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成都双石：军史上的朱毛之争（一） 由 开水送服 于 2017-12-29 18:58

三个最大的组织原则？
　　这里简要介绍一下双方各自的基本观点。

　　毛泽东的基本意见是，红四军领导人之间的分歧产生缘由，是因为领导人中有人在“三个最大的组织原则上发生动摇”。这三个“最大的组织原则”是：
　　一、“绝对的党领导”（当时的口号是：党管理一切），“一切问题都要在各级党的会议席上议决之后，才许党员个人依照决议去执行工作”，“一颗子弹不问过党不能分配”，“指导员支配军官”。在四军中党的主要问题，是“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的斗争”，“我们首先要记得的就是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而且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的”，“红军既是从旧式军队变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的拥护者和一些反对这种思想习惯制度的人作斗争”，“失败环境之下拖出来的……十分原因中有九分是靠了个人的领导才得救的，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这样，党在这部队里就不能有“绝对的指挥权”、“小团体主义充分存在而发展”，“党不敢作调动枪支尝试”（这暗指朱德带来的二十八团）。
　　二、一切工作归支部：支部建在连上了，支部就要领导一切工作。
　　三、党员个人自由要受限制。

　　针对“家长制”的指责，毛泽东说明，四军从来都是集体讨论决定问题，没有家长制。只是因为“四军中有一种党部书记兼充党代表制度”，引起了误解。

　　朱德针对这些意见，说明或反驳之：

　　一、“党管理一切为最高原则，共产主义中实在找不出来”，这种口号“是违背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故而不同意“党管一切”的说法。还批评“甚至党还没有管理一切而是……书记管理一切。”

　　二、对于“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原则，他是“极端拥护的”，且主张“自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而反对“由上而下的家长制”，不反对集权于前委，但反对集权于前委书记。而且他认为，四军在原则上坚持得不够，成为“一切工作集中于前委”。前委“对外代替群众机关，对内代替各级党部”，“这样何尝有工作归支部呢?”

　　三、他认为党员在党内要严格执行纪律，自由要受到纪律的限制，他认为只有“赞成执行铁的纪律方能培养全数党员对党的训练和信仰奋斗有所依归”。同时，他指出，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做好，不仅自由发表意见，自由谩骂同志，而且对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也不认真执行。

　　如果不问具体环境和具体情况，仅从字面和表述上来理解这些意见，联系到现如今的“党政分开”，估计有相当多的人要投毛泽东的反对票。

　　然而这是在严峻的对敌斗争的环境中，是在“乌合之众”的本钱上建立一支革命军队。

　　当时的红四军还处在草创时期，而被大革命浪潮所影响的年青人反封建意识极为强烈，“民主”之口号也极为时髦。但对于在严峻的革命斗争如何运用民主、发扬民主并团结群众统一意志去争取革命斗争的胜利，大多数人认识是非常模糊和肤浅的。就是朱德、陈毅等人，也都认为“自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才是工农革命军队与军阀部队的区别——甚至明确认定造成“党军”是一种“错误倾向”，因而往往事事交下级“自由讨论”，执行“民主”走向了极端，而未能充分认识到军队的特殊性使军队必须集权，必须垂直领导，按级服从。军机大事必须由军队的党委或军政领导讨论决定，可以征求也可以不征求下级意见，有必要交下级讨论时也必须先拿出领导集体讨论拟定了的方案，而决不能放任地“先由下级讨论”——“八月失败”的教训之一，就是这种放任地“先由下级讨论”，以致朱德、陈毅等党政军的领导人也无法控制和掌握部队。况且，这种讨论往往漫无边际而难有结论，甚至讨论到了谁犯了错误该打几下屁股——这显然与严峻紧迫的斗争形势是不相适应的。

　　至于“不服从中央指示”、“不服从中央调动”。那显然是由于还没有更多的实践和消息来证明毛泽东过人的英明和坚强，因而对毛泽东能顶住错误指示、向中央据理力争未作应得的高度评价。实际上，中央4月7日已有信开始改变“二月来信”的指示；而在接到毛泽东所写的前委4月5日的复信后，讨论了并决心“坚决改变此(红军散入农村的)原则”。能够忠诚而勇敢地顶住中共中央、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正是毛泽东最优秀的政治品质和胆识魄力。

