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成都双石：军史上的朱毛之争（一） 由 开水送服 于 2017-12-29 18:58

陈毅不可能不为之动容。

　　“如果润之兄和你们在一起呢？”

　　据说，“三人委员会”的第二次讨论是讨论的建军原则——党领导军队的问题。

　　据说，三位留法生对“军队权力形态”的讨论是从古罗马的“元老院”谈起的，即使是在古罗马那样的“民主”制度的国家，到了战争时期也得由元老院把独裁权——“狄克推多”授给最高统帅一人，否则就无法全权指挥军队组织民众作战。当然，战争结束，无论胜负，统帅还得向元老院交还“狄克推多”。可是在军队内部，无论平时战时，都是集权制，都是军官任命制，垂直领导，按级服从。军队都该如此。

　　周恩来起草的“八月指示”中也称：“七大”在组织路线上的缺点是“对于集权制没有勇敢的回答他是在目前与敌人肉搏的环境中所绝对必需，而同时又没将‘党管一切’之不妥当的涵义与解释，给以恰当的批评。”

　　周恩来还提到了被捕的前中央军事部长杨殷的意见：“杨殷同志被捕前在8月1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给红四军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集权这一点特别要指出在军队中应该如此。’我把他的意见也写上了。军队只能集权，才能行动敏捷，步调一致，便于行军作战。你们去年湘南失败，就和放任让群众自由讨论有关。”

　　这就是直戳陈毅和朱德的痛处了。

　　到湘南，省委、杜修经、龚楚，以及部队的大多数，都有了共同的意见；而陈毅自己，以及朱德，虽不赞成马上到湘南，但对于回井冈山，却也不是十分坚决的。当时的军委本身没有非常坚定的意见，却交给扩大会一百多人随便讨论，当然就会失控了。

　　“如果润之兄和你们在一起呢？”李立三意味深长地问。

　　陈毅设想一把：那当然大不相同了。毛泽东这个书记不像我，他一是铁定要坚持井冈山；二是厉害，在他面前龚楚等人不敢瞎捣鼓。前委就会作出回井冈山的决定，前委委员龚楚只有回部队传达前委决定的义务，没有散布个人意见的权利。

　　周恩来认为：这就说明前委一定要集权。军队行动的方向决不能由大家任意讨论。而且，这还说明，前委还需要自己的核心人物，一个能够把大家的正确意见、把委员们的正确意见集中起来的书记。周恩来说：他在“八月指示”中专门有一段强调书记的作用。委员会中既然有一个书记，他当然要比别人多负点责任。尤其是在军队中。尤其是临时紧急处置的时候。这绝对不是家长制。就像军队的指挥不采取委员制，军长就是一军之长。军中的书记也同样要职权集中一些。

　　然而陈毅也不是那么好说服的，他当即指出了其中矛盾之处：军长既是一军之长，军事指挥员的权力不能因为书记要多负责而削弱。红四军过去主要在这问题上处理不够好。

　　周恩来说：“这就是‘党管一切’的毛病了！党应该领导一切，但不宜说‘管理一切’。大权要集中在前委。前委则应该通过军部指挥军事工作；通过政治部，指挥政治工作。”
　　陈毅则如实道来：我们那里是把“党管一切”理解为党应该领导一切非党组织，才认为是符合中央精神的。至于说党部不要公开处置各种事务，不要视军事机关和士委会为虚设，那是红四军“六大”的“党务决议案”中早就写了的。但只要是毛泽东在当书记，不管你文字上怎样规定，他还是实行“党管一切”。不过平心而论，按照一年半来的经验，老毛“管”得实在不错，除了人事关系紧张，大政方针都是对头的，创造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这个讨论讨论到这里为了止，当时的客观环境也不允许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过多纠缠。不过联系想想二十多年后共产党成了执政党领导管理一个亿万人口的国家的时候，客观环境和情况已经具备了重新认真审视和讨论在新形势新情况下如何实现党的领导的时候，却仍然没有深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探讨和实践，这就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了。

　　接下来，“三人委员会”还讨论了多次，据说都集中在最关键的核心问题——组织问题。

　　说白了，红四军的领导人怎么配备，谁走谁留？

　　看此前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记录，对红四军领导人问题确实还没有讨论过。记录中只有周恩来发言中有一句话：“组织上应解决。”

　　怎么解决？
　　“三人委员会”对朱毛以外的红四军干部逐个掂量了一把。

　　刘安恭，不行，调回来算了。

　　陈毅？不行不行！陈毅坦率而言，“八月失败”后开党员代表大会，对我的批评很激烈，这次“七大”前夕，又没有能引导前委扩大会拿出正确路线，没有接受“八月失败”那一次极端民主化的教训，又一次放任下面自由讨论，结果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损害了朱毛的威信。

　　“我陈毅两次代替毛泽东干前委书记，两次放任下面搞极端民主化，正说明我管不了这一坨嘛!”

