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我在核电工程公司2017年9月12日举办的党员培训班座谈会上的讲话，发在这里，向年轻的朋友们说明我们那一代人的奋斗。
                           不忘初心  永远前进
朋友们好：
   我真是很高兴与大家相聚，居然看到过去为秦山二期一起工过的同志们，真是高兴。
   你们都是共产党员，都比我年轻得多，这就是我们党的希望，有那么多的接力者。在大家的印象里，我就是个特别较真，有点倔的技术人员，其实我是个已经有64年党龄的党员了。我是1953年入党的，是3月5日，那一天是斯大林的逝世日，我在大学一年级读书，全校在操场开追悼会，我递交了申请书，申请书非常简单：一个共产员倒下去，十个共产员站起来。我当然不知道斯大林做的许多事，但是，在那时他是我们共产主业事业的战士。我在当年6月18日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候补党员，第二年转正。其实，我还是1949年9月28日被批准入团的共青团员，在一张简单的入团申请表的入团志愿的小栏里，我就写了五个大字：为人民服务。这些就是我的初心。
   我1959年7月从苏联留学归国，8月30日结婚。我爱人刘启陆是那年3月回的国，学的是施工组织管理，留苏副博士。他回国就被分配到了二机部。二机部正在西北展开建设，非常需要这样的人才。我们非常顺利地结婚，说明他在进入二机部时就向上面汇报了他和我的关系，于是我们非常顺利地拿到了结婚证书。那时二机部非常严格，对象都要经过审查，不合格的或者解除朋友关系，或者，本人拒绝进入二机部，当然绝大部分是前者。
   我因为被审查过，在9月下旬，留苏生集训的工作分配会议上，念到我的名字，宣布的人干干脆脆：李维音，二机部设计院。我在10月8日跨进南礼士路100号大门。知识分子先要接受劳动改造：我在南口劳动2个月后，1960年过了元旦就正式报到上班。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着党旗和国旗宣誓：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永不泄密。那可真是一个准军事单位，进出大门身上不带包，下班到保密室交出资料，上班先到保密室取出资料。我的图板上盖着一块蓝布，下面的一个布条和桌腿用胶泥粘住，上班先看胶泥有没有被破坏，有破坏，立刻报告保密员。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下，我深深地感到了我就是一个不穿军装的战士。这样的思想深深地刻划在了我的心上。让我后来面对我的工作和生活中的艰难。
   说起苏联的帮助。1958年5月份之后专家陆续抵达。1960年8月苏联就单反方面撕毁了协议，撤走了所有的专家，带走了全部技术资料，停止供应相关设备。
   1961年，二机部发文要求我们仔细复查苏联的设计资料，我们发现了一些问题，其中一项就是涉及到我 从1964年一直到1976年工作的领域：反应堆一回路水的净化方案。
   1964年，404厂堆工部分，也就是2分厂的水处理厂房，120车间，已经按照苏联的方案基本建成了，苏联的水处理的方案就是一套三效蒸发流程，不论是一回路要求的循环净化的水还是元件存放池里的水，都混在一起，就是一套三效蒸发。可是蒸馏水和他们自己提出的回路补给水的水质指标，相差了十倍，蒸馏水不是无离子水，不是脱氧水。为了弥补原苏联方案的不足，给排水室的专家们提出了在蒸发装置之后添加三个离子交换柱，（那时离子交换技术刚刚引进不久，是火电厂给锅炉制备无离子水的给水系统），从交换柱出来的水再经过一个除氧器。这项修改由给排水室负责，他们把放射性废水处理变成了直流补水，因为不知道被放射性污染后的离子交换树脂该怎么处理，为了抢时间，就把排出的放射性水一股脑儿全让排进了戈壁滩上专门挖就的天然蒸发池，大家给这个新的设计叫做新120#。我参加了这项设计工作。唯一的一个从放射性废水处理室借调去参与设计的人，大学学的是给排水，被他们的主任认可，愉快地合作，保证了404厂反应堆的运行。
   那时候，因为苏联撕毁协议，美、苏两方对中国都很不友好，1963年中央作出决策，1964年开始，军工国企大幅度向内地转移，可是，反应堆搬不动啊！只有再建。816进洞工程打响。
   那时我已经耳闻有内迁的要求，因为我爱人成天出差，尽管他偶尔在家，什么也不说，我还是感觉到了。我觉得，我们的堆工水处理怎么可能在内地，沿江建立天然蒸发池呢？1964年底，我泡在图书馆，一本日本《原子力》杂志上刊载的敦贺核电站的一回路水的净化流程启示了我：直接用离子交换，阳、阴、混三柱就可以循环净化一回路水，1965年年底，我被任命为二院堆废水处理小组的组长，我立即拟就了用离子交换净化一回路水的实验报告，要求在建成的404厂的回路水管道上接出一个小支线，了解这些排水能够不往外排放，直接循环使用的可能性。不久文化大革命起来，三年中音讯渺茫，我的小组长也被罢免，可是，突然，1968年下半年，这项实验连同十万元钱一并落实，这就说明了，内迁任务急迫。1969年大批人员下干校，我一个人却被军管会要求去404开展这项我自己申请的实验。我把两个孩子安排在了别人的家里，4月中，背起行李去了戈壁大沙漠。
