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揭秘】蒋经国对苏交涉“日记”中的几则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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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转进台湾的蒋经国，将1945年秋冬季在长春同苏联交涉东北接收的“日记”公开出版，定名为《五百零四小时》。这部作品多年来在若干研究苏军在东北的著作中被当成第一手史料而广为引用。而该作品手稿和1945年蒋经国若干电报的披露，证明这部作品只能说是蒋经国撰写的日记体政宣材料，若当成信史，则谬以千里了。
在篇头叙说出版缘由时，蒋经国讲了一个故事：
今夜，我歇宿在太平洋滨的三栈小村。这里有高山流水，蕉林修竹，风景幽美，环境清静。
经过六天奔走，来到这一个山村，获得了一时安息，实在感觉到非常愉快和舒适。尤其是同战士们住在一起，他们对我的态度是如此的热情和亲切，使我受到了极大的感动，亦得到了很大的安慰。
在这里，看不到一般社会所有的虚伪和欺骗以及争权夺利的现象。我们的官兵只知道如何锻炼自己的体格，学习战斗的技能，准备为国家复兴作最后的一战。
月明之夜，独自坐对茫茫大海，念国难，怀大陆，思潮起伏，心情忧惶，惟望早日能了此一生复仇雪耻的志愿。我深深相信，只要我们都能以孤臣孽子自居，以国家安危为己任，人人都能肝胆相照，精诚团结，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则最后的光荣胜利终必来临，国家未来的命运终必能得到自由和独立。这亦我们唯一的奋斗之路！
走到营房前面，在月光下同官兵们坐在一起，倾谈心事。在谈话中，我发现他们很多人曾在抗战胜利之后到过东北，同共军作过无数次的激烈战斗，其中并有负过好几次伤的。他们告诉我很多有关战场上的情形，以及当时的政治情况，一直到深夜才散。我回到自己休息的地方，在这个静悄俏的夜里，九年前那段对国家命运有重大关系的东北交涉的往事，像海潮般涌上心头，一时百感交集，难以入睡。
我相信，不但官兵们不明白那时的实际情形，就是许多在政府里负重责任的人，也不会了解这一段事实的真相，甚至他们还对政府有过不少的误解和指责。我常常感觉到，许多干部不能体谅政府当局处境之难，用心之苦，这是在政治方面最值得我们忧虑的事。
一个真正忠党爱国的干部，不但能够为党国冒险、吃苦、负责，更应该时时替党国设想，事事替党国打算。因为在我的脑筋里有这样的思想，所以引起我出版这一本书的意念。这是我在东北时候（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冬季）的一段日记。今天，把它公开出来，目的就是要使一般干部更清楚地认识我们党国处境的复杂和敌人的阴险。一切困难的克服，一切问题的解决，都要我们反求诸己。唯有用自己的双手，流自己的血汗，才能开辟国家光明前途！
今天，我们的处境依旧为复杂险恶，艰难困苦。我们必须以冷静坚定的态度，勇敢奋斗的决心，来渡过目前的难关。我坚决相信，这难关必可渡过！
中华民国四十三年四月十六日写于花莲三栈村
然而对岸国史馆公布的《五百零四小时》手稿表明，这部作品只能说是蒋经国撰写的日记体政宣材料，出版的目的，是将“神州陆沉”的锅，甩给苏联。为此，蒋经国对事实进行了巧妙的加工处理。
以11月13日到14日两天的“日记”为例。在《五百零四小时》中，蒋经国写道：
彻夜大风，向明复下小雨，凄寂之情，竟夜未能安睡。晨间公权来，谓熊有电至，言长春铁道、电讯，暂不宜接，想系必有新方针之决定。惟俄方则催我速接，用意似在推诿责任也。彼在我无人无兵之哈尔滨，云给我枪支三千备用，而在长春则不肯拨给一枪一械。彼云所缴日本武器，已扫数运回俄国；而所谓人民自卫队之武器则无一而非日本枪支。彼以铁道运输所谓自卫队及共军，而限制行营一人不能外出，一兵不能招编。凡此实情，人所共见；而俄方负责人员又避不会面，则交涉已成空谈矣。
其中“彼在我无人无兵之哈尔滨，云给我枪支三千备用，而在长春则不肯拨给一枪一械”一句，颇显苏军之邪恶无耻。那么，事实真相如何呢？
