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我10岁那年，家里为了谋生计，在海边开设了一家海鲜小餐馆。七月末的一天，来了一群很奇怪的人。他们有男有女，衣着朴素，但是眼睛永远不经意间瞟向来来往往的人群，总是十分警惕。不像别的游客一样大喊大叫，一脸兴奋，他们的脸上的笑容很浅，多数的时候平淡如水。
 
点完菜以后，我在旁边老实的望着他们，我爸问他们，你们是哪里人，做什么工作，怎么你们看起来和别人不一样？
 
一个个子矮小，看不出年龄的中年人缓缓的说：
 
我们是云南省公安厅禁毒局的。
 
原来这群人是缉毒警察，刚刚破获一起贩卖海洛因的大案，单位组织他们旅游，今天自由活动，他们就来到了这。
 
据他们讲，回话的那个小个子和桌子旁边一位女同事假扮一对私奔的夫妻，在毒贩的老巢旁边租了一处民房，每天以磨豆腐买豆腐为掩护，侦查毒贩的动向。为了不引起毒贩的怀疑，来之前他们真的拜师学艺学会做豆腐，天天起早贪黑，走街串巷的卖。这一蹲守，就是半年。半年里，他们从没主动吃过一次肉，喝过一次酒，清贫的生活让毒贩都看不下去。那群毒贩子从未想到隔壁一贫如洗的小两口是禁毒局的侦查员，混熟了以后偶尔还给两人一些饭菜。行动时机成熟以后，禁毒局全线出击，毒贩的上下线被一锅端，而这两位侦查员也因为表现突出而受到上级的嘉奖。海鲜煮好了端上来以后，他们吃的很慢，我妈问他们，是太咸了不好吃吗？
 
那个小个子说：
 
不是的，在抓捕过程我们和毒贩爆发枪战，一个同事牺牲了，我们吃不下，总是想着他能吃到这些海鲜就好了。


 
贰
 
每年的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许多人并不知道这个日子是怎么来的。1839年6月3日，被林则徐收缴的19187箱和2119袋鸦片，于广东虎门在其亲自指挥下当众销毁。销毁活动了一共进行了22天，至6月25日全部销毁完毕。1987年，联合国在维也纳召开部长级会议，一致同意将虎门销烟结束后的那一天定为国际禁毒日（也有说是完全巧合）。许多人只知道当时林则徐使用海水和生石灰销毁鸦片，实际上具体过程要比课本上描述的复杂的多。
 
 虎门销烟油画
 
最早期的时候林则徐也尝试直接使用桐油拌上鸦片然后点燃的方法销毁鸦片，但是燃烧的气味薰得周边民众头晕目眩，个别还出现了醉飘飘的幻觉。更为严重的是，鸦片烧完后，会产生大量的残留物渗入地下。因为鸦片本就是提取物，瘾君子们可以从土壤中再次提炼出鸦片，再次直接把泥土挖回去吸食，后患无穷。
 
为此，林则徐大费脑筋，终于想出了一个金点子——海水浸化法。具体来说大致为“五步走”：第一步，在海边挖几个大池子，池子底部铺上石头，四周钉板，防止鸦片渗漏；第二步，挖条水沟，将海水引入池中，将鸦片切片放到海水中浸泡半日，使其在高温下更容易分解；第三步，鸦片和海水充分混合后，投入生石灰，石灰遇水便沸腾，鸦片开始被溶解；第四步，让人来回搅动，以便鸦片彻底溶解；第五步，利用潮落和人工辅助，将池水排到大海里，鸦片就此销毁完毕，最后用水洗刷池底残留物，以便后期再用。
 
这个法子到了今天，都比印度尼西亚警方的管用。



 

 
毒品是可以通过焚烧销毁，但是需要一定的技术手段。
 
林则徐销毁鸦片后，鸦片战争爆发，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协议开始夹杂在中华民族深深的年轮里。有人估算过，截止到1860年以前，中国因为鸦片而流失的银元（洋银元）大约为18亿（不仅流入了英国人的腰包，荷兰和葡萄牙也有份）。可是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释，那就是，同时期的英国人抽不抽鸦片，还是说英国人知道这东西有百害而无一利，专供中国人糟蹋自己？
 