   我完全不知道，1969年3月的珍宝岛边境战役打响了，中央领导几乎夜不能寐！万一苏联人炸毁了酒泉的核设施该怎么办？一起选的厂址啊！必须抢建，这就是821的翻版抢建，1969年五一中央下的红头文件，死命令。我爱人也就在我离家不久之后，5月3日去了四川广元的821工地，负责指挥那里的施工工作，开山辟路。我没有得到一丁点儿信息，我们俩曾经失去了联系。后来，他想尽办法，通过23公司的朱经理在404找到了我，传给了我他写的一封信，我这才知道他在821，具体地点我不清楚。
   我呢，就全力以赴地开始了我自己构思的实验，在一年的试验期间，没有领导过问，没有其他人参与，我既是构思者，又是取样员、分析员。就像我自己生了个儿子，自己在关心、忙碌，真是自己给自己下任务。半年后，一回路水的净化实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试验期间，我们组的同志曾经到404了解我的实验效果，他很满意，但是不告诉我821设计的进程，说，我是走资派，不能告诉我。可是，我从他的谈话中已经得知，他们用同样的流程处理回路通过元件下部密封垫漏到元件水池中的水。我决心还要测试一下这种处理方案的效果，反正作为“黑五类”子女（其实就是一个文学家的女儿），我不被批准去三线么，我又是自己给自己下任务。我一个人趴在元件水池旁边的地面上，用水桶舀水，装进大水桶里，然后挑着水桶走出那个含有反射性的厂房，警卫员笔挺立正，侧身让路，我挑着水桶走入105车间，倒入试验水箱里，全404厂反应堆分厂的职工们就看着这个女人这样地在工作，他们有人说：二院的男人怎么都死光了，让一个女人在这里拼命。真有意思。1970年7月，我完全了解了处理效果，我对离子交换的性能可以说了如指掌。我回到了二院。
    1970年10月，院里突然张口允许我去三线，还专门就是要我去821现场，接手原来负责设计的那位同志的工作，因为他被指派去参加827工程的工作。我完全不了解上面决策的背景：我的爱人刘启陆在821指挥部的施工处担任副处长，将来想要重用。在我的心里，我们一家三处分居都很长时间了，十岁的大女儿寄养在托儿所，睡在地板上，没有她的床位啊！已经要读小学三年级了。我把两个没人照管的孩子一起带了过去。到了工地后，孩子们就和爸爸一起生活，指挥部临江，江对面的三堆镇是厂部职工的住宿地，孩子们，一个十岁，一个七岁，早上自己上学，放学后，自己乘摆渡小船过江到指挥部找爸爸，晚上，爸爸什么时候结束工作，什么时候再一起坐小船过江回家睡觉。而我，则全心全意地投入了工作，住在半山上借用的安装公司匀出的工棚宿舍里。原设计中有部分系统需要进行大修改，施工则在紧张地进行中。设计队和二院感觉到了我对这项工艺的特殊了解和我对工作的认真，我的特殊的构思。我只有周末一天和他们团聚。那已经是诺大的幸福了。
   万万没有想到，没有一个人想到，意外却在半年后发生了，1971年4月15日半夜1点，我在工地半山腰的设计队的工棚里被唤醒，山下的小车把我拉到了昭化医院的停尸间，我看到的是我爱人冰凉的尸体，然后告诉我大女儿也被江水卷走了，不知下落。我哭，我喊，我彻底失去了知觉，苏醒过来是天亮的时刻，同事们守着我，我要我的幸存的女儿，那个七岁的孩子，被裹挟着，爬上了大船，却看着自己的父亲和姐姐从大船边被水卷走，那一夜她曾经像疯了一样，她被抱过来，我们一言不发，紧贴在一起，从此相依为命。
   那是一次意外的事故：父亲下班后带着两个孩子返回住宿地时，摆渡小船撞上了运货的大平船，站在船头的父女俩被瞬间摔进了大江里。
   刘启陆的突然去世对整个工地都产生了影响，施工队和工地上的人多么熟悉和喜欢他啊，二机部曾经想要专门培养的人啊！一个专门学施工组织的留苏副博士。不，不能因为这件事干扰了821的建设，我爱人参与起家的工程啊！我必须了结这件事：我记起了我进工地时看到的，从山上垂下的大幅标语：让毛主席他老人家睡好觉。我抱着我爱人的骨灰盒离开了工地，天老爷是那样地残酷，就在火车启动的瞬间，我听到匆匆跑来的人在月台上喊，孩子找到了。可是火车开始加速，我是在北京，在二机部的追悼会上收到了孩子的骨灰盒。我的头半年是浑浑噩噩的，中医大夫说我活不过半年，吃不下饭，精神茫然。
事情发生了，工作怎么办？是王竹亭同志的一句话喊醒了我：人家问他，李维音的工作怎么办？那个军人，在1969年五一到前门饭店去聆听中央命令，接受抢建821的任务，后来担任821大队长的铁汉子回答的是，她的任务由她自己完成。残酷吗？不，我不觉得，我醒悟过来，我重新捡起了一个战士的责任。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我们。  
