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处】军事史林 198803 

【作 者】京雨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至1953年7月战争结束，经历了2年零9个月的时间。这场无论在世界还是在中国战争史上都不能算长、范围也极有限的局部战争所具有的不容忽视、启寓深刻的意义就在于：对于一支在中国的大地上成长、基本上是以步兵运动作战形式为主(当然还有游击战和解放战争后期运用炮兵的城市攻坚战)迭克敌手的军队来说，这种异国之境敌对一方完全意义上的多兵种合同、在我一方还仅具雏型的步、炮兵协同作战，对我军的战术思想和原有体制是一次极为深刻的检验和难以言其值的补充，其经验教训带给人的教益是直到今天都有至深的体会和感受。本文就是笔者对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经验的一些粗浅认识与思考。
  　　一
  现代战争无论是隐蔽性、突然性、还是机动性都较以往大大提高。因之，如果指挥员在战前对局势的进一步发展没有一个准确的预测，没有通过这一预测做好相应的准备，那么一旦有着强大机动力的敌方向其选定的防御薄弱环节发起攻击，都将使猝不及防的守方或者失去作战主动权，或者丧失据守阵地。即使守方顽强的抵抗与及时的部署调整阻滞了敌人深入推进，也势必在重新判断、部署、组织反击的过程中，付出更大的代价，甚至招致全局的被动和失败，在这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绕过法军精心设防的马其诺防线，穿比利时攻入法界，使法军顾此失彼，不数日失陷全境，就是法国预测失误招致的结果。
  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进行的第一次战役，就是利用敌人在判断上的失误而组织实施的。
  美军自1950年9月仁川登陆后，对苏联、中国干涉的可能性确曾产生了较大的顾虑。然而华盛顿更多地注意了苏联的反应，中国的警告“只起了些微波”。东京联合国军总部则认为：中国进行干涉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基本上无敌的”美国空军会迫使中国人不战自退；而苏联人在冬季到来以前不可能调出大量的地面部队。显然，美军低估了我国参战的能力与决心，结果在其向北进犯的作战方案中完全将中国出兵的可能性置之度外。
  为了达成战役的突然性，我方实行了严格的保密制度。志愿军入朝前后，毛泽东迭次电示：渡江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日晨4时即停止，5时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只做不说，不将此事在报纸上做任何公开宣传；我各部派遣远出之侦察队，均要伪装朝鲜人民军，而不要称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借以迷惑敌人。由于我军在开战以前严密的封锁消息，使美国“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甚至是联合国中的中立国家，都没有获得关于这个问题(指中国出兵朝鲜作者注)的可靠的或有用的消息”。（注：《麦克阿瑟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3月第一版中译本，第269页。）毫无顾忌的麦克阿瑟于10月17日发布的“联合国军第四号作战命令”中取消了原定美第八集团军和第十军在平壤元山间汇合北进的计划，使该两部仍分西、东两线奔突冒进，甚至化整为零，以团至营连为单位在北部山地林间穿插，为我军各个击破提供了良机。以至我军向两水洞、龟头洞、温井、云山、熙川等地之敌发起突然攻击后，美军才大梦方醒，迅速向清川江以南溃退。李奇微说：“中国部队很有效地隐蔽了自己的运动，”（注：〔美〕马·邦·李奇微著：《朝鲜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年10月第一版中译本，第66页。）从而“达成了最令人震惊的突然性”。（注：〔美〕马·邦·李奇微著：《朝鲜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年10月第一版中译本，第69-70页。）然而，尽管对中国军队参战深具怀疑之心的麦克阿瑟在11月初承认了上述事实，但他错误估计了我军介入的规模，认为最多不过五、六万人，“象征性”地援助北朝鲜。这种一错再错的判断招致了他于11月24日发动的试图一劳永逸“解决朝鲜问题”的“圣诞攻势”更惨重的失败。他发现落入圈套的联合国军面对着的是一支人数众多、战斗力颇强、预有准备、战术灵活的新锐力量，联合国军被迫撤至三八线，由此，结束了他50年的军事生涯。