英国人不怎么抽鸦片，但是英国人直接吃。
 
限于时代，那时候的医术并不发达，英国对于鸦片的成瘾性了解的也并不是十分清楚，只是知道这种东西不仅能治病，也具有一定的成瘾性。与中国人不同，英国人对吸食鸦片的兴趣不大，他们往往习惯于将鸦片溶解在酒里，再加点杂七杂八的东西，然后一饮而尽。
 
当时的伦敦街头上，到处是形销骨立的瘾君子，如果各位读者读过福尔摩斯系列小说的话，就会发现福尔摩斯也是一个瘾君子。1830年，英国进口的鸦片是九万一千磅，而到了1860年，这一数字则变成了二十八万磅。直至1868年英国才制定《毒品药店法案》，这个法案只不过对英国本土的鸦片贸易给予一般性限制而已，真正的禁止鸦片一直到1914年。在整个19世纪，英国甚至制造相当多鸦片产品，例如一种常见的儿童鸦片糖“巴拉高利”，直到20世纪20年代还是使婴儿安静的家常药物。
 

给孩子吃的鸦片糖广告

 
到了十九世纪的中后期，随着工业化和医学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从鸦片里提取吗啡、可卡因、海洛因等水平日渐成熟，第二代毒品开始泛滥包括英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
 
有人就要举手了，没事提炼这玩意干吗？鸦片还戒不过来呢。
 
很遗憾的告诉大家，这些东西最早是当做戒毒药品使用的，结果发现这些东西成瘾性比鸦片还强，更戒不掉。
 
但是鸦片并没有毁掉英国，这里面的原因并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但是我想有三点原因是英国脱离毒海的关键，即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欣欣向荣的经济发展以及不断进步的医学水平。
 
英国没被毁，可是中国却惨了。
 
腐朽透顶的清王朝被洋大人们开着坚船利炮打开国门，随之而来的鸦片在当时的中国全面泛滥。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彻底沦为鱼肉，西方列强纷纷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最主要是走私鸦片化身洋药彻底合法化，就像任何合法商品的成交公开进行。失败一方的清政府对于鸦片的流通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禁烟令名存实亡。
 
失去最后一道约束，鸦片在中华大地像江水决堤，一泻千里，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甚至连远离中央的西藏也开始有人染烟毒。我们机智的文宗皇帝——咸丰，却在扑面而来的鸦片中嗅到了商机。
 
洋鸦片不是禁不了吗？好办，我收税。
 
《破冰行动》中有一句台词，人一旦体验到赚快钱，就会成瘾，一个国家也同样如此。
 
签了《南京条约》后，咸丰眼看制止不了鸦片贸易，就开始对其征收“洋药税”。除了每百斤鸦片，海关收30两白银外，进入国内各地后，还要征收数量不等的“厘金”。到后来1885年时，为了方便管理，政府规定每百斤鸦片，共要缴纳关税和厘金共计110两白银。之前的咸丰皇帝，国库空虚的厉害，连军饷都发不出来，太平天国起义后，富庶的南方被洪秀全等人占据，清廷在此地的赋税断绝，清朝庭收入锐减一半以上，军费却剧烈猛增，连续亏空之下，满清财政，已经面临崩溃。而且，两次鸦片战争，军费每次基本都是4000万两，赔款分别是1960万、1600万两，清廷背负的财政压力巨大。
 
可是进口鸦片却“拯救”了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靠着鸦片，清政府不仅缓了过来，还攒了不少钱！
 
到1908年，也就是光绪去世的那一年，清廷单只靠鸦片税收，就达到了3302万两，总税收达到了2.92亿白银。就这样，清政府还嫌进口鸦片抽取税金太慢，干脆以毒攻毒，大手一挥：种！
 
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从咸丰的1850年开始，西南云贵等地，已经“乡村嵩落皆遍种之”。1847年，已调任陕西巡抚的林则徐完全改变了自己的“鸦片观”，在他和朋友的通信中，林则徐认为如果本土鸦片“胜于洋贩”，百姓自然都会乐意购买本国鸦片吸食，不再购买洋烟，如此，白银只在本国之内流通，自然是毫无问题，就怕那些吸惯了洋烟的人不爱国，不能回心转意支持国货！
 