   1973年就在反应堆建成准备提升功率之前，我们得到了信息：反应堆工艺管线下部密封垫在运行两年后，泄漏水要增加5倍，也就是我们的水处理能力，要从每小时5吨增加到25吨，也就是说，实际的处理水量是原来苏联人给出的数据，可是这时厂房都建好了。在相当一部分人的思维里，包括个别部里的领导人，就是要彻底推翻单纯的用离子交换的处理方案，彻底回到原来苏联的方案。一位曾经的局级干部说：知识分子有什么了不起，可以全国通报么。我们组的同志还开玩笑，准备陪我坐监狱。可是想想看，建一个大型三效蒸发厂房要多少时间，要增加多少投资啊！能够满足抢建堆化工基地的进度要求吗？
   我熟悉离子交换，知道处理量是有弹性的，原来做设计的同志，给出的离子交换柱直径很大，流速不高，存有余地，我想好了应对的方案，不增加多少投资，不延误进度。在200多人，在指挥部召开的会上，指挥长对着李勇院长询问：二院领导什么态度？李勇站起身，冷静地回答：我们支持我们的技术人员。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样一位淳朴的工农干部对我这个技术思维极重、拼命奋斗的人的理解。我组织了我们小组的同志们完成了对放射性沾污后的离子交换树脂进行再生的实验，我带着了几个人到现场，完成了在原来基础上的相应修改。1974年，反应堆达到了满功率。1976年，我又单身去了821，按照厂方技术员的建议，完成了最后一次的设计修改通知单。那时在北京有唐山地震，孩子一个人在家，我在821经历松潘地震，当天早上，我差一点儿被从床上摇晃下来。就这样，我完成了配合施工的任务。
   1976年10月，821反应堆整体进入安全运行。我完成了我的使命。
   821反应堆正式顺利投运的巨大意义在于，我们的原子弹有保障了！821厂觉得堆工水处理问题的解决对821反应堆的最后顺利投产意义重大，他们向国家科学大会申请了集体奖，这个奖状挂在他们厂部的办公楼里，这个集体奖的第一名就是我。
   那就是我们那一代人，任务就是生命，就是责任，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我在那个时段拼命地在心中默念。支撑着我坚持，再坚持，我是和我爱人化作一体在奋斗，为了我们的原子能事业。
   说道回报，我没有想过回报，但是党和人民没有忘记做出过贡献的人。我在1993年，也许国务院档案里有相关的记载，也许还包括我在大亚湾核电站的努力和在秦山二期施工图设计准备阶段的表现，总之，我被批准获得国务院专家津贴；1995年，全院群众投票，获得当年核工业部劳动模范的称号；2016年，在刘杰老部长题词作序，核工业报老编辑们支持，最后由原子能出版社出版的《两弹一艇人物谱》中，我，一个毫无头衔的人，被该书的作者收入其中，而且，作者还特别关照我，要通过我，把刘启陆的名字留下来，部里的同志们没有忘记他曾经是第一批进入404工地，参与反应堆工程施工协调工作的人；没有忘记他是最早参与三线诸多厂址定址的人之一，没有忘记他是最早进入821现场，曾经为劈山建路做过的努力。人们不会忘记为祖国事业中做出过贡献的人。
   所以，我的朋友们，不求回报，是我们每一个人奋斗时的精神，但是回报总是会有的。朋友们，努力吧，人在做，天在看，天是谁，天是我们身边所有的人。
我讲的是我自己的故事，很不好意思，但是，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可以作为一个例子，代表了成千上万曾经为核工业奋斗在一线的人们。
   现在我们都老了，我已经走向84岁了，下面依靠的就是你们，周总理在1970年曾经对二机部的人说过：“你们不能只是爆炸部啊！”，中央始终要求用核能为祖国的强大，为中国人民的需要服务。核电建设的发展在你们身上，核电产生的乏燃料后处理更在你们身上，还有，要完整地给过去的军用设施完成全部退役的工作，这是周总理在定址特别关注的啊！
   请允许我代表故去的技术人员，还有我们这些老去的人们，把未来的希望都寄托在你们的身上。努力吧，我的朋友们。谢谢大家。
                                 
还附上我对提问的回答：
1.   现在的实验室要调整，请问专家有什么建议：
回答：这样具体的问题不好回答。我的看法就是，在新的形势下，出现新的问题，改革，整个国家都在不断地调整，怎么办？探索。每个人都努力探索，找到合适的办法。
2.   工作中怎样保持激情？
回答：我们的事业是所有的人的工作集合起来的，每个人的工作都是不可忽略的，自己接受的工作，是必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看出伟大的意义，感觉到伟大，就会充满激情。
3.   你们都怎么大年纪了，还有那样的记忆和精力，怎么保持的？
回答：始终不懈地学习，身上永远保持年轻的愿望，思考，工作，就会像孩子一样地年轻，请各位看看我在我的科学网上发表的博客《上过大学后，隔行不隔山，关键在学习》，充满激情，就不会衰老。

李维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