  1952年10月，敌人对我军上甘岭阵地的进攻，是选择我军守备力量相对薄弱(537.7高地北山和597.9高地只有2个连另1个排兵力，且没有纵深炮兵的掩护)，但地势较为险峻，不利其机械化部队运动作战这一地段作为突破口的。应当说，这也大大出乎我方的意料。
  1952年，朝鲜战争在经历了8个月的运动战阶段后，便处于一种“低烈度”、“保持接触”的胶着状态。这年春夏季的陆地攻势谈不上有引人注目的发展，双方的主要精力放在坑道与防御工事的强固上。到8、9月的秋季，朝鲜四季中最适于军事行动的季节，泥泞的雨季过后、寒气逼人的冬天未到来之前，战场对峙双方都在寻求军事上的“杀手锏”以迫对手在谈判桌上就范。
  同年8月13日，志愿军司令部在敌情通报中，估计驻日美骑一师“似调南朝鲜”。20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和美第一、第九、第十军高级将领到前线美第七师正面视察，范佛里特并陪同李承晚到铁原活动。在此之前数日，克拉克宣布在朝联合国军所属各部一律禁止发表番号。种种迹象表明，敌人的“秋季攻势”正在加紧筹划。
  敌人主攻方向会选择在哪里?是西方山地带、还是五圣山前沿?我方将注意力置于前者。当时的分析是，平康方向我四十四师正面的西方山、斗流峰地段驻有战斗力较强的美军第七师，特别是西方山以西地区与我右邻第三十八军接合部地势开阔，便于敌人机械化部队运动；而敌人如果发动一定规模的攻势，必须借助其驻日本的力量，很可能会从日本调来骑一师，连同在朝鲜的1个美军师、1个伪军师加上西方山正面的2个师，这样的攻势大概可持续20天到1个月时间。五圣山位居中朝军队防线中部要冲，海拔1061.7公尺，西临平康平原、东扼金化经金城通往通川之咽喉，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以此为突破口，从军事上看困难会更多，进攻代价亦大。但是五圣山及其前沿高地，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前沿上甘岭之597.9高地与敌重要桥头堡鸡雄山阵地相隔400余公尺，537.7北高地与敌占537.7高地相距仅百公尺左右，高地南部的金化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交通枢纽，有东通桦川，西至铁原、涟川，北到金城，南达汉城的公路，为美、伪军往来运输的动脉。然而金化附近地域及纵深沿线均纳入我军据守的五圣山主峰和597.9高地视界内，成为居高临下的背上“芒刺”。这就是敌人不惜代价在此冒险的动因。
  恰恰在这个易守难攻的方位上，我军对敌人进攻规模与作战意图的估计发生了偏差。当我方发现，驻在日本的美骑一师并未调到朝鲜，其他方面调动也不大时，便轻视了敌人有对上甘岭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的能力，仅派2个连零1个排据守537.7高地北山和597.9高地。甚至10月5日向我军投诚的伪军第二师第三十二团上士参谋李钅吉求道出伪二师将配合美七师进攻上甘岭我军两高地的企图，谓“其攻击命令业已下达”，（注：《1952年秋季反击作战总结》，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部印，1953年5月。）仍未引起我方的足够重视。至于敌人10月14日向上甘岭高地发起攻击前派小分队对我前沿阵地的多次侦察性进攻和连续捕去我3名哨兵的反常举动，就更是被不应有的忽视了。由于五圣山前沿的险峻地形使我轻视了敌人在这一地带发动攻势的可能，判断上的失误，导致了我在部署上仍以西方山方向为防守重点，计划以第四十五师之一三三、一三四团各一部于10月18日向注字洞南山之敌发动强大攻势，并由炮二师抽调4个连加强这一地区的作战力量。五圣山方面，由第一三五团据守454.4、537.7北山及597.9高地，这一地区的一般性准备，使我在上甘岭地区防御力量处于相对薄弱的状况。因而，在10月14日敌人发起攻击后的8小时内，我阵地部队未能得到炮兵的有力支援，当日伤亡550余人，到18日，597.9和537.7北山地面阵地被敌人全部占领。直到我军调整部署，动用第十五军预备队、兵团预备队和炮兵第七、第二师各一部，才重新控制了局势。
  上甘岭保卫战由最初营连规模发展到双方投入10万兵力、持续47天的“战役规模”，（注：《1952年秋季反击作战总结》，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部印，1953年5月。）程度剧烈、代价也很巨大，我军伤亡1.15万余人。这其中的装备、地理因素等等姑且不论，如果我军对战前出现的各种显而易见的征兆能够作出准确的判断，有一个相应的准备，那么，此次战役的持续时间和予敌杀伤数量都会更短、更多一些，我军的损失也会减少。