　　李立三开门见山：“毛泽东如何？”

　　在以前的讨论中李立三很推崇毛泽东，陈毅是有感觉的。陈毅自已经过多次讨论以后也深感毛泽东不是自己汇报时说的“政治上比较正确”，而是在政治路线上战略策略上很有远见卓识，而且意志如钢，能在各种强压下“岿然不动”。陈毅独自思量，也曾一再想到仍由毛泽东来当书记，但是随即自我否定：人事关系已经搞坏了，很多人不会接受！

　　李立三见陈毅不语，便很郑重地说，“我考虑，如果仍由原班人马负责，毛泽东、朱德都不调离红四军，只把刘安恭调回中央，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红四军党代表，但不兼政治部，朱德仍为军长。你看四军同志能不能接受？”

　　陈毅也不隐讳自己的观点：我自己现在对毛泽东在政治上更加拥护，“他两三年来坚持的，绝大部分都非常正确，不但正确，而且别开生面，为中国革命闯出新路。但是在组织上，我仍然担心搞不好团结。他为人……我在汇报时都说了，个个怕他。这次代表大会没有选他，出乎意外，但也不奇怪。很多人把他和朱军长一比，当然是朱德更得人心。”

　　周恩来高屋建瓴：对一个政治家如何认识？“你汇报时说，‘七大’结束后，毛泽东说大会对他的批评‘完全是伦理观念’，是吧？”这问题发人深省。党的代表大会不是主要看党的负责同志奉行的政治军事路线对革命起了什么作用，而是集中更多注意力批评个人的意识、作风、态度，那当然要偏离当前的对敌斗争，难以分辨是非了。

　　但是，陈毅还有“杞忧”。在整个讨论中，谈到反对“偏于军事观点”或“单纯军事观点”时，他有些担心执行起来会产生“偏于政治观点”，把政治问题夸大；在谈到集权制不是家长制，不能借口反对家长制来妨碍前委集权时，他有些担心在中国这样封建宗法思想和小农经济特别广泛的国家，如不注意反对家长制，个人专制有一天会害党害军。而现在，谈到“伦理观念”，他也认为主要应从政治上看人。但是，伦理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民主，妨碍团结，使许多人离心离德，许多人唯命是从，甚至拍马奉承，造成政治腐败，反过来又是政治问题！
　　他把这些都说了出来。

　　周恩来和李立三都认为，那是在今后的实践中锻炼和掌握的问题。现在选择红四军这样一支全国红军的先锋部队的领导人，毛泽东是最好的人选。他在1927年就率先提出上山打游击；不久就看清楚在中国农村可以实行红色武装割据，建立红色政权；就认识到红军不仅要打仗，而且要成为党的一支强大的宣传队、群众工作队。他身体力行，不怕艰险，在第一线领导第一线的斗争。

　　周恩来表示，他对毛泽东的看法千句可以并成一句：可惜不是我。
　　周恩来还说，他相信，这样一位同志，身负重任，面临大敌，是不会不注意改进自己的思想作风的。
　　这陈毅倒是有体会——他已经两次亲自经历毛泽东忍让团结的态度了。“八月失败”后回到井冈山，双方的对立情绪很强烈，经过同志们的工作，毛泽东主动说了朱军长是反对到湘南的，二十八团的问题让他们自己讲。这次“七大”前夕，毛泽东又相当大地作了让步。

　　陈毅也反戳了两位老学友一把：这次领导人之间矛盾的加剧，是中央2月7日来信起的头。
　　周恩来和李立三都很惊讶。
　　陈毅说明：矛盾本来就存在，但可以在前委内部逐步解决。中央来信要调走朱毛，大家想至少要调走一个吧。于是留朱呢还是留毛，两种意见就在部队里“拱”开了。本来就有的小团体主义发展了。刘安恭来了再添一把火，就“哄”起来了。

　　这一说，李立三、周恩来都很高兴：“这就是说，在正常情况下，朱毛是可以相处得好的。”

　　“当然。”陈毅说，“这次闹得有点伤感情，主要是我的错误。我没有认清朱毛的天大的优点，没有指出正确的路线。我回去带头检讨，捧了中央的‘圣旨’去做好工作，我相信退一步可以进三步!”