1874年，李鸿章与总理衙门首次向清廷提出“种烟驰禁”的主张，建议自行生产鸦片，以抵制进口鸦片。到了1894年，我国的8.66亿亩地上，鸦片已经种了1333.3万亩，占比高达1.5%。从南到北，举国上下，万里锦绣江山，已经种遍鸦片。在咸丰的大种特种之下，到了1879年，我国的鸦片自给率，已经达到了80%以上。

 
不仅如此，到了19世纪末，我国的国产鸦片在数量和质量上全面赶超日不落帝国，居然还反向英国本土出口，赚取外汇！（英国：两次战争这不是白打了吗？）割地赔款，洋务运动，扩充海军，那都不是事，不差钱。别的朝代到了末期都是国库空虚，政府拿不出钱来维持军需，唯独清王朝这个奇葩在晚期的时候越来越富，国库日渐丰盈。
 
可是鸦片毕竟害人性命，政府的遮羞布还是要的。作为表面文章，清朝中央政府及地方各级衙门始终宣称对鸦片征税只是手段，禁烟才是终极目的，乃是“以征为禁”、“寓禁于征”。但事实是：禁烟只是幌子，征税才是目的。清政府不在乎鸦片能抽死多少人，只要皇位坐得稳，地都敢割，死几个升斗小民又何妨。
 
至于1877、1878时的“丁戊奇荒”，因为最好的田地，都去种鸦片而导致粮食减产，饿死1000万人，逃荒2000万人，更发生人吃人的惨状，在清政府眼里根本就不算事。倒是英国坐不住了，主动找清政府商量：哥们，不能再种这玩意了，再种下去咱们两国的人民都得抽死，全给大地当肥料了。清政府说，行，洋大人咋说咱就咋办（主要是怕挨打）。于是中英两国政府签订协议，约定十年内英国政府逐步削减对中国的鸦片出口量直至为零，中国在十年内铲除所有本土生长的罂粟。可是英国政府没想到，清政府居然撕毁了协议，并未铲除罂粟。
 
因为清政府挂了。


 
叁
 
如果读过小说《白鹿原》，就会知道里面的主人公白嘉轩是靠种鸦片发的家。小说反映的只是民国时期鸦片泛滥的一个缩影。我们之前曾经写过墨西哥的毒品王国，毒贩们和墨西哥政府分庭抗礼，可是比起民国来，墨西哥的毒品泛滥犹如小孩过家家。
 
多少文艺青年以及伪文艺青年怀念的民国，却是古往今来全世界毒品最为泛滥的国家。整个国家，可以说建立在军阀以及军阀背后的毒品之上。仅在民国建立的前两年，即1909年，有资料说全中国超过2000万人吸食鸦片（也有说法是2500万）。彼时的中国，梳着大辫，穿着长衫，两眼朦胧的躺在鸦片馆里吐云吐雾，西方人送来的“东亚病夫”的大帽子，稳稳地戴在头上。 6park.com

 
当毒品成了一个国家的硬通货时，以贩毒集团为代表的大利益集团犹如附骨之蛆开始寄生在整个骨瘦如柴的国家身上。贩毒集团是当代的叫法，按民国时期的说法，这群人就是贩毒的军阀。当回顾着那段血泪写成的历史时，我们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华民国从某种程度上就是翻版的今日墨西哥，从中央到地方，军阀们无不以鸦片为主要收入来源，广大的农民挣扎在生死线上，靠种植罂粟为生。
 
在民国刚建立时，无论是孙中山还是袁世凯，都对鸦片的危害有着深刻认识，多次发布禁烟法令，开展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各省也严格遵循民国政府初期制定的禁种、禁运、禁贩法令，局面一度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例如罂粟种植面积，鸦片的贩卖数量都呈下降趋势，但这一切在袁世凯称帝后功亏一篑。
 
在“一切为了共和”的神圣口号下，云南鸦片流向了全中国。当然，云南当时本是罂粟种植大省，护国军有此行为也不稀奇。在1927年的前几年，云南每年收入约1100万元，其中鸦片收入804万元，1932年鸦片税收占当年总收入的38%。袁世凯死亡之后，中国失去了名义上的统一，陷入军阀混战时代。各省军阀为了维持自己军队，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大开烟禁，强迫农民种植罂粟。
 