  　　二
  在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兵器杀伤的威力不断增大的条件下，战役规模的各种指标要素中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欧洲中世纪集群会战、两次世界大战中和我军历史上几十万人的围歼战役，在新的时期已经难以再有产生的条件。战役军团如何由小型分散配置到快速集中使用，则成为人们当今探讨的话题。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对战争规模的制约与消耗巨大的战争对经济领域的深刻影响，都将使战争双方并非主观地受到限制与束缚。人们不得不承认：在现代战争中，技术条件的因素比以往更为突出地影响决策者计划的成功与否；而战略战术则更为集中地反映了战争物质基础的所有变化。“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注：《朱德选集》，战士出版社(重印)1983年8月第一版，第168页。）成为战争双方作出决策的依据。
  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抗美援朝战争带有这一总趋势的种种特点。
  在这场装备技术性能悬殊的双方所进行的范围十分有限的局部战争中，连续进行五次战役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面对的现实是：
  (一)没有一个可以迂回、伸展的广阔幅员
  运动作战、快速穿插本来是我军的特长。但在东西仅宽200公里的朝鲜半岛，大范围的战略迂回、大纵深的外线出击受到地理条件的极大限制。如果说朝鲜地形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不利于发挥我军特长，便利于美国陆军的整体运动、空军的逐段封锁、海军的两岸牵制。在这块狭长的地幅内，我军不可能同时制造数个战场以策应“千里跃进式”的敌后纵深区域作战。解放战争中，我军能够在辽沈战役结束之时发动淮海战役，于淮海战役进行当中组织平津战役，在纵横几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运动两百万军队，使东北、华北、中原三大战场互为援应、此伏彼起。而在朝鲜，无论中国人民志愿军当时具有的兵力、火力与战勤保障能力，还是狭窄、生疏的地形都不具备组织较大规模围歼作战的基本条件。第二次战役中，我第三十八军插向敌后三所里，可以说是整个战争中成功地实施一次影响较大的穿插切断作战，在敌人眼底封锁下运动了1个师的兵力，打乱了麦克阿瑟的战役计划。然而这次作战，由于我军穿插兵力过于单薄、火力强度有限，在前后受敌的态势中未能更多的围歼机械化程度很高的敌人。无可置疑的是，在敌人握有制空权、拥有绝对的海上优势而在东西海岸牵制我相当兵力(战争后期竟牵制我战场总兵力的45%左右)的条件下，我军向敌人防御纵深作任何战略性的迂回、出击都有遭到“空地一体”合击的可能，成为无法实现的设想。这也就是抗美援朝战争战略反攻阶段敌我双方呈一线水平进退，战略防御阶段阵地前沿反复争夺、沿线坑道对峙的原因所在。显然，如能在敌人腹地开辟战场，进行“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第一版，第452页。）这种绵延百里的坑道、暗堡防线势将成为图劳之举。
  
(二)装备火力强度差异悬殊
  从美军、南朝鲜军主要装备来看，美军1个步兵师的单位火力远强于我方1个军所能拥有的火力。当时美军重装步兵师总人数1.5万至2万人，主要装备见表（原杂志的图表网上没有，大家看下面数据吧）：
  
  由此可见，美军步兵的基本武器是卡宾枪、冲锋枪、三　步枪、五　重机和火箭筒，而我军步兵主要是步枪、冲锋枪和少量机枪等各个时期的混合装备(有抗战时期的日制武器，三战时期的美制武器，朝战时期的苏制、美制武器以及自制武器等等)。美军1个步兵师70mm以上口径炮为470-500门左右，1个军达到1400多门，当时中国人民志愿军1个军仅有各种口径炮198门，约为美军1个师拥有量的40%、1个军拥有量的13%。五次战役中，前四次战役我无坦克参战，反坦克火炮也很少，反坦克火器以六　火箭筒、爆破筒、地雷、手雷为主，对敌之坦克群够不成致命威胁。鉴于被围联合国军多次以坦克为先导或外援突击力量冲破我包围圈，毛泽东强调：“我军必须增强反坦克武器，足以征服敌人的大量坦克，才能阻止敌人坦克的猖獗和大量歼灭敌人的步兵”。（注：1951年6月毛泽东给志愿军指示电。）