根据对岸公布的11月14日蒋经国给　蒋公的电报，其实苏方的意思是，从哈尔滨运三千枪支到长春交国府使用，并且16日就运到交接。
即刻到渝，委员长蒋。密表。＜一＞顷接苏方电话，谓苏方对国民政府行政人员到任一事，从无异议。今日特再作此特别声明。并称已通令苏军各地卫戍司令部予以协助。＜二＞苏方催逼我方接收电报电话，此事正在设法拖延中。＜三＞苏方谓有步枪、自动枪三千枝由哈尔滨运来长春，于铣日交行营接收。＜四＞共党定日内在沈阳召开东北人民代表大会，长春咨议会已改为东北和平民主促进会，于元日正式成立。儿经国谨禀。戌寒申印。
在《五百零四小时》中，蒋经国也记录了苏联方面14日的电话，不过这段内容就剪裁掉了：
长春情况似在突变中。俄方今催行营接收电报电话，并声明其对我行政人员莅任事从无异议。俄军卫戍司令部派共党金某为长春市长，亦于今日接事。共党昨日开始出版《光明日报》，集中目标攻击中央。闻其将于日内，在沈召开所谓东北九省人民代表会，预定由大会通过成立所谓东北人民自治政府。 
那么，蒋经国是否真如他所记录的，认为14日长春“情况似在突变中”呢？11月14日另一封蒋经国给　蒋公的电报表明，恰恰相反：
长春机场及市内情况如常。
附带说，蒋经国提到的“俄军卫戍司令部派共党金某为长春市长，亦于今日接事”也与事实不符。苏联任命的中共市长刘居英（其时年仅28岁）就任约在10月底到11月初，但绝对早于11月10日。因为就在这一天，苏军通知彭真，苏联决定各大城市交国府接收，共军不得对接收部队开火。苏军代表坚持，此事关系到莫斯科的信誉，而“莫斯科的利益应该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最高的利益”，不仅东北苏军全体人员无权变动，中共军队亦须遵行。随即苏军强令长春、沈阳公开、半公开的中共军事政治人员撤出。
恰恰在之后不久，苏联为了配合国府接收，把刘居英赶下台，换回了苏联刚到长春时任命的“维持会长”曹肇元（非“金某”）。因此，如果14日长春市长发生变化，那么只能是曹上刘下。
刘居英在《光复后我曾任过长春市长》一文中回忆了他的上台和下台：
陈云同志找我谈话，他说：  “我们和莫斯科已经商定，苏联在长春的军管政府，由我们选一个当市长，我们研究，决定派你去担任长春市长，今、明天就走。”他还布置：“苏军军管时期委任你当市长，你就是几条：第一条市长就是政府，由政府来掩护我们党的工作；第二条是苏军的供应，这一条很重要，他们到处去弄牛，群众有反映，要利用政权合法供应牛肉和蔬菜。苏军什么时候撤，再看情况，如果我们继续下来，就可以用你的老办法（指管理解放区的办法）。”接着，他告诉我，到长春之后找几个人，一个是周保中，一个是石磊。我立即随军到了长春，先找到周保中，然后见了石磊。
周保中领着我到了苏军长春卫戍司令部，见到了卫戍司令加尔洛夫少将。周保中用俄语把我介绍给少将，少将对我说：“你下午再来，我派一个人，陪你去接收市政府。”
下午，我到加尔洛夫办公室，加尔洛夫让我坐在他身边，旁边坐着维持会长曹肇元，他是伪满新京特别市公署总务处的头儿，金州人。加尔洛夫介绍说：  “这是维持会会长，由他交给你，今天下午就要交接。”曹肇元象日本人那样虚头巴脑地说怎么交接等等。我说：“咱们就在这里交接吧！”他早就准备好了，便说：“给你个单子，我的金库里存着800多块钱。”我说：“你这个单子先拿着，咱们到市政府去面交。”下午两点钟，我们到了市政府。我大摇大摆地往里走，苏军谢德明陪着，我们在中间走，原政府人员在两旁列队欢迎。到楼上原日本市长的办公室，曹肇元首先交出图章、人员名册、金库存款的条子，还有800零几块钱的伪币。我收下后，签了个字。
……
当天下午3点多，加尔洛夫打来电话，请我到司令部去。我到时，加尔洛夫对我很客气，对周保中可就不客气了。这边坐着曹肇元。加尔洛夫对我说：  “所以让你来当市长，是因为曹先生身体不好。现在他身体已经好了，今天还是让他当市长。”我明白了，周保中紧着向我挤咕眼睛，不让我说话，我也就没说什么。不一会，还是那800多块钱，我们俩又写了交接书。我这市长便下去了。
当时我以为市委还能留下来。第二天，周保中来了，我们一研究，决定都得撤出去，连省委张启龙他们都上岔路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