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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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 (3) 

 作者： 中国历史研究院课题组 

   
　　 明朝和清朝政府的上述举措，并非完全出于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保守思想（事实上，传统的自然经济同样不可能完全离开市场交易），主要缘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乾隆皇帝对此有明确说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利之所在，瑕衅易滋”。在清朝统治者看来，面对大量涌入的西方人，只有强化整体管控，实行集中管理，方可避免生事生乱，以防出现危及政府统治和社会稳定的状况。
　　 “限关”的同时，明朝中后期、清朝中前期，政府为应对海陆边境（对外）贸易需求，采取了相对积极的政策。明朝中后期，东南沿海、北部长城一带至辽东地区，形成经济繁荣、华夷杂处的边境社会。为应对这一情况，明朝政府于1558年解禁了山东半岛至辽东半岛的海上航路；1567年松弛海禁，允许漳州府月港的民间海外贸易；1570年以降，在北部和东北地区的大同、张家口、开原、抚顺等地相继开放“互市”，最终形成内地—边境—朝鲜—日本—东南亚的庞大贸易网络。在相继平定三藩和收复台湾之后，清朝于1684年开海，施行积极的海外贸易政策；1717年为了平定准噶尔叛乱，再度施行南洋海禁；1727年重开南洋，此后东洋和南洋贸易一直持续至清末。18世纪的广州成为环球海上航路的重要中转港：从广州出发经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至印度洋沿岸各地，再经好望角到达欧洲；从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Acapulco）至菲律宾马尼拉，再至厦门及广州。
　　 此外，明清统治者对西洋科技和文化，采取“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的态度。明清之际，中国和西方科学文化交流，主要是由传教士开启的。从利玛窦开始，耶稣会士确立了在中国传教的两个基本策略：一是通过学习儒学，尊重中国风俗，以减少中国人的文化抵触和排斥心理；二是通过介绍西方科学文化，获取中国朝廷和士大夫支持。这些策略使天主教传播与中西科技文化交流紧密结合起来，在晚明和清初收到十分明显的成效。康熙年间来华传教士白晋说：“因为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经验使人们认识到，要在中国引入和传播基督教，宣传科学是一切必由之途中的最主要一种。到目前为止，上帝要所有的传教士都运用这种手段。今天，上帝似乎更明显地还要人们从今以后要运用科学来排除中国的异教邪道。”
　　 但是，到康熙晚年，形势发生剧变，直接原因是罗马教廷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祭孔，规定：“传教士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允许基督徒主持、参与或者出席一年数度例行的祭孔、祭祖的隆重仪式，我们宣布这种供祭是带有迷信色彩的。”这与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冲突，康熙帝明确讲“中国两千年来，奉行孔学之道”，雍正帝在接见传教士葛大度时重申“我们是不会为了你们的宗教而放弃有几千年历史的儒学的”。清廷和罗马教廷之间随后发生激烈文化冲突，康熙帝于1717年批准将天主堂改为“公庙”，将传教士尽行驱逐出境，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播。
　　 雍正帝即位后，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驱逐西方传教士，将其迁往澳门，其出发点与对国家安全的担忧密不可分。雍正帝直言不讳地对传教士说：“你们想让所有中国人都成为基督徒，这是你们宗教的要求，朕很清楚这一点。但这种情况下我们将变成什么呢？变成你们国王的臣民。你们培养的基督徒只承认你们，若遇风吹草动，他们可能惟你们之命是从。朕知道目前还没什么可担心的，但当成千上万的船只到来时就可能出乱子。”