　　虽然毛泽东要在“极度端民主化”极为时尚的环境中旗帜鲜明地维护和巩固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的大原则上是站住了脚的，坚持把红四军的领导权集中到前委的意见也是完全正确的。但由于缺乏经验和指导思想的偏颇，加上个人个性、作风和方法的缺陷和缺点，在党对军队实行统一集中的领导和党需要发挥军政首长的作用这一对矛盾的处理上，是存在着偏差和抵触的——其“三个原则”的表述也并非无隙可击。比如，党管理“一切”，“一切”问题都要经过党的会议讨论做出决议然后才允许党员按照决议去执行，“指导员支配军官”等等，已属“矫枉过正”之辞。事实上，这些“过正”之辞，后来的革命斗争中成长成熟起来的后的毛泽东等人，也是进行了重大修正和完善的。“党管理一切”完善成为“以党的领导为核心”、“党领导一切”；“一切工作归支部”演化成为“党委领导下的首长负责制”；“指导员支配军官”进步成为“军政首长分工负责制”、“党委会分工负责制”，等等。

　　至于“一颗子弹不问过党不能分配”，也属在当时环境和情况下的极端说法，毕竟那时家业太小，又必须保证党组织能实实在在地掌握住部队。“一切缴获要归公”，在最喜欢划拉坛坛罐罐的农民群众为主体的军队要真正贯彻实施，也必须要有最权威的组织形式而不是个人的实际控制和介入。

　　而朱德所要争的，是他作为前委集体领导下的军长应有的独立工作的职权——这也是无可非议的。而且，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讲，他的意见的合理成份，也是不应予以低估的——尤其是在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的今天。但由于他采用的方法是“叠床架屋”再设军委与前委分权，加上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认识上的模糊，被争论中感情也很冲动的对方误解，也属情理中事。

　　实话实说，当时的红四军，的的确确存在着分裂的客观态势。
　　但这一批人，又的的确确都是忠诚而优秀的革命家，在当时既无富贵又临艰险的情况下作“权力之争”，实在只是为了主义和主张的贯彻。人人心中悬着的，都是“党的最高利益”，而非个人之进退荣辱——能上能下工作还很起劲，就是那个刘安恭，后来从政治部主任（当时这个职位权力极大）任上下来去当纵队司令，同样高高兴兴。谁也没有把军队看成是个人与谁一较高下的资本，面临严峻局势的时候，仍然能一心一德服从指挥开展斗争——这与后来中央与张国焘之争，确实不可同日而语。

　　这是他们最终仍能襟怀坦荡捐弃前嫌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

　　“临时军委”的短命和“七大”决议的折衷

　　据当事人称，白砂前委扩大会“扩大”得参加者竟有41人之多，讨论的主题则是需不需要恢复正式军委。讨论得非常热烈。刘安恭本人情绪振奋，慷慨陈辞：“既有四军，就应有四军这一级党部——军委”。但或许是因为刘任临时军委书记后一系列咄咄逼人的“攻势”让众多跟随朱毛打出现如今这个局面来的人们难以接受，认为一旦此公当了正式军委书记，毫无意义的“叠床架屋”不说，一旦与前委唱起“对台戏”来（瞅瞅他前边干的事儿，这很有可能），于团结奋斗的大局不利，故而很多与会者对刘之提议表示异议或不附议。会议中，尽管刘本人信心百倍一再督促大家表决，但真到了表决时，反对成立正式军委并赞成撤销临时军委意见却占了绝对优势——36：5。

　　刘安恭惨败。
　　惨败的刘安恭并不颓丧，他很愿意在军事指挥员的位置上一显身手。同时，仍然完成了前委交给他的“命题作文”，不屈不挠地对毛泽东“党管理一切”大加抨击，并提出“党内实行选举制”、“各级负责同志限期更换”等口号（现如今的书呆子们可能忒喜欢这个）。

　　这样一来，代理前委书记陈毅要为“七大”做的文章，难度就更大了。

　　白砂会议后，前委根据形势又决定三打龙岩——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消灭陈国辉旅2000多人，且缴获多多，伙食也来了个大改善。朱毛陈刘林等各负其责，协作密切，情绪也很好，很是一番团结景象。而在进军和战斗期间，陈毅也折腾了许多个晚上，来起草“七大”报告和进行准备工作。

　　大家以乎并没有因为争论影响合作。

　　其实不尽然，矛盾还在那儿实实在在的摆着。

　　当时，双方都想赢得“中立派”的支持。

　　然而陈毅称“你们都是秦晋大国，我是小国，哪一边都不好得罪。”
　　陈毅起草的报告和会议的准备，大致也是按“各打五十大板”的折衷思路来操作和完成的，而且偏重维护朱德——陈毅在后来给中央写报告时也客观而言了一把，大会报告起草和准备工作的顺利完成，“大半是毛泽东作了让步造成的。”

　　毛泽东还主动叫陈毅写上“过去红四军党内形成有家长制度的倾向”。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七大”大龙岩中山公园旁的一所中学里召开，出席者除前委委员及大队（连）以上党代表外，还有部分军事干部和士兵代表，约四五十人。


