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蓬国
今年6月，云南省昭通市绥江县通报了一起违反组织纪律的典型案例，两名女干部因拒绝组织提拔而被严肃处理一事引发当地热议。这一新闻上网后，引起强烈反响。去年8月，绥江县委启动了干部考察工作，经考察调研，该县一位乡镇科员和县财政局一位股长在被考察干部中分列第一、二名，县委拟将二人提拔为乡科级副职领导干部。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组织谈话过程中，两人竟先后拒绝接受组织工作安排。这被定性为“忘记了初心，无视纪律规矩，与组织讨价还价”。最终两人被分别处以警告处分和通报问责。（7月20日《中国妇女报》）
“两女干部拒绝提拔被处理”事件引起争议，普遍认为双方都有错，两名女干部有私心，组织部门强人所难。我以为，板子都应打在组织部门身上，因为拒绝提拔而问责处分干部，既无情且无理。
两名拒绝提拔的干部的确有私心，但就能因此给她们扣上“做‘老爷’享清福”“怕担重任，不想作为”的帽子吗？她们是干部，也是人，是人就有私心，这是常识。“新婚之夜抄党章”貌似没有私心，实则令人恶心。如果非要将“舍小家为大家”绝对化，岂不是与中央要求“搞好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背道而驰？
就事论事，两名女干部的私心并不过分，可以理解。其中一名女干部刚生完二胎，非要她在这个时候从县城调到乡镇工作，确实会带来哺乳等实际困难。作为一名干部，同时也是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的母亲，她既要对工作负责，也要对家庭负责。组织部门非要“赶鸭子上架”，命令她此刻远离家庭赴任，多少有点不近人情。
即便她违心接受组织安排，也不能全心全意投入工作，很有可能既敷衍工作，又照顾不了婴儿。她在这种情况下拒绝提拔，其实也可以理解为对工作负责的态度。组织部门即便完全不考虑她的私心，也应该从工作大局考虑，要么等她用一两年时间安顿好家庭再上任（估计这种可能性不大），要么重新从基层物色人选，选拔既想进步，又不必远离家庭的干部，岂不是更好？
涉事组织部门不食人间烟火，不体谅干部难处也就罢了，他们还蛮不讲理，胡乱问责，简直是不可理喻。既然两名女干部在考察中成绩分列第一、二名，那就说明她们平时工作认真负责，是公认的好干部，岂能因为她们由于身体和家庭原因不接受提拔，就责备她们“做‘老爷’享清福”“怕担重任，不想作为”？这又何尝不是无中生有的污蔑呢？
至于“拒不执行党组织的分配、调动、交流等决定”“与组织讨价还价”的指责，更是无稽之谈。既然只是考察阶段，尚无“决定”，又何来“拒绝”？组织部门在选拔干部的过程中，没有充分听取和尊重考察对象的意见，说明工作方式简单粗暴，应该自我检讨，岂能颠倒是非，倒打一把？
关于此事，有网友留言称：“（基层干部）干活多，责任多，问责多，出汗多，挨批多，不理解多，抱怨多，挨骂多。我是一名最基层的包村干部，每天早上点名，各口领导按排很多工作，主要领导再做部署，再提问昨天工作的完成情况，没完成会把你批得找个墙缝钻进去。好不容易过了这点名关，开着自己的车，烧着自己的油到村里，给村里的领导按排工作，有些好村配合你，有些搪塞你。工作落实不下去，明天挨批你继续，为了不挨批你得领着干吧。睛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
基层干部究竟有多难、多累，由此可窥一斑。中央将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年”，并印发《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可见基层形式主义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基层压力已经到了足以压垮干部的程度。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地方组织部门应该反思是什么原因造成造成基层干部人员不足，干部不愿意下基层，而不是简单地处理问责干部，更不能不近人情、不讲道理地胡乱扣帽子