军阀＝武装+地盘+烟税，袁世凯死后，各派军阀为巩固地盘扩充势力，竞相增加军队人数。1914年时，中国陆军不过45.7万人，1918年增至85万人，到1919年初又扩大到138万人。
 
罂粟的种植除个别地区以外，几乎适合全国各地栽种，而且它是唯一的高利润的农作物。有了这个财源，就能购置枪弹，维持与扩大军队；而一旦实力充足，羽翼丰满，军队便能发动战争，去占领更广阔的地盘，并在扩大了的地盘上种植更多的罂粟，收得更多的鸦片税。
 
这样，烟税—武装—地盘，便成为中国军阀割据的三大法宝。
 
除了吉林、山西少数省份，全国各省大小军阀无不视鸦片为重要财源。有关资料显示，1914年到1919年，罂粟种植面积占耕地面积的3%，到了1929到1933年，则变成了20%。全国种植罂粟的面积高达100多万公顷，最大产毒地在西南地区，即四川、云南、贵州、西康4省及重庆市，其罂粟种植面积达1545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9．4％，而在云南省高达33％，在西康省高达48％以上。
 
1935年，红一方面军经过广西时，面对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红军总政治部曾分析说：“大多数士兵吸鸦片，组织纪律涣散，战斗力薄弱。”“打仗像绵羊。”为什么打仗像绵羊？因为这些士兵都是双枪兵，一手步枪，一手烟枪。 6park.com

 
即便是这样，各地军阀种植鸦片的热情也丝毫没有削减，反而你争我赶，更有甚者，如果农民不种罂粟，就要缴纳“懒捐”，其发明权属于四川军阀，1923年，川军对违令拒种罂粟的农民征收“懒捐”，此例一开，各地政府军阀纷纷仿效，如在陕西，不种罂粟的要交纳“白地款”“空土税”。福建军阀也规定，农民不种罂粟者，须交同样多的烟税。1934年国联第18届禁烟委员会会议上的美国代表说，当年世界除中国外鸦片年产量为一千七百七十吨。当时中国的鸦片产量是多少呢？不知道，但是查到的资料表明早在1930年的鸦片产量就为惊人的一万两千吨，相当于世界产值的7倍。
 
民国时期不仅鸦片泛滥，新一代的吗啡、海洛因毒品开始流行，到了20世纪30年代，吸食人员的数量达到惊人的8000万（比1909年翻了两番），占总人口的16.8%，成为当时名副其实的产毒、制毒、吸毒第一大国。甚至连国民政府领袖蒋介石也是鸦片贩卖的既得利益者。著名的流氓大亨杜月笙就是蒋介石在民间的鸦片合伙人，因为政府直接参与贩毒名声终究不好，而杜月笙又有着丰富的鸦片生意经验的，双方一一拍即合。鸦片为国民政府带来丰厚的利润，仅1929年，从上海、江苏和浙江三地就征得1600万元禁烟税（虽然不明着卖，玩的依旧是“寓禁于征”的把戏）。
 
国民政府即使在抗日战争期间，也从未停止贩卖毒品，杜月笙多次与戴笠、孔祥熙合作在香港、重庆甚至日军占领区之间运送毒品，倒卖稀缺物资，大发国难财。这一切如果没有得到蒋介石默许，是基本不可能实现的（当然了，肯定不是白白默许的，你懂得）。
 
据传闻，巅峰时期，杜月笙控制了全世界鸦片、海洛因等毒品总量的40%。在这种情况下，鸦片越生产越多，内需消化不了怎么办？出口！到了中华民国后期，鸦片TMD居然成了我国出口创汇的拳头产品！民国的贩卖毒品生意进入全球市场，从欧洲到美国都有涉足，据美国政府的记载，在民国时期曾经收缴过大量外包装打着（中国）全国禁烟局的官方印记的海洛因毒品。
 