     第五次战役，我首次出动了坦克，增加了九　火箭筒、战防炮、无坐力炮，反坦克火力才得到大大增强。这样一种状况，使我军尽管用渗透、迂回、分割战术包围了一处又一处美、伪军团、营，甚至“腰斩”了整师兵力，但是被围之敌凭借麋集之后形成的强大火力与突破力每每破网而出，逃脱了悉数被歼的厄运。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聚歼敌人的必要火力。运动作战期间我军多次予敌包围中，围歼兵力是被围之敌的3至6倍，这一比例是符合通常标准的。但是如果再以压制炮兵3倍于敌、反坦克火器6个单位对敌1个装甲目标这样一个尺度来衡量，则我围歼兵力拥有的火器就显得大大不足了。

     仅以炮兵为例。运动战初期，我全军只有两三个炮师尚且不论，就是到阵地战阶段达到六、七个炮师时，仍不能足以制压敌人炮兵对我方的威胁。如1952年10月上甘岭战役，我由战役初期的60余门火炮到战役后期增加到130余门，每公里正面达到45门左右，炮火准备时间10至15分钟，这是整个战争中我集中使用炮兵的一个典例。而作为主要对手的美军，在这次战争中主要地段上每公里正面火炮平均达到75门(包括坦克自行火炮和高射炮)，这种密度虽未达到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每公里正面100-125门火炮的水平，但美军火炮一般口径大(105、155、203mm)、射程远、弹药足、观测精、炮火准备持续时间长(40-60分)，加上在主要突击方向上每个军可得到战术航空兵3-4个联队、约100-300架飞机支援（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的基本经验》(草稿)，高等军事学院编，1958年6月28日。），所以突围与进攻的火力很猛。远距离的射程、充足的弹源还能保证它对我军阵地前沿和纵深地带进行扰乱、压制、摧毁、拦阻射击。

     1952年9-12月4个月不完全统计，我第十五军在敌人炮击中减员占减员总数的43.5%，这就是说我军伤亡的几乎一半是敌人炮火造成的。事实证明，以我军绵薄有限、供弹不足的火力完成在运动战阶段围歼敌团以上兵力、阵地战时期攻击敌营以上防御设施的任务，不仅是困难的，而且是难以实现的。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面对大兵压境的德军，能够力挽狂澜、扭转战局，除了正确的战略决策和不可缺少的意志力量外，就是在几次至关重要的战役中以强大火力实施聚歼任务的。1945年2月奥得河战役，苏军步兵、炮兵、坦克均超过德军9倍，每公里正面火炮230-250门(均为76mm口径以上)；攻克柏林战役，苏军在主要突破地段每公里火炮和迫击炮战术密度更达到300门以上。战争期间，苏军最高统帅部极为重视提高火力强度。1942年苏联方面军的编成内开始有了坦克军、机械化军和坦克集团军(混合编成)。到1943年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反攻阶段，苏军在主要突击方向每公里正面火炮和迫击炮由1942年的30-60门增加到近200门，并向斯大林格勒附近被围德军实施了苏军在卫国战争中第一次徐进弹幕射击。对此，战后苏军作出了这样的总结：“在这次战役中，苏军更为果敢地密集使用兵力兵器。特别是坦克和炮兵，从而在主要突击方向上造成了决定性的优势。”（注：〔苏〕C.C.洛托茨基等著：《战争史和军事学术史》，战士出版社1980年12月第一版中译本，第233页。）
  可以说，成功的分割包围与强大的集中火力是“歼灭”而不是“击溃”敌人的必要前提。
  
(三)异国作战的后勤补充问题
  苏联军事家伏龙芝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战争的结局不仅直接决定于前线，而且决定于后方。对于后勤的作用，历代军事家都认为它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在现代战争中，其地位尤其突出。
  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在后勤供给方面存在着两个明显的困难：第一，前运的物资不能保障战场需要；第二，兵员、物资不能就地补充。
