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之功不能抵军之过：中国航空工业人事尘埃落
撰写：荏苒

2018年5月，被传“休假式治疗”多时的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林左鸣被免职，由中航工业总经理、党委副书记谭瑞松继任。时隔一月，谭瑞松升职后留下的中航工业总经理、党委副书记职务也尘埃落定，由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组副书记罗荣怀接任。至此，自林左鸣“休假式治疗”以来，中航工业这家中国唯一的军用飞机供应商，领导层调整终于尘埃落定，围绕中航工业、林左鸣的是是非非是否也将落定呢？

民之功不能抵军之过

2017年10月25日，在中航工业传达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专题会议上，时任中航工业总经理的谭瑞松在代表集团党组谈及今后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时，说出了这样一句话：“要坚持强军首责，航空武器装备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本，民之功不能抵军之过。”

在观察人士看来，这句话就是对当时还担任中航工业董事长、党组书记的林左鸣的“盖棺定论”，尤其是那句“民之功不能抵军之过”意味深长。在等级森严的中共体制内，作为下级的谭瑞松如此评价还在任的直接上级，结合林左鸣的“休假式治疗”，这句话很大可能不是来自谭瑞松，而是来自更高层的授意，代表了中共高层对中航工业、林左鸣的批评与不满。

自2008年担任中航工业总经理，2012年升任董事长以来，林左鸣在响应中共做大做强国企号召发展中航工业上确实立了功。据中航工业官网披露，中航工业已经发展为下辖100余家成员单位、27家上市公司、员工逾45万人的庞大集团，业务范围不仅包括传统航空领域还涉及资产管理、工程建设、金融证券、汽车、房地产等诸多行业，资本运作动作频频，一度甚至传出整合成飞、沈飞、贵飞中国三大军用飞机制造商合并上市。

然而，林左鸣却似乎忽略了中航工业本质上是一家军工企业，中国唯一的军用飞机研制、生产企业，肩负中国国家安全的重任。正是林左鸣在中航工业安身立命之本的军机领域的一系列“山头主义”行为，引起了中共高层的不满。

据中国互联网上知情人士爆料，在中国军方组织的第四代战斗机竞标中，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601所）落败于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611所）歼-20方案，在歼-20研发过程中，林左鸣强制将歼-20尾部交由601所研制，致使歼-20最初亮相时尾部被认为是不符合隐身需要的败笔，在后续方案中才修改过来。就在歼-20项目攻坚的2016年，又将601所、611所所长调任中航工业总部担任副总工程师闲职，同时将601所、611所副所长对调扶正担任所长，而时任611所所长杨伟正是歼-20战机总设计师，最终在军方干涉下，杨伟虽调任总部但仍负责歼-20项目。

在“民之功不能抵军之过”这句话出现之前，中共高层就以特殊方式表达了不满。2016年，中国政府整体剥离中航工业飞机发动业务，组建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并选择来自航天系统的时任航天科工集团总经理曹建国担任一把手。

2018年，中共十九大上，十八届中央委员林左鸣未能连任，中航工业领导层无一入选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纪委委员，反而是不是十九大代表的歼-20总设计师杨伟名列中央候补委员，并且排名靠前。同时，多次落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杨伟，2018年再次落选后，在不是候选人的情况下当选层次更高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更令人奇怪的是，据知情人士披露杨伟的提名并非来自航空系统而是来自航天系统。此前，调任601所所长进而又被闲置的611所副所长赵民，据2018年5月31日的四川新闻披露，已经回到成都出任611所所长。

一褒一贬之间，奖掖实干，不让真正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吃亏，中共高层的态度显露无疑。由此，对中航工业进行调整，“不换脑袋就换人”，改变企业作风就顺理成章了。