　然而，会议还是未能按照组织者的良好愿望，化解矛盾达成团结。
　　据与会的傅柏翠、江华、肖克等人回忆，会议气氛是非常民主且热烈的——热烈得甚至有些上火。对朱毛指名点姓的批评不说，象刘安恭这样的，还象袍哥骂茶馆一样一条腿蹬在板凳上对着毛泽东指指点点。林彪也不象写信那样还多少讲一点含蓄，干脆就点着朱德的名一一数落之。而以宽厚著称的朱德也一反平日的谦和忍让，作了长篇答辩，而且还任谁都劝不住——“讲得不对你们可以打我五百屁股！”

　　朱德表示：大家对他有什么意见，欢迎不断提出，他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多加批评。对林彪等人的数落，他坦率地谈了看法，作了解释。他说：“有人说我放大炮、说大话。说过要红遍福建、江西，打到武汉、南京，解放全中国。这不是放大炮，说大话，吹牛皮，这是为了鼓舞斗志，向前看，向远看，对革命前途要充满信心。又有人说我拉拢下层，常和下面官兵混在一起。这不是拉拢下层，搞什么小组织活动，这是为了和下级打成一片，便于及时了解下面情况。还有人说我游击习气，不像个官样，穿的和士兵一样破破烂烂。这并不是游击习气，这是因为目前我们生活等各方面条件还很差，是为了群众化，不脱离群众。”

　　倒是平日里言语尖锐的毛泽东表现克制，发言简短。除了对一些批评意见作扼要解释，承认自己态度不好，目的是为了周密计划严格管理外，声明对很多意见保留看法，留待实践来证明。

　　另据陈毅后来回忆，他在大会报告中，还对毛、朱进行了口头批评。他批评毛泽东有四条缺点：
　　⒈你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信仰是不够的，你毛泽东常讲马列主义只规定了中国革命的基本原则，但中国革命的具体做法，还要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去创造(陈毅后来说，我那时二十七、八岁，思想水平低，不懂什么东西)；
　　⒉你毛泽东有个人英雄主义，你讲的现在革命没有党来领导一定会失败的，这个话实际上是说没有你毛泽东来领导革命就要失败；

　　⒊你毛泽东的领导是家长制，爱发火，爱教训人。你们朱毛两个人天天在吵架，一个晋国，一个楚国，你们两个大国天天在打架，我这个郑国在中间简直是不好办。我在两大国之间跟哪个走？站在哪一边？就是怕红军分裂，怕党分裂。我是希望你们两个团结。(陈毅后来说，现在看来这个团结是和稀泥的)。

　　⒋你毛泽东说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不对的，是共产党员都有发言权，他说错了可以纠正嘛！(陈毅后来说，我那时是很狂妄的) 

　　对朱德他批评两条：
　　⒈你朱德在1928年湘南八月失败后没有作检讨，我回来后作了检讨，你根本不检讨；

　　⒉你朱德重用刘安恭是不妥当的。刘一来就当二纵队司令员（注：实际上是先当政治部主任，后任纵队司令员），是不对的，我是不同意的，要撤刘，我对刘说，你真要愿意干，就到连队里当个里当个副连长，顶多当个副营长（陈毅的意见没被接受，可能是由于朱德的坚持，刘安恭一直任二纵队司令员，一直到当年10月红四军冒进东江时在战斗中牺牲。）。

　　不过毛泽东即使克制，其发言也很带其个性特征，十里之外就能感觉到其中的棱角：
　　大家对我的有些批评意见是很对的，对我有好处的批评我会考虑。如批评我爱发脾气，喜欢骂人，这个批评意见很对。但我们红四军是党委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这不是家长制；我对大家严厉；这是分工负责、严格督促。大家对这些有意见，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可以保留，我现在不辩，将来事实总会证明的。
　　对陈毅对他的四点批评，他表示：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的；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他这个不正确。不管大家分歧如何，现在我们还是要根据我们历来的实际斗争经验，加强政治领导，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军队应该严格地在党的领导下，军队要做政治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要讲三项纪律，六项注意，一定要按这个来做。

　　陈毅后来回忆说：毛泽东那时的态度，完全表示他是一个政治家的态度，在那种情况下，(即许多人都批评他，大会又决定处分他等——引者)，他仍坚持那样说。

　　最后，按陈毅报告中那个“各打五十大板”的思路，由陈毅起草，大会形成了《红四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决议案——党内争论问题及分兵问题》决议。决议分两大部分，即“党内争论问题”和“分兵问题”，“分兵问题”未列内容，决议说明“由新前委讨论”。
　　这个决议，就是后来气头子上的毛泽东声称要“打倒”的“陈毅主义”。
　　决议是个典型的抹稀泥，比陈毅那个“报告”抹得更厉害。
　　抹的结果，“朱方面还没有什么意见，毛方面则不满意，有不能一朝之慨。”