  物资紧缺是运动战时期一个突出的问题。在这里，我军不可能再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号召苏区人民献粮百万担，抗日战争时期寓兵于民的“边战边耕”，解放战争时期“手推车保证了一个战役”那样就地取材、自行补充。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短短几个月内连续进行五次战役，战况剧烈造成的大量消耗，战线延长与不适于运输的作战地形对战勤保障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我军在国内战争时期形成的后勤供应体制，一时不能适应这种全异的环境和急剧的变化。第二、第三次战役进行期间正值寒冬时节，气温零下二三十度，我军各部队冬装尚未配齐，特别是我国江南地区部队，防寒经验不多，有些团队冻伤多达70%，冻伤超过战伤，甚至还有冻死的现象。人员冻伤已成为部队减员的一大因素。粮油蔬菜不能及时送到前线，在前三次战役中，粮食供给按全军平均计算，仅能保证所需要的25%。由于敌机封锁、自然条件限制和供给体制存在的问题，导致这种“更加恶劣”的状况严重影响了我军“战役决心、战役持续时间、战役深度和军队的机动集结和作战”。（注：中国人民志愿军党委：《关于供应问题的指示》，1951年5月。）

 第一次战役，我追敌到清川江时粮弹便已告罄；第二次战役，我原拟在西线以两个军另两个师担任迂回任务，因粮弹不能保证这一数目部队所需，只好减少两个师。如此掣肘，使志愿军领率机关痛切认识到：“战争是人力物力的竞赛，尤其对于具有高度技术装备的美军作战，如果没有最低限度的物资供应，要想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注：中国人民志愿军党委：《关于供应问题的指示》，1951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志愿军党委于1951年5月专门做出加强后方勤务的决定，要求全军把后勤工作作为“目前时期我们一切工作的首要环节，并责成各级加强对后勤的领导，把它列为议事日程第一项。”（注：中国人民志愿军党委：《关于供应问题的指示》，1951年5月。）此后，志愿军后勤力量得到大大充实。1952年上甘岭战役我参战部队总共4.3万人，然而担负后勤运输的部队就达8000余人。这次战役中，我在运输中伤亡1700余人，占我军战役伤亡总数的14.8%。
  同物资供给一样，我军的人员补充亦来源于国内。朝鲜战争的剧烈、残酷，使我军减员甚大。从1950年10月到1953年7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33个月，战斗减员36万人(不包括朝鲜人民军)，每月平均减员1万零几百人。所缺员额，一方面由我国东北输入新兵补充，另一方面国内部队轮番入朝。仅运动战时期的8个月内，我军除第一批部队6个军，又陆续增调第九、第十九、第三个兵团进入一线作战。解放战争中，我军一整套的“即俘即补、即补即教、即教即打(参加战斗)”的溶俘经验和“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第一版，第1144页。）的补给方式已不能适应现在所处的环境。1948年淮海战役中，我以60万兵力一战吃掉黄伯韬兵团，二战报销黄维兵团，三战解决杜聿明集团共达55万余人。然而要知道，在四年被我消灭的国民党军队807万人中，被俘者便占458.6万多人，再加上起义与改编的114万人，则二者数字共达573万人，约占歼敌总数的71%（注：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三卷统计附表，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7月第一版。），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队伍中，成为5百万人民解放军的一个组成部分。此时此地，我军俘获敌方人员不仅数量少(1952年12月朝鲜停战谈判讨论战俘议题时，联合国军被俘人员约1.2万人，阵地战时期俘获更少)，而且不能加以补充和改编。
  1951年上半年，我军总结了入朝以来的经验教训和作战中暴露出的种种问题，制定并且实行了“分区供应与建制供应”相结合、“轮番休整、轮番作战”的方针，从而解决了保障与保持部队战斗力的两大难题，并为现今体制的形成提供了进一步完善的依据。
  　　
(四)美军速进速退战术
  和蒋介石集团不同的是，美军不以一城一地的得失作为其战略部署的着眼点。在使用有限兵力与发挥装备效能方面，他们是精工于心、尽其所用的，其反应的速度(跟进与撤退)之快在我军的意料之外。