　　不知不觉间，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完成了，陈毅成了比周恩来、李立三更激进的“拥毛派”。

　　既然讨论的结果是高度一致，既然陈毅对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已经很深透，周恩来提议：委员会要提出的决议——即《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就由陈毅起草。

　　数十年后重看他们的这段讨论，还是觉得陈毅那个“杞忧”很有点“深远的历史意义”。

　　可惜当时没有展开讨论——当时客观情况和他们的认识水平，也没法儿展开。就是周恩来的回答，其实也未尝没有蕴含着另一种形式的“伦理观念”？至于怎么样从制度上来防止“个人专制”对党和国家潜在的或现实的危险，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历程漫长而曲折，且几经徘徊，迄今仍未能结束。

　　所以我们就更不能苛求于彼时彼地的这些前辈先贤了。


　“九月来信”

　　这封“九月来信”现在收在《周恩来选集》中。
　　其实这是陈毅的手笔。周恩来多次说过，这封信他一个字都没有改。
　　并称：“很好，就是这个意见。”

　　“九月来信”收进《周恩来选集》的有八个部分。其主要方面的内容有如下几点：

　　第一、详细分析了当时军阀混战的形势，指出红四军在这种形势下，应采取坚决斗争的精神，团结广大群众，打破敌人的“会剿”。红四军的经验证明，“中国的地势辽阔”，也是红军能够存在和发展的“一个条件”。

　　信中强调：“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就是一种取消观念，前委应以教育的方法予以肃清。”

　　不妨将此句与陈毅此前对毛泽东“马列主义信仰差”的批评作个对比。

　　这一论断对中国革命运动有重大意义，虽然含义还不很精确，却显然从大局上战略上意识到一种阶段性和因果性的关系，把农村红军(当然包括红色政权和农民群众)看成是取得城市政权的主要原因了。而对红军和根据地的这种认识，比起六大时，也显然前进了一大步。

　　第二、关于红军中党的建设，提出了八条意见，着重说明的有如下三点：
　　一、关于党的组织和工作路线问题，指出在目前党在军队中还属秘密状态的情况下，党的工作路线“尽可能的实现党团路线”，即党“不要直接指挥军队，经过军部指挥军事工作，经过政治部指挥政治工作”，“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由政治委员监督，前委应着眼在红军的政治军事经济及群众斗争的领导上”。这一指示非常重要，既不违背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原则，同时又避免了党委包办一切的事务主义现象，可以充分调动各方面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从而正确地解决了红四军党的“七大”上关于党的领导和军事领导的关系，政治和军事的关系的争论。

　　二、强调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批评了极端民主化的现象。信中严肃地指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信中并指出：“前委对于一切问题毫无疑义地应先有决定后交下级讨论，绝不能先征求下级同意，或者不作决定候下级发表意见后再定办法，这样不但削弱了上级指导机关的权力，而且也不是下级党部的正常生活，这就是极端民主化发展到极度的现象。前委在前次党的争论问题上，即表示这个弱点，这是一个损失”。这就基本上作了一个结论，一方面说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是不能动摇的，而毛泽东的领导也是正确的；另一方面也指出前委关于军党委问题的领导是不力的，是整个前委的责任。

　　三、提出了“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的号召。信中指出：红军的来源只有收纳广大的破产农民，他们中自然会有“极浓厚的非无产阶级意识表现”，“红军中右倾思想如取消观念、分家观念、离队观念与缩小团体倾向，极端民主化，红军脱离生产即不能存在等观念，都非常错误”，这些观念于红军的存在和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妨碍。所以产生这些错误观念，“皆源于同志理论水平低，党的教育缺乏”，并强调说：“这些观念不肃清，于红军前途有极大危险，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要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作坚决的斗争。这说明，毛泽东在红四军党的“七大”上坚持的要纠正红四军中发生的各种“毛病”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

　　第三、关于军队建设，作了五个方面的指示，既肯定了红四军两年来行之有效的各种政策，又指出应该注意的问题。主要有三点：

　　一、规定了当时红军的根本任务及其前途。来信指出：红军的根本任务有三项：“⒈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⒉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⒊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红军不能实现上面三个任务，则与普通军队无异。”来信肯定红四军在两年的斗争中，对于实现上述任务做出了巨大成绩，“在全国政治局势中有极大影响”，“继续努力下去，将必然要成为全国革命高潮的动力之一，这是无疑义的”。来信支持红四军在赣南、闽西的游击，开辟根据地和扩大红军本身的正确斗争。但同时指出应注意防止急躁情绪，针对原前委曾提出的“一年内夺取江西全省政权”的计划，指出这是错误的。