　　抹稀泥的“陈毅主义”
　　如果光看文面字面，陈毅这稀泥，应该算是抹得很有水平的——至少看不出什么毛病。

　　可有时候，这“没毛病”，恰恰就可能掩盖着大毛病。
　　抹的大体意思是这样的——
　　“决议”首先企图回答的是过去所执行的政策中的重大争论的问题（有12个之多）。其中主要的是要不要根据地以及如何建立、巩固和扩大根据地——这对党对红军对中国革命是最关紧要的，并且直接联系到红军的性质和任务。
　　“决议”首先肯定了1928年4月起到边界的“一个时期的割据”，“这是十分对的，很正确的。”
　　接着就说：“第二时期(去年9月到12月)是一种单纯的军事割据，没有很好的计划的游击战争，割据区域还是边界各县，只是井冈山周围百余里，因物质上的需要，给群众以不好的影响，有脱离我们的倾向，含有保守主义的错误。”
　　——“保守主义”是朱德经常批评的。
　　接着便说1928年7月二十九团开往湘南(按：即“八月失败”)有“农民意识的回家观念，避免边界斗争的逃跑主义，是不对的。”
　　——“逃跑主义”是毛泽东经常批评的。
　　对于坚持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则认为有的部队想离开井冈山，“党内实有不同意见，不见得这意见就是流寇思想”，因为二十八团想去赣南是过不惯井冈山的艰苦生活，而三十一团兵士想回到浏阳、平江，二十九团想回到湘南，以及边界同志主张在边界，“都充分是地方思想而不是流寇思想或反流寇思想”。
　　这里，“决议”否定了毛泽东对“流寇思想”的批评——虽然这是在“抹”。
　　“七大”决议对朱德的这种维护，显然和陈毅与朱德的相交与相知有关。陈毅协助朱德颠波转战上了井冈山，一直就痛感没有根据地的难处，他当然明白朱德决不是不要根据地。朱德曾经想带兵去云贵，联合滇军创造根据地；在湘南暴动后，朱德大力支持发动群众、建立各级苏维埃的工作，这都足以说明了朱德对于创立根据地的重视。
　　朱德与毛泽东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正规红军在建立、巩固、扩大根据地时应主要起什么作用。
　　朱德也赞成红军不是单纯打仗，而要参加做群众工作、打土豪筹款、帮助群众劳动和镇压反革命等等，在赣西粤北湘南，朱德与陈毅也指挥部队这样做了。但是朱德认为，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分配土地主要应由地方党地方干部领导进行，红军应派人协助或抽调人到地方工作，红军本身的主要任务是进行诸如打败许克样、打龙源口战斗等地方武装、赤卫队无法办到而对全局开展有决定作用的军事行动。红军打掉了郭风鸣，打掉了陈国辉，闽西的局面就初步打开了，发动群众等等工作也好展开。朱德特别反对在强敌围攻时红军死守一个狭小的固定区域，这样会牺牲红军，井使固定区域的根据地随红军的消灭而消灭。1928年9月至12月，朱德主张出井冈山去游击，打开新的局面，陈毅明白那是为了开扩游击区域，为经济寻找出路，打得好，还可以扩大红军，建立新的割据区域，而决不是主张不要根据地，只求游击扩大军事影响，走州过府、大吃大喝的“流寇思想”。朱德抛弃国民党部队的金章骏马高官厚禄不要，来穿破衣草鞋挑粮上山，还要说他怕艰苦图享受、想到大城市去享乐，也未免太不公平！

　　何况，实践证明，井冈山根据地的丢失，正是主要因为根据地太狭窄，经济无出路；固定区域公开割据的政策，最后只能暂时抛弃，而不得不在闽赣地区大范围内“流”动。

　　年青的马克思主义者陈毅力图辩证地看待问题：这总比单纯红军割据、死守硬打或不顾地方需要远走高飞要好吧？他所起草的“七大”决议也正是想如此这般地“辩证”一把：决不是不重视建立根据地，更不是不重视武装群众，而是主张用多种方法创建、巩固和扩大根据地。

　　从大体上来说，“决议”对历史具体问题的回答应该没什么问题。

　　然而，辩证法的战斗性在于把握住事物的新生的、有利于矛盾向有利于已的方向发展的方面并加以强化，以促进矛盾向这个“有利于已”转化。各方面都能照顾到，当然是必要的、重要的；而把握住主导的方面却更重要，这才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抹稀泥”的陈毅在主张相反相成、兼容并蓄的同时，却失之两可，靠拢了“平均主义”，而未能突出当时应该着重强调、使之成为主导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