？三万人马是一支能够让越北形势翻盘的力量——二战中法国亡国之速，败仗之惨，战斗力已经真相毕露，重建的法军更是肾虚，几年后就要被尚处于成长期、战斗力还很青涩的越共一战毙俘上万人而彻底击败了。1949年法国在越南总兵力不过十万，很多要留守西贡、河内等大城市实施维稳，其他分散各地对付游击队，国军开到时法国人正在担心如何是好。只要施加足够军事压力，法方为了息事宁人很可能允许国军保留武装过境。如果台湾不能派船来接，干脆撕破脸皮，在越北占领若干易守难攻的险要之地，开辟反共救国根据地，等待蒋总统一声令下，便跨过边境反攻大陆。这不是笑话，毛泽东的中央苏区在很长时间里还不到三万人枪，却武装割据几十个县数万平方公里地盘，屡次击败蒋介石十万二十万大军的围剿。要是自忖做不到共军的水平，还有国军同僚可供参考：同为国军残部的李国辉两个团仅三千人，就能盘踞缅甸北部十多年，多次以少胜多打败缅军进攻，直到解放军入缅清剿才溃散。

　　然而黄杰生宵属虎，灵魂却是悲情羔羊的。他可能从来不敢想，法国人没有三头六臂，也是爹生娘养的血肉之躯，自己手里的美式中式军械是完全可以杀死他们消灭他们让他们滚进自己的集中营而不是自己老老实实缴枪滚进他们的集中营的。面对老牌帝国主义，黄杰在精神上不由自主地阳痿了，乖乖地任洋人摆布，成就了这一段传奇的悲情。

　　这个悲情故事还有一个黑色幽默的细节，拜《大江大海》所赐俺们得以知晓——

　　三万国军过关卡时，法国军官指挥着国军，身上的武器全部卸下，步枪一堆，轻机关枪一堆，手榴弹另外一堆。

　　在这个时候，突然轮到一整个军乐队要过卡了；他们身上背的、抱的、拿的，是大鼓小鼓、大小喇叭、大号小号……这军乐队也在战场上跑了一千公里，翻过十万大山。

　　一个乐手正要卸下他巨大的法国号，只是不知他的法国号应该属于步枪、机关枪，还是手榴弹的那一堆，正在犹豫，那个一直在旁监督缴械的法国军官一步踏上前来，指着乐器，说，“这不是武器，可以带走。”

　　一个完整的军乐队，带着他们所有的鼓、号、喇叭，就穿过了关卡，进了越南。此后的三年半里，集中营内国歌照唱、进行曲照奏、激励士气的歌声不断，这个军乐队在乱世中维持礼乐。

　　小小的陈麾东后来虽然受苦受难，但是他不怨恨法国人。礼让军乐队进入越南的那个片刻的决定和动作，在他心中留下了无法忘怀的一种价值意识：那是文明，那是教养。从战争的地狱中走出来，一个法国号，像是天使手中最温柔的武器。

　　法国人出尔反尔欺诈国军，骗他们缴枪后投入集中营关了三年半时间，受尽饥饿疾病折磨。这个陈麾东却居然“受苦受难，但是他不怨恨法国人”，仅仅因为法国人剥夺他的武装和自由的同时，允许他保留了乐器。啊，“这个片刻的决定和动作”，是多么完美地体现了普世价值，“那是文明”， “那是教养”，“像是天使手中最温柔的武器”，而且大概还是用“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说的，由翻译变成劣等的中文，以启迪蒙昧的野蛮人——陈麾东当时没有做到福至心灵、立刻带领周围国军跪倒在地三呼万岁热泪盈眶，真是罪该万死，活该失去尊严和自由作为惩罚。

　　人必自辱而后人辱之。在场的国军兄弟们，在场的中国大老爷们，你们把手伸到裤裆里摸一摸：有没有想过，拿起你的中正式步枪，一个进步突刺，把刺刀扎进傲慢然而脓包的法国人胸膛，然后对他吓呆了的战友说：“我允许你，我的俘虏，给他一个体面的埋葬。”让法国人几十年后出版一本悲情注水书，在里面柔肠百结地倾诉：“虽然我的战友被杀害，但我不怨恨中国人。允许我们体面埋葬死者的那个片刻的决定和动作，在我心中留下了无法忘怀的一种价值意识：那是文明，那是教养。从战争的地狱中走出来，一把河南巩县兵工厂出品的中正式刺刀，像是天使手中最温柔的武器。”这种狮子的想法，难道从来就没有造访过这些国军的脑海？难道这支军队从上到下都是悲情的羔羊？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俺的同情心突然消散了——原来他们从统帅到小兵，都渗透了弱者意识和自觉自愿性，只要是面对洋人，在命运攸关的时刻不论群体大小，都会自动地选择最黑暗的前途，整整齐齐地排着队，低着头，顺服地向集中营、屠场和万人坑走去。这一幕从南京大屠杀中的数万国军俘虏，不停地上演，一直上演到越北孤军。

　　这个羔羊故事还有一个更加黑色幽默的结局。

　　1953年，悲情羔羊黄杰带着他的悲情羔羊们回到了台湾。因为他的“坚贞不屈”，被誉为 “海上苏武”（苏武内牛满面：俺是外交使节，手里一个兵都没有才被匈奴关押，这位老兄堂堂陆军上将，麾下三万人马却被人玩弄于鼓掌），即被擢升台北卫戍司令，又担任陆军总司令兼台湾防卫司令、国防部长，等于是蒋介石此时在台湾的第一号看门人。1996年病逝于台湾，终年93岁，可谓圆满的一生。而拒绝向英国人缴枪反而赢得尊敬的孙立人，这头国军军级将领中歼灭日军最多的狮子，灾难却降临到他的头上——蒋介石担忧他功高震主，于1955年将他逮捕并长期拘禁，一关就是三十三年，直到蒋经国死了，才获得自由，但是身体已经不行了，遂于1990年去世。
　　“懿维我祖，命世之英。 涿鹿奋战，区宇以宁。 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毛泽东这头狮子王一九三六年在黄帝陵前的发出的咆哮，至今振聋发聩。历史雄辩地证明，只有狮子才能驾驭狮子，一头雄狮所带领的队伍，哪怕一开始都是绵羊，最终都会变成雄狮；而一头绵羊带领的队伍，哪怕其中有雄狮，最终都会变成绵羊。孙立人拒绝绵羊的思维，绵羊领袖蒋中正把他收拾了；黄杰熟练地运用绵羊的思维和行为，绵羊领袖蒋中正对他很放心，待他很好，委以重任。

　　至此悲情倾诉的挖山法真相毕露了——玩弄悲情是绵羊的专利，到了最后，只会把军队和人民都陷入待宰羔羊的悲惨境地。所以悲情是值得弱者、失败者珍藏把玩和细细摩挲的好东西，却是强者、胜利者所不齿、不屑、不为的。
当俺看到龙应台写的那段“一个法国号，像是天使手中最温柔的武器”时，整个一个笑喷。这女人贱得太极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