　　毛泽东于几个月后，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表示同意中央的这个批评。

　　二、指出了红军的发展方向及其战略。来信说：“红军发展的方向，应该向着群众有发展斗争可能的地方，去扶助其发展，使当地的革命斗争深入。“红军一切行动务要避免单纯的军事行动，要与群众斗争取得密切联系”。“有了广大群众在红军的周围，红军的一切困难及本身发展便将较顺利地得到解决。”信中肯定当时红四军主要采取在粤、湘、赣、闽四省边界游击的策略是对的，但要注意使这四个区域的赤色势力联系起来。红军对于较小之敌，应坚决歼灭；对于较强之敌，不应作殊死战。“打硬仗的办法是无益于游击战争的”。

　　关于红军战争中的分兵与集中问题，来信实际上改正了中央“二月来信”和“四月来信”中关于将红军“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界各乡村”，要毛泽东、朱德离开部队，隐匿大目标的不正确意见，提出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信中明确地说：“分散红军，分兵后不必要有联络集中怕目标太大”是“右倾思想”，“有极大危险”，并且指出：“分兵游击集中指导是不可移易的原则”。“红军四军两年来集中奋斗，渡过各种难关，此种艰苦的经验不应为全体同志忽视。”

　　关于“一般战术问题”，中央充分信任毛泽东、朱德在军事指挥上的才能，没有就此间题提出新的指示，并特别指明：“前委在两年奋斗中已有不少经验可以运用，中央在此不作机械的指示。”

　　三、严肃批评了红四军中存在的各种错误倾向，例如：

　　针对红四军中严重存在的极端民主化现象，着重指出：军队中实行民主化要有“限度”，因为“红军不是与工会农会同等的组织，他是经常与敌人在血搏状态中的战斗组织，他的指挥应该集中，……绝不能动摇集中指挥这个原则”，所以“军队中民主化只能在集中指导下存在，并且实行的限度必须依据客观条件来决定伸缩，不应漫无限制，以妨害军纪之巩固”，这个指示对军队建设是有重要意义的。

　　针对红四军中存在的严重军阀主义残余的现象，信中提出了“红军的纪律与处罚”的原则，提出“应做到士兵自动守纪律，以群众的力量与影响来制裁违犯纪律的人”，并严肃地主张“坚决地废除肉刑”。这对于进一步划清红军与白军的界限，启发士兵的自觉，巩固军队的建设是大有好处的。

　　第四，关于朱、毛争论的问题，“九月来信”作了三点结论。

　　一、对红四军“七大”和前委扩大会在处置朱、毛分歧问题的缺点提出了四点批评：

　　⒈红军是生长于敌人肉搏中的，他的精神主要应是对付敌人。前委对于朱、毛两同志问题，没有引导群众注意对外斗争，自己不先提办法，而交下级自由讨论，客观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精神，前委自己应对这个错误负责；

　　⒉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使同志们得到一个政治领导来判别谁是谁非，只是在组织上来回答一些个人问题；

　　⒊这次扩大会议及代表大会的办法，是削弱了前委领导，客观上助长了极端民主化的发展；

　　⒋对朱、毛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责任的重要，公开摆到群众中，没有指导地任意批评，使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威信发生影响，再则一般同志对朱、毛的批评，大半又是一些唯心的推测，没有从政治上检查他们的错误，这样不但不能解决纠纷，而且只有使纠纷加重。

　　二、指出朱、毛两同志在工作方法上也有错误，如两同志常采取对立的方式去相互争论，两同志的工作方法亦常常犯有主观的不公正的毛病，两同志及前委要注意纠正这些影响到工作上的严重错误。

　　三、今后纠正的方法。来信提出：前委应立即负责挽回上面的一些错误：
　　⒈应该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向敌人斗争，实现红军所负的任务；
　　⒉前委要加强指导机关的威信，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作坚决的斗争；
　　⒊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
　　⒋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经过前委会议，朱、毛两同志诚意接受中央指示后，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看到这些文字，不由地不让人对这些磊落坦荡的革命家，肃然起敬！

　　在和陈毅面谈中，周恩来嘱咐陈毅：回去后，把毛泽东请回来，继续主持前委工作；召开一次会议，澄清思想、分清是非，统一认识，最好能有一个文字决议，使大家今后有章可循，按规定办事。周恩来还指出：红四军内部要加强团结；大敌当前，红军内部不团结，就有被敌人打败的危险；红四军全体同志要维护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提高指导机关的威信，团结一致，努力向敌人作斗争。

　　“九月来信”肯定了红四军两年来的斗争经验和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和建党建军的基本原则，正确解决了自红四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前后有争议的主要问题，维护了毛泽东、朱德的领导地位，增强了党内军内的团结，为开好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三人委员会”办的这个“训练班”，成果伟大不伟大？

　　现在剩下的问题是：陈毅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