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三年多交锋，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已经显露无疑，那就是以加征关税为筹码，要求中国购买美国产品、减少美国贸易逆差，推动中国进行市场机制改革，为美国海外企业提供良好经营环境。至于中国政治体制、人权状况和意识形态，都不在其关注范围之内。
不过，美国政治体制决定了，特朗普政府只能代表官方立场，而不能代表美国社会的整体态度，更不能代表在野党的对华态度。相反，美国社会以及在野党的言论，倒是往往会对官方政策形成一定制约。
本期专栏拟从民众、企业、学界和政党角度，分别阐释美国社会对中国的看法，希望更加立体、全面地认知美国。
普通民众
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这半年没有新的调查数据，只有去年8月底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可供参考。该报告显示，贸易战开启后，美国民众对中国持好感的比例较前年略有下降，从44%减少为38%。其中，30岁以下的年轻人持好感的比例相对较高，年纪越大的美国人，对中国持好感的比例越低。对中国持有负面看法的美国民众为47%，与前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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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皮尤美国民众对华态度调查报告，来源：PRC
分项来说，62%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持有巨额美国国债，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27%的人认为比较严峻；58%的美国人认为来自中国的网络袭击问题非常严峻，29%认为比较严峻；大约50%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对全球环境的影响、美国工作岗位流向中国、美中贸易逆差以及中国人权问题非常严峻，34%-30%的人认为比较严峻。
将以上数据与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对照，可知两者高度重合。除了较少关注中国人权外，特朗普政府几乎呼应了上述美国人担心的所有问题。这意味着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并非无源之水，而是拥有深厚的民众根基。
长时段来看，美国民众对中国持好感的比例，从2012年起开始减少，下降至40%以下，只有2017年是个例外。也是从2012年，美国民众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比例，一跃升至40%以上，2014年和2016年都达到了55%，开创最近13年来最高纪录。
将2018年数据放在2012-2018年期间中衡量，可知38%的好感比例位居第三，仅比2012年和2017年稍低；47%的负面看法比例位居倒数第二，仅比2012年稍高。
据此可以推论，美国民众对中国抱有好感的人数，在最近六年中算是偏高的，而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人数，在最近六年中算是偏低的。也就是说，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并没有随着贸易战而出现恶化。

2018年皮尤美国民众对华态度调查报告，来源：PRC
大小企业
企业是由民众组成的，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都能在美国企业身上看到影子。他们对中国崛起带来的冲击同样深有感触，也希望美国能够抑制中国，继续保持自身强大。但是，各企业与中国市场的利益关联程度不同，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对特朗普贸易战的支持力度，也就千差万别。
美国传统行业如钢铁、铝、煤炭、洗衣机、太阳能面板等，过去几十年来深受中国制造业冲击，或面临着中国产品激烈竞争，因而对特朗普加征关税积极支持。汽车产业的情况稍微复杂，工人觉得进口越少越好，是特朗普关税大棒的忠实拥趸；制造商则不愿看到成本上升，大多反对加征关税。
美国农业和高科技产业是两个时代的产物，一个代表了过去，一个代表了将来，但是两者都高度依赖中国市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相近。2018年前，中国是美国农产品(000061)第一出口大国，半导体则是从中国市场获利最多的行业。在“中国营收占公司年收入比重”排行榜上，除了百盛和永利，前十名美国企业都集中在半导体领域。这种利益关联决定了农场主和半导体企业，在贸易战中不可避免地沦为“炮灰”，因而怨气满腹。
以沃尔玛、百思买（Best Buy）、柯尔百货、杰西潘尼、家得宝（Homes Depot）为代表的美国零售巨头，需要从中国集中采集货物，同样要承受贸易战造成的成本增加。6月中旬，多家美国零售商联名致信特朗普，要求停止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总之，连接中国市场的美国农场和各个产业巨头，都不希望通过贸易战解决问题，中小企业、工人、农民以及普通民众，则多支持特朗普的强硬政策。6月21日向白宫递交公开信，盛赞特朗普努力解决美中贸易失衡的“繁荣美国联盟”（CPA），就是后者的一个典型代表。该组织声称自己代表着410万个美国家庭的利益。
专家学者
7月3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傅泰林、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史文、前美国务院代理助卿董云裳和前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联合起草了一份致总统和议员的公开信，征得百人署名后发表在《华盛顿邮报》上。