　　 需要指出的是，禁止天主教传播不等于终止中西科学文化交流。在整个清前期，西方宗教在中国的影响仍然存在，西方传教士秘密传教的情况并不鲜见，清廷对西方先进科技也有一定程度接纳。乾隆时，纪昀等在谈到西学政策时曾说，“欧逻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其议论夸诈、迂怪，亦为异端之尤，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节取其技能”，指有选择地学习和吸收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主要集中在西洋天文历算和制造技术上。但在实践中，清廷对西方先进科技患得患失，并未将这一思想很好落实。“禁传其学术”，主要指禁止传播天主教。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而言，“学术”还应该包括当时西方先进的意识形态如启蒙思想等，但传教士没有将其带到中国，清政府也无从接受这些思想。
　　 显然，明清朝廷对中西交流采取的措施，主要是限制性的，并没有完全关上中国的大门，用“闭关”加以概括不符合历史实际。“限关”是自主行为，其动机是维护国土安全、文化安全，是面对外部袭扰，特别是面对西方殖民侵略威胁时，采取的防御性自我保护策略。因此，我们认为明清两朝中央政府采取的是“自主限关”的对外政策。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是否开放、如何开放、开放范围多大，属于国家主权范围。国内外一些学者简单地斥其为“落后”、责其为“野蛮”，甚至认为违反所谓“国际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五、“自主限关”政策下的中外交流
　　 “自主限关”政策具有维护国家主权、防范西方殖民侵略的意图，无论是形成还是发展，都有其历史合理性。最新研究表明，“自主限关”没有阻断明清时期中外经济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互鉴。明代中国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伴随明廷对外贸易管理制度的不断调整，朝贡贸易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
　　 一是朝贡给赐贸易。“正贡”与赏赐实际上相当于中外礼品交换。明太祖诏敕中屡屡表达“薄来而情厚则可，若其厚来而情薄，是为不可”的思想。这种交换的政治外交意义远重于经济贸易利益，因其贸易份额在整个贸易体系中只占很小一部分，乃至有学者认为这不能算是真正的贸易。《明会典》详细记载了25国始贡时间及其贡品，另有须文达那、拂菻、览邦等38国未记载具体贡品，合计63国。各国贡品以本国土特产品、珍奇为主，明朝的给赐则以丝绸、钞币为大宗。
　　 二是朝贡贸易中附带物品交易。除了贡赐品交换之外，还有各国使团成员（包括附搭来华的商人）附带物品的交易，明廷称为“附至番货”或“附搭货物”。这种“正贡”之外的商品交易，在朝贡贸易中占有相当大比重。明廷对此类贸易一般采取“关给钞锭，酬其价值”的办法，分别于京师会同馆、市舶司所在地及沿路进行贸易，具体贸易地点因国而异。
　　 三是遣使出洋直接贸易。这类贸易以郑和下西洋为典型，实际也是最能体现官方国际贸易体制的类型。七下西洋客观上也是国家权力介入区域合作的表现，郑和下西洋贯通了海陆丝绸之路，推动南海至印度洋的贸易达到一个历史的新高度。
　　 四是民间互市贸易。这是以往研究常常忽略的官方管理下的民间对外贸易。朝贡贸易本身包含一定的民间私人对外贸易。明人王圻曾言：“凡外夷贡者，我朝皆设市舶司以领之……许带方物，官设牙行与民贸易，谓之互市。是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互市。”这意味着朝贡贸易本身具有互市贸易内容。
　　 以明末高宇泰《敬止录·贡市考》引述永乐《鄞县志》中的外国物品清单为中心，通过对宋元明时期在宁波的贸易物品、仓储规模和市舶司及其行人设置方面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明初对外贸易远盛于宋元之时。明代对外贸易的特点在于有贡就有市，如日本国“正贡”的物品仅见20种，随带贸易的物品则多达248种。这种巨大差异提醒人们注意：朝贡贸易中作为礼品交换的物品只占极小部分，绝大多数是作为商品来交易的。进一步说，当时的国际贸易具有集区域各国重要资源交换的特点（开展贸易的各国统治者本身就是本国资源最大的控制者）。当时在宁波市舶司设有100个行人（即牙人），可见在国际合作机制下国际贸易的繁盛景象。