  第一次战役当我第三十八军从敌右翼沿清川江左岸插向院里时，敌人感到翼侧受到威胁，立即开始全线撤退。第二次战役在我军出敌意料地抢占三所里后，敌全军震动，主力迅即收缩，向三八线以南实施总退却。为了减轻负担，美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授权下属“可以丢弃一切妨碍后撤速度的装备”（注：〔美〕马·邦·李奇微著：《朝鲜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年10月第一版中译本，第86页。）。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还曾毫不客气地否决了一项要“不惜一切代价”扼守阵地的命令，认为那是一种“无谓的冒险”。有了两次冒进教训，美军更为注意各军之间、尤其是翼侧部队之间“连成一气”的行动了。李奇微要求所属部队在进攻中要保持建制的完整性，避免因冒然行动而陷入包围，被各个击破。他还指示各军追击要有限度，“只能在仍可获得强大支援的情况下才继续追击，或者至少要在部队能及时与敌脱离接触、进行局部后撤的情况下才实施追击”（注：〔美〕马·邦·李奇微著：《朝鲜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年10月第一版中译本，第123页。）。

   如果我们由此联想到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队夺城占地、兵分八方的历史，特别是在辽沈战役遭受沉重打击后，国民党军华北集团仍然首鼠两端、刘峙集团依然举足难下，那么，美军受到打击后即速由清川江撤至三八线而三七线，转而实行“主力靠拢、齐头并进、稳扎稳打、等齐发展”的方针，就可以称得上是聪明之举了。“圣诞攻势”后，美军在三八线至三七线之间布置了五道防线，并在作战中以一条东西相连的战线形式呈平面进退。为了保持战线贯通的连续性，美军甚至放弃春川、汉城，这样整个战场敌我双方从三七线到三八线的反复进退，出现了麦克阿瑟称之为“手风琴似”（注：〔美〕约翰·斯帕尼尔著：《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冲突和朝鲜战争》，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2月第一版中译本，第239页。）的“拉锯”状态。

  由于敌人更为注意陆地部队的等齐发展、空地火力的合成使用，以及对我军特点研究后(第八集团军司令部专门向部队下发《对中共部队战术之研究》的材料)针对“礼拜攻势”对我军实施的快速反扑、磁性战术，使我军遭受一定程度的损失。如1951年5月20日，第五次战役中在我军5月中旬发动东线攻势没几天，联合国军迅即组织反扑，美第一、第九、第十军和南朝鲜第一军以坦克为前导向北猛插：第一军沿议政府、涟川公路攻击铁原，第九军沿洪川、加平、春川公路进犯金化，第十军沿洪川、自隐里公路兵指杨口。我军对敌人如此快的作出反应极感意外，未能及时组织数以千计的伤员后撤，并配置一定尾后兵力控制要点公路，结果在敌快速纵队反扑下造成极大被动，我第一八　师身陷重围，损失极大。为了阻止敌人这次来势汹猛的反扑，我军拟设了三道防线，甚至准备敌军进到平壤、元山线、待国内兵团调入后再行反击。但在我前线部队顽强阻击下，终于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
  第五次战役后期我军指挥上出现的某些失误和美军突如其来的快速反击，一度使我连续作战、正后退以待补整的部队处于被迫展开应战的不利地位。时机稍纵即逝，全线岌岌可危，第二十兵团火速调朝，意在阻止美军长驱直入。这次战役，无论是我军作战还是美军战术，都有值得探讨的必要。
  　　三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毛泽东1947年12月提出的著名十大军事原则之一。从大量文电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关于“集中兵力”的作战思想：兵力使用上主张“以十当一”；（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第一版，第209页。）选择目标上强调在“主要方向、在同一个时间内，只应有一个”；（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第一版，第208页。）歼敌原则，须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第一版，第1095页。）作战方式，要“在一切有利的场合，每战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不能包围其全部也包围其一部，不能俘获所包围之全部也俘获所包围之一部，不能俘获所包围之一部也大量杀伤所包围之一部”；（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第一版，第471页。）实行这一战术的效果是：“一能全歼，二能速决。”（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第一版，第1094页。）