《中国不是敌人》公开信，来源：华盛顿邮报
这份由学界和外交界人士发表的公开信，阐释了一种不同于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观念。该公开信认为，中国近年的内政和外交变化，确实对美国构成了严峻挑战，美国必须进行坚决和有效的应对。但是，中国没有对美国的生死存亡构成威胁，不是一个经济敌人，而且中国也不是铁板一块，很多官员和精英愿意采取克制、务实和真诚合作的态度。
在此基础上，傅泰林等人强调打击和孤立中国，并且向盟国施压，既不能有效阻止中国继续崛起，又会破坏美国的国际形象和声誉，并损坏所有国家的经济利益。最明智的选择是与加强盟国合作，创造一个支持其经济和安全目标的持久联盟，开拓一个更加开放与繁荣的世界，并允许、鼓励中国参与新的或修正后的全球机制。
显然，与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相比，美国学界和外交界对中国的认识相对乐观，并不认为双方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他们依然希望美国延续奥巴马时期的战略，通过团结同盟、和平竞争，而非贸易战和行业打压，维护美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
民主党人
随着2020年大选党内初选拉开帷幕，美国民主党人的最新对华立场初露端倪。纵观这些党内参选人的演讲，可知其既有不能接受美中贸易现状的共识，又有各自不同的对华立场。
以桑德斯、沃伦为代表的强硬派，在国内议题上完全不同于特朗普，但是在对华贸易战上高度一致。两者都认为，应该充分利用加征关税、更新贸易协定等手段，维护美国工人利益。可以想见，如果桑德斯或沃伦竞选成功，美国内政可能会有所调整，但是对中国施加的压力，不会明显减少。
前副总统拜登、来自农业州的克洛布彻、来自高科技州的哈里斯等，则秉承民主党传统理念，反对动用关税解决问题，而是主张与盟国进行合作，迫使中国改变“不公平贸易”。他们的主张，似乎比较接近奥巴马政府酝酿TPP协定时的思路。

美国前副总统拜登，来源：维基
唯一的华裔参选人杨安泽、年轻的布蒂吉格等，还没有明确其对华政策。前者只是强调美国不要疏离盟国，不要过度参与海外争端；如果他当上总统，拥有与中国打交道的先天优势。后者不赞同中国政治经济体制，也强调必须改变“不公平贸易”，但是反对毫无计划的关税战。至于具体怎么做，杨安泽和布蒂吉格都语焉不详。
从以上分析来看，美国社会对中国的负面看法确实在上升，多数人都认为中国对美国经济造成了伤害。受这种负面看法的推动，各个总统参选人制定的竞选纲领，都不得不抛出“中国威胁论”，显示自己在贸易逆差、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岗位流失等问题上的强硬姿态。他们的区别，主要在于如何应对，即像特朗普那样直来直去，还是像奥巴马那样迂回限制。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美国社会并没有完全对中国失去信心。毕竟还有接近40%的美国民众对中国抱有好感，还有很多专家学者认识到中国拥有克制、务实、合作的一面，不少总统候选人也主张以和平竞争方式，而不是以直接压制的方式进行对抗。
目前阶段，美国对华外交完全取决于特朗普，而特朗普相信的，又是以莱特希泽、库德洛、博尔顿、纳瓦罗等人为代表的鹰派智囊，上述温和派声音很难进入决策圈。只要特朗普在台上，中美之间的碰撞就少不了。但是，长远地看，美国选举政治决定了，温和派仍有发挥效用的余地，毕竟特朗普连选连任还不是板上钉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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