　　 中西经济贸易往来之频繁，在贸易规模、出口商品与白银和其他海外商品的涌入方面也得到了充分体现。从数据上看，明清中国海上贸易规模总体上持续增长。1685—1757年，西方来华商船312艘，而乾隆帝实行“一口通商”后的1758—1838年，前来广州贸易的商船达5107艘，是之前的16倍多。可知从康熙至乾隆时期的100余年间，海外贸易量有大幅度提高，“一口通商”并没有成为西方商船进入中国的阻碍。一些人认为中国人对海外贸易的态度是消极保守的观点也不能成立。以18世纪60年代广州贸易的数据为例，中国帆船运输货物量占广州贸易总数的25%，比运量最多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仅低2%，表明中国帆船运载的货物在广州贸易中占有很大比重。关税增长也是贸易量增长的重要体现，据粤海关统计，18世纪30年代到18世纪末平均每年税银不过5万两左右，而19世纪初则达到每年100多万两。道光八年（1828）至十七年间，关税收入更高达1500多万两。显然，在自主限关期间，中外贸易呈稳定增长态势。
　　 从商品出口情况看，明清时期中国织品、瓷器、茶叶等大量外销。17世纪下半叶，丝织品（包括生丝、丝绸等）和瓷器仍是最受欧美各国青睐的中国商品，这两种物品原是只供上流社会使用的奢侈品，逐渐走入寻常百姓家。比如，中美洲热带地区的居民已经开始穿着丝绸制品；又如，仅荷兰商船在17世纪就输出了1500万件中国瓷器。进入18世纪，欧洲贵族阶层仍然以拥有来自中国的精美瓷器为荣，他们往往在客厅中布置“中国角”，以展示自己的珍藏。18世纪20年代，茶叶开始取代丝织品，在此后很长时期内，成为占据首位的出口商品。
　　 此外，明清时期白银与其他海外商品的涌入，也可反映海外贸易的繁荣。明中叶以后，日本和美洲的白银大量涌入中国；清前期，白银流入的趋势仍在继续。据统计，1700—1830年间，中国进口白银价值9000万—1亿英镑。之所以有巨额白银流入，原因之一是西方国家本身没有多少能够吸引中国消费者的商品，他们所看重的商品，如英国的绒料在中国没有很大的销量，因为当时中国人没有穿着西服的习惯，绒制品价格又高，远不如土布实用。由于没有吸引中国人购买的商品，而作为“新世界”的美洲又盛产白银，他们就只能装载大量白银来华贸易。康熙时期来华英国船的银—货比价经常为2∶1，雍正年间更高达9∶1。白银之外，西方商船也运来胡椒、檀香、毛皮等商品，其中大部分产自东南亚。对清朝上流社会而言，钟表、火枪等西方产品更受欢迎。值得注意的是，明后期引入的番薯、玉米、烟草等美洲农作物，在清前期得到广泛传播，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西洋番舶虽然较少直接贩卖这些商品，但不能不说这些美洲作物在中国的普及，也是海外贸易促成的结果。
　　 中西文化交流在明清时期持续发展，中学在西传，西学在东渐。一方面，从晚明到清中前期，中国文化在西方使节、商人、传教士的笔端，在一些欧洲精英眼中，成为文明智慧与道德秩序的典范，备受推崇，18世纪的欧洲一度形成“中国热”（Chinoiserie）。另一方面，西学东渐的进程开启并不断推进，像“地圆说”、“日心说”、西洋绘画等知识的传入，自鸣钟、火器等制造技术的传入，不仅使中国知识界开阔了视野，而且对国家治理和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明末西洋传教士带来的“天学”知识体系在士大夫群体中引起很大反响。从顺治到乾隆的约150年间，清朝宫廷里从不缺少西方技术专家，这些传教士为清人提供从制订历法、舆图测绘、建造火炮，到园林建筑、绘画、御前医生等多种技术服务。乾隆时期纂修的《四库全书》就收录了56种西学著作。而天主教在中国扎根，使中国社会信仰结构发生深刻变化，推动其中国化则成为新的时代课题。
　　 六、“自主限关”政策的局限性
尽管明清政府“自主限关”政策具有防范外来侵略的一面，也没有阻断中外交流的进程，但不等于这一政策是完全正确的。相反，它的局限性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消极防御占据主导地位。16—19世纪，西方殖民侵略势力汹涌东来，频闯中国大门，但明清统治者并未对这一历史大变局进行深入分析和科学判断，相反满足于传统的朝贡体系，以“天朝上国”自居，心存通过限制或减少对外往来换取天下太平的幻想。“一口通商”之后获利甚厚的表象，实施海禁后得到的片刻安宁，使明清统治者沉湎于政策红利的沾沾自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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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主:ok_here于2022_08_28 8:37:02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