  毛泽东同志曾以“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第一版，第220页。）的比喻，说明击溃敌人10个师不如消灭敌人1个师的道理。他十分重视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反对在兵力使用上的平均主义、四面出击，提出对待敌人要全盘吃掉、不留颗粒，这是长期国内战争的经验总结，是我军打败一切敌人的作战原则之一。但是究竟以多少敌人作为选择的围歼目标，能够为我军拥有的火力所承受、所吃掉，则要根据对象的实力作出合理的部署。
  在抗美援朝战争运动战时期前后几次战役中，我军曾以出其不意的渗透、分割，包围敌整团、整营达10处以上，结果都因合围兵力、火力不足被敌突破逃走。第一次战役，我集中20余万兵力以伪军4个师(第一、第六、第七、第八师)、美军2个师(第二十四、骑兵第一师一部)、英军1个旅(第二十七旅)作为重点打击对象。毛泽东两次电示彭德怀：“首先歼灭伪一、伪六、伪八等师，然后再打美英军；”（注：《毛泽东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1年12月第一版，第662页。）“我军第一个战役，须确定以歼灭上述三个伪军师为目标，分为几个大小战斗完成之，然后再打美、英军”。（注：《毛泽东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1年12月第一版，第663页。）结果，整个战役仅不成建制地消灭敌人1.5万余人。第二次战役前，我提出争取歼敌七、八个团。战役开始后，基于敌军在东西前沿的大量集结，为我聚歼提供时机的有利条件，我又提出西线争取歼灭个左右美军师、4个伪军师，东线争取歼灭2个美军师及1个伪军师的设想，结果仍未遂愿，整个战役呈现出各个击破的局面，歼敌3.6万余人。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我拟集中3个兵团(共12个军)分割歼灭敌5个师(内美军3个师)另2个旅，第二阶段又集中6个军准备打掉东线伪军4个师，并特别调集刚入朝的两个兵团参战，然而又未能奏效。五次战役成建制歼灭敌人，只有伪军1个师(基本上歼灭)和美军2个团大部。
  当第一次战役刚刚发起时，彭德怀同志对作战中“难以消化”的现象和我军的承受能力就有所认识。10月25日，他向中央军委提出“我企图一仗聚歼两三个师甚困难”，“故决定以军和师分途歼灭敌之一个团和两个团，求得第一次战役中数个战斗歼灭敌一两个师。”（注：《毛泽东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1年12月第一版，第686页。）事后证明，这一建议与实际结果是相吻合的。
  我军在出国作战中遇到的种种困难(诸如恶劣的气候条件、生疏的地理环境、不懂的语言文字、不同的风俗习惯、不能就地取材的供应等)和日益明显的装备性能差距，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逐渐注意并且认识到了。志愿军出国前毛泽东曾经提出“我军目前尚无一次歼灭一个美国军的把握”，（注：《毛泽东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1年12月第一版，第346页。）要达到这一目的，要有四倍于敌人的兵力(4个军对敌1个军)和一倍半至两倍于敌人的火力(用2200门至3000门70mm以上口径炮对敌人同样口径的1500门炮)才能“有把握地干净地彻底地歼灭敌人的一个军。”（注：《毛泽东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1年12月第一版，第347页。）而实际上，即使我军集中了这一数目的兵力，也达不到应该具有的火力强度。整个这次战争中，我军使用炮兵最大规模的一次是1953年7月金城以南进攻战役，调集各种炮1094门，由10个汽车团日夜兼程赶运弹药，就是这种规模，在此之前也不可能做到。从历次战役得失看，我第三十九军于1950年10月在云山将美骑一师1个团大部歼灭；我第五十军于1951年1月3日在高阳地区将英皇家奥斯特来复枪团第一营及英第八骑兵(坦克)团直属中队全部歼灭；第二次战役中，我第三十九军1个师和炮二师1个团将敌约1000人包围在上、下九洞、上草洞(云山东南6公里)一带地区，被围之敌在数十架飞机和几十辆坦克掩护下突围出去；第四次战役我第四十军以1个师的兵力围攻敌1个加强营，未能吃掉这股敌人；第五次战役我军分割包围了多处敌人，大多被其突破，我第六十三军原拟消灭英第二十九旅，但只消灭其1个营。五次战役我军对实力较强的美、英军作战的结果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以师的规模围歼美英军营或营以上的建制单位则难以奏效，以军的规模攻击美英军的旅便消化不了。用传统的战术近战，但不能接近敌人；夜战，当晚不能吃掉；速决战，心有余而力不足。