除了以委员长为代表的军阀自己坑自己，充当幕后黑手的日本人比英国人还狠，英国人卖中国鸦片是为了要钱，小日本则不一样，它们卖鸦片是为了要命。
 
日本人每占领一块地方，鸦片等毒品贩卖必然随之而来，吸食者也日益增多。如此一来，日本即能通过贩卖毒品赚取侵略扩张的军费，又能更好的通过毒品奴役殖民统治内的中国人。
 
“看到满洲的中国人走向堕落，是心满意足的。因为吸毒成瘾的人是不会去推翻殖民统治的。”
 
作为帝国主义的后起之秀，日本非常善于学习和吸取教训，他们目睹清朝自鸦片战争之后沦为西方列强的鱼肉，深刻了解到鸦片的泛滥给个人、社会和国家造成的危害。因此他们严厉禁止日本人输入、吸食鸦片，但另一方面却制定针对中国的毒品侵略。日本帝国主义对外发动扩张战争，吞并台湾、朝鲜半岛殖民地之后，便开始有计划的实施毒品侵略计划，先是开设官方垄断进口和制造鸦片，设置鸦片专卖制度，台湾、朝鲜人民有钱就可以购买使用，但严禁在台的日本人吸食鸦片。
 
除了走私鸦片之外，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开始在中国占领地还大肆引诱当地农民种植罂粟。早在1910年吞并朝鲜之后，日本就已经有在殖民地种植罂粟的经验，朝鲜在1933一1944年间，每年要种植6000-5000公顷，年产鸦片3.9吨，几乎全部运往中国。 6park.com
 
全面侵华时期，凡是日本所占领之处，必然就有大片罂粟花开，没有一处不是毒品泛滥。日本不仅在殖民地境内大量种植和制造鸦片毒品，还通过提纯制作吗啡、海洛因等更强效的毒品，进一步将中国打造成他们向世界各国提供各类毒品的种植和制作地。
 
1937年，当时的国联曾指出：“世界上百分之九十的非法“白面”（海洛因）、“麻药”（吗啡）都出自日人之手，经常是由日本或在日日人监督下，在天津日租界，大连及其他满洲、热河或中国城市所制造的。”
 
 
肆


1949年，新中国成立。
 
除了土改和追歼国民党残余军队之外，最重要的两件事，一是剿匪，二是禁毒（资料显示当时中国有两千万瘾君子）。
 
1950年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即今天的国务院）第21次政务会议通过并发布了《政务院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要求各级人民政府设立禁烟禁毒委员会，严厉禁种罂粟。政务院禁毒通令发布后，各级人民政府立即行动，纷纷成立禁烟禁毒委员会，全国各地进行了轰轰烈烈的禁毒工作。
 
其实早在东北，就于1946年8月25日公布了《查获鸦片毒品暂行办法》（11条）和《禁烟禁毒条例》（14条）两个文件，非常具体地规定了各项细则。华东的根据地早在解放战争时期，就开展了禁烟运动。如苏北区行政公署发布了《禁烟禁毒暂行办法》，严禁毒品的种运售吸，并向各地派出了工作队，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为标准，在烟毒严重的县市设立戒烟所。在具体查办毒品的时候，新中国采取了广泛动员群众的方针。在整个禁毒运动期间，共有130多万人进行了检举揭发。195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5月21日，政务院发布《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为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7月30日，中央批准了公安部《关于开展全国规模的禁毒运动的报告》。1952年8月10日，公安部一声令下，全国1202个禁毒重点地方和重点部门同时大规模地搜查缉捕毒品案犯，毒犯们纷纷落入法网，全国查出毒贩近37万人，逮捕8万2千余人。
 
在具体执行当中，那时更是充分落实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原则。一般来说，只要有检举立功表现的贩毒人员就不再追究刑事责任，而如果要是死硬到底则要受到严惩。于是在这种形势下，绝大多数毒贩一落网就立即进行积极检举，公安部门顺藤摸瓜，毒品交易网络便倾刻土崩瓦解。针对毒品的种、运、制、贩、吸等环节的实际情况，人民政府及公安机关采取“力劝两头，断斩中间”的策略，即规劝吸毒者不吸、种者不种（包括强制铲除），重点卡断流通环节，着重打击制毒贩毒。除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偏僻山区尚有零星种植罂粟外，全国大部分地区先后实现了禁种。