为何是罗荣怀

中共高层之所以选择罗荣怀出任中航工业总经理，恐怕与其在成都飞机工业公司的任职经历不无关系。

据中国官方公布的简历，现年57岁的罗荣怀，1982年南京航空学院飞机设计专业毕业后就进入成飞公司工作，由普通技术员做起，2003年升任成飞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到2007年升任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兼上海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航商用飞机有限公司总经理离开，在成飞足足工作了25年，这25年正是成飞公司与611所由仿制走向自主创新崛起的时期。

众所周知，1980年代在中国第三代战斗机的竞标中，611所原本只是610所的陪衬，但时任611所副所长兼总设计师宋文骢仅用几分钟的发言就征服了空军，最终第三代战斗机花落611所，这就是歼-10项目。宋文骢之所以仅用几分钟就能征服军方，关键在于歼-10是以未来中国空军作战需要为设计理念，从客户的需要出发研发产品，而不是以前飞机制造厂提供什么样的产品军方就用什么样的产品，完全没有选择的余地。换句话说，就是以市场经济理念取代以前计划经济的一套，这对于当时的中国军工体系而言是革命性的变化。

在歼10的研发工程中，从1989年到1998年歼10首飞，正是成飞公司与611所厂所结合时期，宋文骢担任成飞公司副总经理兼总设计师。罗荣怀在成飞公司时也曾任歼10飞机、枭龙飞机现场总指挥，市场经济理念耳濡目染。此外，整个1980年代、90年代，在国家经费减少的情况下，成飞与611所之所以能够维持并发展，就在于歼-7战机的出口贸易，这也使成飞、611所对市场经济、竞争有着深刻的理解。

到歼20研制时，611所与成飞公司走得更远，直接打破中航工业的藩篱，所有子系统不仅非中航系军工企业甚至非军工企业、民营企业都可以参与竞争，谁的产品好就采用谁的。据中国官媒披露，歼-20所用的超材料就来自深圳一家民营高科技企业。歼-20总设计师杨伟在2018年中国两会上接受采访时也披露，“歼-20项目上，有不少民企参与到其中，江浙的，深圳的，福建的都有”。这对于中国军工体系又是一次革命。当然，在很多人看来正是因为这一点，砸了中航工业内部很多公司的饭碗，杨伟才被调离。

此前，也有一位已经移民加拿大、曾参与中国国产神盾舰——052C型导弹驱逐舰舰载相控阵雷达研发的技术人员在网络披露，雷达研发背后中国军工航天与电子两大系统的博弈。当时，电子工业部14所作为中国唯一具备相控阵雷达研发经验的科研机构，原本是该型雷达研发的不二选择，但负责舰载防空导弹研发的航天系统同样提出了相控阵雷达方案，并在导弹与雷达匹配上对14所人为设置障碍，最终14所几经波折才得以中标。其间，因双方相持不下项目时间延宕，中国政府不得不进口了俄罗斯相控阵雷达系统应急，这就是中华俄式神盾舰051C型导弹驱逐舰。

从结果来看，正是在航天系统的竞争乃至非难下，中国第一款舰载相控阵雷达在性能上相比14所最初的方案大幅进步，显示出了竞争的效能。但同时也充分展现了中国军工各大系统之间的藩篱之深，如果14所在非难下未能中标，中国海军装备国产神盾舰的时间可能大大推迟，可见打破中国军工藩篱之必要。

中国政府推出的“军民融合”，除了希望像20世纪后半期美国军事技术大幅推动民用科技发展，实现产业的升级转型外，很大程度上还在于为中国军工体系引入竞争，打破各大系统之间的藩篱，通过大分工、大协同，提高军工企业效能。

可以说，在这一点上611所与成飞走在了中国军工企业尤其是中航系统企业的前面。由罗荣怀担任中航工业总经理，正是看中他长期的成飞工作背景，希望他能够打破中航内部僵化的体制，激活中国航空工业的活力，毕竟中航是中国唯一的军用飞机生产研发企业，关系中国国家安全。在中美关系紧张，两国军事实力差距仍然较大的今天，这种调整更显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