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上小学，星期六晚上我正跟父母在奶奶家渡周末。当时家里电话响个不停，全是单位找我爸妈，说要召回所有休假军人回去一级战备的。而那时北京的公共交通已经全部瘫痪，军队的车辆也在各个单位战备，可毕竟军令如山，我爸只好借来一辆三轮自行车带着我们全家往回赶。经过公主坟的时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满街被烧毁的军车。那天早上北京下着倾盆大雨，由于路滑，临近基地的时候我们连人带车还一度全翻到了路边的沟里。我爸妈被压在车下动弹不得，而我有没有力气把他们拖出来，眼看沟里的水越积越深，幸好附近有村民经过才把我们救了上来。我妈是军医，后来听说他们一个北京军区下面的一个小驻军医院就接受了300多伤兵。医院还专门开辟了一片地方供直升机起降。由于情况紧急，很多部队建制已经被打乱，已经无法正常核实身份，反正是穿军装的伤员都往部队医院送。伤员都得到了很好的治疗，还有很多慰问品比如手表，那时部队的歌舞团也经常来医院慰问演出。就是快出院的时候闹出了大笑话：很多身穿军装的伤员根本不是军人，在出院前拿了慰问品自己就提前开溜了，原来是骗吃骗喝的。而我爸当年在总参三部技术监听局。他们基地专门负责收集各国关于64反应态度的电子情报，并且每天上报。估计是要被整合到总参每天给国家领导人做国内外形势报告里去了。后来由于我爸的忠于职守，还获得了一枚当时特殊条件下颁发的“共和国卫士”勋章。奇怪的是我爸跟躲瘟疫似的，回家就把它扔进抽屉里以后再也没提起过。那时很多军人其实也很同情学生，家庭里讨论最多的反倒还不是学运的发展，而是38军军长徐勤先抗命带兵的经过，以及对他今后命运的猜测，还有就是以张爱萍将军为首的8个退休老将军是如何联合上书反对武力镇压的。我姥爷当年以副军职退休，是老红军，他就每天在家里整天念叨：怎么真能开枪呢？而我爷爷，一位退休前装甲兵学院正师级教官的态度却截然相反：暴乱份子早就应该强力镇压。一家人的态度都截然不同，管中窥豹，就知道其实当年部队内部各种意见其实也是很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