 新中国的禁毒运动，烧毁烟具
 
有三大原因是新中国短短两三年时间内彻底铲除为害百年的毒品的制胜法宝。
 
一是在高度集中统一的中央政府下建立强有力的具有禁毒职能的地方基层政权。新中国成立初期，各地在彻底摧毁旧政权的基础上，首先建立了过渡性的政权——军事管制委员会（这个单位权力非常大，而且都是由身经百战的军人组成，贯彻执行中央的决定丝毫不打折扣）。而军管会的职能之一，便是没收一切隐藏在民间的反革命分子的武器及毒品等违禁品。
 
二是强力剿灭各地的土匪以及叛乱武装。解放战争胜利后，蒋家王朝的军队大部分被消灭，一少部分化整为零，占山为王，与新生政权进行武装对抗。大家都知道当年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埋葬蒋家王朝，其实更加具有传奇色彩的是，解放后中央政府抽调百万雄师在全国各地与土匪和叛乱武装殊死搏斗。解放军以压倒性优势在短短两三年内将土匪以及各地占山为王的蒋军几乎全部铲除干净，仅在湖南湘西一带，就有20余万人枪毙的枪毙，关押的关押。至此，在铲除毒瘤的同时，为祸千年的土匪问题也彻底解决。另外，借助军管会和公安部的力量，将寄生于都市中的毒瘤——反动会道门、帮会流氓势力肃清。这使毒品的生产、流通丧失了引进者、保护者，原先贯通整个中国的四通八达的黑色网络，至此被拦腰斩断，毒品的巢穴彻底倾覆。
 
三是发展农业由政府贷给种子，帮助穷苦的农民以油菜、玉米、小麦来代替罂粟的种植，从而解决了烟农的生计，甚至农业作物的种植比罂粟种植的利润还要大，使禁烟能在一个切实可行的基础上进行。
 
至于那些瘾君子，人民政府也并未放弃他们。除了积极救治，在各地设立禁毒所，配以药物治疗以外，也督促其参加劳动，供给其充分的粗粮（那时条件不好，温饱问题都没完全解决），慢慢这群人也就戒断了烟瘾。
 
至此，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新中国以“无毒国”享誉世界近三十年，这在世界禁毒史上是举世公认的奇迹。直到改革开放后，毒品才再一次卷土重来。
 
 
伍
 
改革开放以后，国外的毒品被毒贩子们通过各种匪夷所思的招数将毒品运进中国。目前，中国的毒品两大境外来源分别是金三角——缅甸，金新月——阿富汗。当然，国内的毒贩子也与时俱进，更有甚者冒充学生去问大学里的化学教授如何合成某种化合物（冰毒的中间产物）。我没有兴趣在这篇文章里详细分析这两大地点的制毒贩毒坎坷曲折的经历，也没兴趣去讲述国内那些人渣们的故事，只想谈谈我们国家当前的毒品形势。
 
根据最近发布的《2018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2018年，全国共破获毒品类犯罪案件10.96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3.74万名，缴获各类毒品67.9吨。
 
截止2018年底，全国的现有吸毒人员首次下降，目前有240.4万人。其中18到35岁的吸毒人员为125万人，占全部比重的52%。18岁以下吸毒人员为1万名，占0.4%。新发现35岁以下吸毒人员同比下降31%，国内毒品形势呈现整体向好、持续改观的积极变化。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以甲基苯丙胺为代表的新型合成类毒品早已逐步取代最初期的鸦片，其成瘾性更强，几乎就是一次吸食，终身戒毒，通常最终因吸毒过量而死，毒瘾并不难戒，难戒的是心瘾。
 
2019年5月，《破冰行动》热播，许多网友大骂编剧，认为结局过于悲惨，心理无法接受。其实真实的故事远比电视剧还残酷，塔寨村的原型就是广东省汕尾市下辖的陆丰市博社村。2012年9月，在缉毒警顺藤摸瓜准备调查博社村却苦于无法下手的时候，当地的一位村民在制毒时意外发生爆炸，撕开了这个毒村的面纱。警方和消防人员在清理现场的时候发现了大量制毒工具，一场上千人的抓捕缓缓拉开帷幕。
 