  1951年5月26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一封电报中指出：“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这就要求我们“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打美、英军和打伪军不同。打伪军可以实行战略或战役的大包围，打美、英军则在几个月内还不要实行这种大包围，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即每军每次只精心选择敌军一个营或略多一点对象而全部地包围歼灭之”。（注：《毛泽东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1年12月第一版，第352页。）这就是小口小吃的“削萝卜”方针。
  运动战阶段，我军可以在一定的区域内以几万、十几万人的兵力行多点分割、切断、包围，造成在次等方向上用1个人去扭打3个敌人，在主要方向上以3个人痛打1个敌人（注：《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11月第一版，第62页。）的局面。但是，进入坚守防御阶段后，双方都在前沿地带呈纵深梯次配备构筑强固的以坑道、明暗火力点为主的防御工事。因而在兵力使用与展开上，攻击一点时，作战双方不可能一次性投入大批兵力，而只能逐次批量使用，这样于相持过程中，双方都能在某个热点迅速增加兵员密度和火力强度，战斗呈现出持续、反复的特点。1952年10月6日我第三十八军进攻394.8高地就是一例。该高地为南朝鲜军第九师第三十团一营守备，又复得到该团三营的加强。阵地不但设有地堡220余个，前沿至纵深铺设多道屋脊形和环形铁丝网并有地雷照明雷等副防御设施，兵力和构设均较强固。10月6日17时30分，我以6个连又2个排的兵力在山、野、榴炮116门支援下向394.8高地发起攻击，当晚未取得显著进展，仅克主峰北无名高地，又投入两连兵力仍拿主峰不下。次日凌晨1时调1个整团参加主峰战斗，经过一天争夺，7日23时我军占领主峰。随即，南朝鲜军第九师在其后的7天内，少则两个连、多则两个营向主峰阵地发动连续反扑，我坚守部队伤亡极大，尽管包括军第二梯队的3个团全部用上，仍未能制止敌人反扑。14日13时主峰失守，而此时我已动用了5个多团的兵力，部队减员甚多，储备兵力已无，敌方仍为伪九师力量，铁原美三师尚未调动，我如在已不利的394.8高地投入更多兵力，前景将不会乐观。10月15日3时，第三十八军全部撤出394.8高地战斗。这次进攻作战，我陆续投入的兵力不可谓不多，火力亦强，但不能迅速拿下主峰、解决战斗，致使敌人得以在短时间内调集反扑兵力，乘我刚刚立足未稳之际，发动连续的波次冲锋，消耗我坚守兵力。
  阵地作战证明了这样一个经验：“选择伪军一个营以下(如系美军则兵力更不宜扩大)守备兵力的阵地，敌守备兵力愈大阵地纵深愈大，不易迅速解决战斗。……攻歼伪军一个连左右兵力的阵地，经过充分准备后一般均是顺利的。攻歼伪军一个排的阵地均在很短时间内解决战斗，我代价亦小。敌一个营的阵地，纵深加大，抵强力加强，阵地内的反冲锋增多，纵深战斗时间拖长，甚至有当晚不能解决战斗的可能。由于敌守备兵力较大我投入战斗的部队必然加多，伤亡亦将增大。”（注：郑维山：《九、十月份战术反击作战的几个主要经验》，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部，1952年12月26日。）
  在大大小小、对敌师团到营连的成十上百次作战中，我军总结出运动作战中以敌营为基本单位，阵地作战中以其连、排为攻击目标的歼敌原则。这其中既凝聚了成功的经验，又涵概了失利的教训。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不到3年，时间虽然短暂，双方进行的还仅是一场“初级的现代战争”，但却是对我军在长期国内战争中形成的一整套作战原则、体制、通信手段、协同方式、后勤保障系统的一次全面的检验。在这场战争中，不仅打出了一个空军，轰出了一个炮兵，创造了“轮番作战”的替补形式，确立了分区与建制供应的保障机制，洗炼了“密集使用兵力”的传统战法，更在运动进攻、机动防御、坚守防御中总结和制定了与之相应的战术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范围有限、目标有限、使用手段有限的“中强度”战争，对我军无疑是一次新的体验和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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