真实的博社村抓捕图片

 
在这些抓捕的背后，是缉毒警察们超高的殉职率。
 
知乎上有一个问题，问为什么《湄公河行动》里给狗都立墓碑了，怎么牺牲的警察连个碑都没有。一个悲壮的回答是，为了防止家人祭扫，否则毒贩子会偷偷跟踪警察的家属，然后打击报复。因此，许多时候，送行殉职缉毒警察的新闻里，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图片。
 

全员打码的追悼会新闻照片

 
每一次的抓捕，都是缉毒警察与毒贩们以命相搏。据中央电视台报道，在一次抓捕过程中，为了保存证据，缉毒警冒死扑向毒贩点燃的汽车，在随时都会爆炸的情况下硬是将毒品从车中取出；四川自贡的缉毒民警在抓捕过程中被嫌疑人开车拖行20余米，不顾伤情，与同事将毒贩擒获。别处不说，仅云南省公安机关平均每年有20余名公安民警英勇牺牲，60余名致残，数百名因公负伤。
 
最后，我想说说那些落在中国政府手里的洋毒品贩子的境遇。中国对于贩毒问题从来都是零容忍，在这一方面，中国政府向来“一视同仁”。
 

 英国毒贩阿克毛
 
2007年9月12日，阿克毛从塔吉克斯坦携带4公斤海洛因抵达新疆乌鲁木齐被查获，后被判死刑并于2009年执行注射死刑。而在阿克毛被处决前夕，英国政府曾展开与中国的“疯狂谈判”，时任英国首相布朗不仅向中国领导人递交请求书，甚至要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申请“宽大处理”。而英国媒体也是着力渲染阿克毛的案子，在BBC的新闻里，一会儿家属不远万里忧心忡忡来到中国，一会儿广大英国人民认为处死阿克毛不利于两国关系发展，给中国政府各种施压。不过，中国政府就一个态度，那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不好使。
 
2011年2月11日，菲律宾5名毒贩被中国最高法院终审判决死刑，3人立即执行，2人缓期2年执行。当时，时任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在替毒贩求情时，甚至拿两国关系说事，称中国是否宽恕毒贩“将测试已承诺改善的两国关系”。而一些不够冷静的菲律宾议员甚至要求政府重新考虑废除死刑的决定，以与中国“公平对等”的方式处死在菲律宾贩毒的中国人。中国政府还是那句话，天王老子来了也不好使。
 
在中国因走私贩毒被捕的外国人中，日韩人数最多的，在2010年到2016年间，共有6名日本人因毒品犯罪在中国被判处死刑。另据韩联社报道，中国2014年以来已经处死至少4名韩国毒贩。除了这些国家外，还有南非，俄罗斯等国毒贩在华被判死刑。
 
2018年11月20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走私毒品罪判处加拿大籍毒贩谢伦伯格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十五万元，驱逐出境。宣判后，罗伯特·劳埃德·谢伦伯格当场炸锅，声称在加拿大才判两年多，你们这什么毛病，判这么多年干毛线啊，于是提出上诉。
 

 罗伯特·劳埃德·谢伦伯格
 
2019年1月14日，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加拿大籍被告人罗伯特·劳埃德·谢伦伯格依法进行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以走私毒品罪判处被告人谢伦伯格死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求锤得锤）。谢伦伯格上诉。2019年1月15日，加总理特鲁多称中国随意作死刑判决。同日，加拿大外长弗里兰宣称，加拿大已要求中国饶谢伦伯格一命。2019年5月9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加拿大籍上诉人谢伦伯格走私毒品上诉一案依法进行二审公开开庭审理，目前尚未宣布判决结果。
 
禁毒的战争永远都在继续，中国不会再当“东亚病夫”，中国也不会成为下一个墨西哥，这个古老的民族对毒品的危害体悟最深，它曾陷于鸦片的泥沼中而不能自拔，险些毁掉一切。最后，以《湄公河行动》里的一句台词结束本文：
 
你之所以看不见黑暗，是因为无数勇敢的人把黑暗挡在了你看不见的地方。
 
向英勇的人民缉毒警察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